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第四章、第五章）

第四章：党的刀把子

许多最终被“再教育”的人都在被政法委标记后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乌鲁木齐警方记录显示，当政法委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如某家突然有外人来访、有人驾驶不在自己名下的汽车¹、接到海外电话²或使用“快牙”等文件共享应用程序³——政法委会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个预测性警务系统）向居委会和警方推送此类所谓“微线索”。在警方的报告中，这些通常无害的行为被称为“敌情”⁴或“重要情报”。⁵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和田举行反恐维稳誓师大会 / 天山网 2017年2月17日（链接）

政法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党内机构，负责监督“政法系统”，⁶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和其他安全机构，例如负责情报的国家安全部。⁷在各级行政单位中，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最终要通过政法委对党负责。习近平把政法系统称为党的“刀把子”（毛泽东语），并表示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群众手里。⁸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法委通常是一个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协调性机构。⁹但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层进行了数百万个调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政法委管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将186万9310名使用过“快牙”的维吾尔人标记出来。¹⁰这个庞大的数据可能包括了阿纳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为使用该软件。

政法委通过一个强大的新机构——反恐维稳指挥部来运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ASPI在本报告中对这个指挥部首次作出报道。¹¹新疆自治区级反恐维稳指挥部成立于2016年9月，¹²隶属于政法委。它拥有协调统领党、政府、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强大能力。¹³随后，自治区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立了维稳指挥部。¹⁴

来源: ASPI

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¹⁵在2017年后建造了两个新的拘留设施，¹⁶同时，当地政法委下属的维稳指挥部在2018年雇佣了370名工作人员。他们工作时身着军装，¹⁷其中有31名员工在所谓“教培中心调度室”工作。¹⁸巴音郭楞和乌鲁木齐的预算文件显示，当地的政法委还负责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操作。¹⁹

信息不只从政法委到“三位一体”机制单向传播。基层官员也会把日常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一体化作战平台。²⁰当局把在押或被拘留过的人称为“三类人员”，²¹被认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信息和行动轨迹都会被录入到系统里，并定期更新，就像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样。²²

官员们也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交流。²³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获得绩效评分并被分配任务。2019年，王松莲（Maya Wang）和她的团队对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将该平台称为一个“系统的系统”。²⁴除了基层社区外，一体化作战平台还从加油站、街上的警察关卡和学校吸取数据。

这种关键技术能力给了新疆政法委官员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为新疆镇压的中心，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运动式治理的产物，也是中国官僚体系内在灵活性的证明。²⁵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政法委就像一个政治动员和动荡的晴雨表。政法委在1958年大跃进的顶峰期成立，²⁶当时拥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诱因。²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动荡之后，政法委退居二线，并在1988年被解散。但在天安门事件后，政法委在1990年被重启。²⁸许多学者认为，政法委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切割。²⁹

自2002年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后，“维稳”耗资巨大、呈现产业化的迹象，周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维稳沙皇”。³⁰习近平上台后，周永康于2013年落马，此后政法委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和影响力均受到削减。³¹为了肃清周永康时期留下的“余毒”，习近平于2020年在政法系统内部展开了另一次清洗，以确保政法体系的绝对忠诚。³²

虽然政法委在中国其他地区被认为有所衰落，但新疆政法委近年来的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却在上升，职能也在扩大。³³这一趋势与以往的大型政治运动的模式是一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另一个可能导致了政法委在新疆地位突出的因素：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朱被一些记者认为是再教育营的设计师，³⁴并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个名为“大政法委”的治理模式。

朱海仑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³⁵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朱接替了被免职的栗智，成为新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为了恢复秩序，朱提出了“大政法委”的概念，³⁶以求革新维稳工作，具体方法包括加强情报搜集、提高各警卫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基层动员。³⁷

更重要的是，“大政法委”也标志着乌鲁木齐对网格化管理和“三位一体”机制的早期实践。2010年，“大政法委”在乌鲁木齐的四个中心区搞试点，其中就包括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水磨沟区。试点一年后，乌市新增了16900个监控摄像头、16个居委会和八个派出所，每个居委会的开支和工作人员是原来的三倍多。³⁸

在陈全国上任后，朱海仑于2016年11月复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第二年，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后来被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³⁹

第五章：把法律变成武器

在政法委的领导下，新疆的政法系统推动了两场运动中最具压迫性的政策，包括法外拘留体系和正式的监禁制度。据估计，这两种制度分别拘留了数十万人，而且往往未经过正当程序。⁴⁰

与过去的“运动式执法”类似，⁴¹在新疆的运动中，执法决定往往仓促、严厉又任意。为了满足运动的需要，高级官员颁布了与现存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新规。在基层，官员则公开夸耀不按法律规定行事，并获得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的支持。各级官员被要求向党宣誓效忠，保持“政治坚定”。

来源：新疆监狱系统广大党员干部集体发声亮剑 / 新疆监狱管理局 2017年6月10日（链接）

2014年，在反恐运动开始几天后，新疆高级警官马飞写道：

“对辖区最不放心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请别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头就落地了。打击极端宗教宁可过激不可放纵……”⁴²

