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专题页面：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

问题

自2017年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¹在中国被大规模关押的报道问世至今，大批文献已经记录了近年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型人权侵犯。²然而，外界对于中国庞大而不透明的党国体制内的实际肇事者了解甚少，常将责任广泛地归咎于中国共产党³、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⁴，或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⁵。

为了厘清责任，必须调查中共党国是如何具体实行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及其中哪些部门和个人发挥了主导作用。目前，这方面的知识空白也使跨国公司和组织在有意无意间同那些推动暴行的治疆官员交接，又令外国政府无法作出针对性政策回应。

眼下，国际社会正在辩论新疆的近况是否构成种族灭绝，⁶而中国官员则正在积极清除相关证据，并噤声学者、记者，以及受害人和家属⁷。立刻展开对新疆治理的调查至关重要。

解决办法

新疆地区的人权危机仍在持续，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记录并分析了2014年至2021年中共党国在新疆采取的治理机制。为此，报告作者找到并仔细研究了数千份中文资料⁸， 包括从未被发表过的外泄的警方记录⁹和政府预算文件。ASPI已将这些资料档案公开，以供他人研究使用。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报告将提供证据基础，为政策回应（包括可能的制裁）提供参考。对普通公众和任何与新疆和中国有更广泛利益联系的人而言，本研究项目可以为风险分析和道德考量提供信息。

中共用以治疆的官僚体系构架和方式与全国性的政策密不可分。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会加深一些读者对中共党国体系、和其不稳定性的了解。

摘要

本项目分为两部分：

一份中共治疆的组织结构图。这张交互式结构图简要地介绍了170多个自2014年以来参与新疆治理的党、政、军和混合行政实体；图中也包含其他内容。¹⁰

本报告。本文着重描写在最新一轮中共党国对维族人的打压中使用到的治理手段和官僚结构。

本文结构如下：

第一章：背景

这一章将简要介绍2014年新疆的反恐运动和2017年的再教育运动。在2014年左右，中共官员们认为维吾尔社会出现了极端化的问题，并由此启动了这两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以系统性地改造新疆地区和其原住民群体。

第二章：大型政治运动的回归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ASPI发现，除了大规模拘禁和强迫劳动外，新疆居民还被迫参与政治表演，如大型公审、“大揭批，大声讨”、“发声亮剑”效忠宣誓、布道式的“大宣讲”、喊祝习近平身体健康的口号，等等。新疆民众被动员起来攻击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敌人，也就是所谓的“三股势力”和“两面人”。

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大规模政治运动“劳民伤财”（习近平语），中共党国仍然在新疆再次采用了这种方式。本章将分析党国对政治运动条件反射般的依赖，并分析“运动式治理”——一个在目前英文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中共政治制度的内在特征。

第三章：草根霸权

通过分析数千页外泄的警方档案，ASPI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对新疆的地方治理难得而深入的理解。本章重点介绍乌鲁木齐市一个维吾尔家庭的案例：2017年，时年18岁的阿纳依提·阿不力孜（Anayit Abliz）被发现曾使用过一个用来分享文件的应用程序，那年新疆有180万维吾尔人因为用过这一软件而接受官方调查。阿不力孜由此被关进再教育营，并最终被居委会“判刑”三年。名义上，居委会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志愿组织，实际上则作为最基层党组织负责对社会管控。在阿不力孜被关再教育营期间，社区干部在一周内六次去他家“入户”家访，仔细观察这家人的行为、判断他们的情绪是否稳定。

大规模政治运动常伴随着严苛的控制措施。在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期间，当局实施了五项国家和地方政策（包括在英文中首次由ASPI报道的“三位一体”机制），导致国家政权力量前所未有地贯穿进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政策赋予了新疆社区和村干部非同寻常的权力来监管居民的行动和情绪，在基层造成了荒诞的过度用警：一名双亲被收押的16岁维吾尔少女因为“情绪低落，有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对生活无望的文字”而被当成不稳定因素。社区民警因此找她谈心，社区干部也保证会上报关于她的信息。

在新疆之外，中共党国也在加强贯彻“基层治理”来动员群众帮助消除异议和不稳定因素，提高共产党在社会最底层的统治力。

第四章：“党的刀把子”

许多被捕的维族人都是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标记出来的。IJOP是一个“系统的系统”：官员们通过该平台进行沟通，并将数百万个调查分配给下级跟进。

ASPI在本文中指出：IJOP是由新疆政法委下、再教育运动的产物“反恐维稳指挥部”掌控。柯坪县委政法委2018年的决算文件称，当地的“反恐维稳指挥部”员工身着迷彩服，并远程监控再教育营。

中共的法律和秩序体系，即“政法系统”通过政法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法系统对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负直接责任。尽管习近平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削弱政法委的地位和影响力，近年来新疆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和职能不断增加。这是因为在中共的其他运动期间，政法委的影响力往往上升；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又控制了先进的监控技术。此外，2010年，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仑在乌鲁木齐提出了“大政法委”治理模式