马飞的话后来被国家媒体和一家知名的智库报道。⁴³, ⁴⁴

同年，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将把审判工作与揭批工作相结合，开始召开公判大会。⁴⁵如本报告第二章所述，公判大会是一种政治表演，在当代中国已被取缔并受到广泛批评。

2014年5月，新疆北部城市伊宁市举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公判大会。被指控为“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的人被一车一车拉到体育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的头被警察按着，在7000人的注视下被判刑。⁴⁶

来源：新疆伊犁州举行公判、公捕、公拘大会 对55名被告人公开宣判 / 人民网 2014年5月27日（链接）

时任伊宁市政法委书记黎明辉在现场表示要“以雷霆之势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绝对取得反恐维稳严打这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⁴⁷第二年，黎明辉的上级领导、时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指示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加大公开审判力度，到案发地去，把公开宣判与公开揭批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审判效果，有力震慑暴恐犯罪分子，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⁴⁸

2016年，阿勒泰市公安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反恐运动就意味着“从严从重顶格处罚”。

“新疆目前处于严打暴恐时期。严打就意味着从严从重顶格处罚，本来可以判缓刑的就判实刑；按照刑法可以判处3年或10年的，肯定判你10年。”⁴⁹

2014年，新疆高院还明确下令加快审判速度⁵⁰——这种策略类似于1983年的严打运动，当时约有170万人在4年时间内被判刑。⁵¹在严打期间，司法机关抛开正常的刑事程序，用所谓“联合办案”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审判速度，导致了大量不公正、虚假和错误的判决出台，包括死刑判决。⁵²在新疆，被拘留者的命运也由所谓的“政法联席会议”来决定。⁵³与新疆的镇压类似，1983年严打运动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导致56.3万人被判处劳动改造和再教育。⁵⁵

2017年，新疆书记陈全国多次指示官员做到“应收尽收”。⁵⁶同年，朱海仑作为政法委书记命令地、县级党委书记亲自监督再教育工作。⁵⁷然而，直到2018年10月9日新疆才修订了《新疆去极端化条例》以允许地方政府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及其他“教育转化机构”。至此，新疆的大批拘留和思想灌输设施才有了迟来的法律根据。⁵⁸

在这两次运动中，新疆官员的其他违法行为不胜枚举，包括判决书和记录的缺失，法律文件的编造，以及将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的宗教和文化行为定为犯罪。⁵⁹正如研究人员斌吉恩（Gene Bunin）指出，哪怕是在中国国内的背景下，新疆当局的执法方式也是“完全不合理并且严重违法的”。⁶⁰举例说明：

2017年9月14日，乌鲁木齐市SY-150号便民警务站的日志写道，拆迁项目在即，居委会干部曾试图强迫被拘留者的亲属搬离天山区明华街：

“你们家中有人被公安机关收押审查，你们不能再（在）这儿购房居住，如果你们不及时搬走，将你们全家收押。”⁶¹

来源：昌吉州代表团来乌鲁木齐市考察交流维稳工作 / 新浪新闻 2017年6月2日（链接）

2019年，一名新疆官员对“人权观察”表示，在再教育运动的一个时期里：

“每个地区都下了抓人指标，于是我们开始到处乱抓：跟邻居吵架的，街头打架的，酗酒的，游手好闲的；我们把这些人抓来，指控他们搞极端主义。中心的空间收不了这么多人，他们就盖新的……”⁶²

乌鲁木齐警方文件也揭示出基层官员的类似的行为。一份警方报告称，2017年，维吾尔男子伊克热木·伊明被拘留，后来在达坂城拘留所接受再教育，他在那里感染了乙肝和梅毒。⁶³拘留所不仅没有为他治疗乙肝，而且不允许他的妻子给他送药。伊明被告知，他被拘留只是因为“社区民警凑数字”。⁶⁴据估计，达板城拘留所能够同时关押一万人，是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拘留所。⁶⁵

2017年10月3日，维吾尔妇女古孜力阿依·买买提司拉木被幸福路派出所拘留。她被认为是“对社会不满的不放心人员”，因此被送入再教育营。⁶⁶艾可帕尔·吐尔逊的情况相似。警察记录写道：“自2014年与妻子离婚后，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电话也多次更改，无法联系，2018年3月8日回到乌市，经社区园桌会议研判，因此人居无定所，无固定收入，不易管控，2018年3月10日教育转化。”⁶⁷

来源：坚定理想信念 对党绝对忠诚 做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检察官 / 微博@新疆检察 2019年2月22日（链接）

新疆“严重违法”的执法行为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施行严刑峻法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极端例证。通过法律改革，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巩固集权，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司法机构。中国法律专家卡尔・明兹纳（Carl Minzner）认为，通过这一过程，中国远离了程序问责和司法独立的概念，⁶⁸公开“与法律对立”。⁶⁹

讽刺的是，在这种转变发生的同时，官方舆论把“依法治国”称为中共治国的基石，“依法治国”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个关键方面。⁷⁰新疆党委成立了“依法治疆委员会”，由陈全国担任主任。⁷¹

“依法治国”一词曾经和社会正义与公平联系在一起，⁷²并在1999年被写入中国宪法。⁷³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词现在指的是马列主义层面上的法律，即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并遵循中国古老的法家思想，认为严刑峻法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⁷⁴

“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习近平在一次2018年的讲话中说。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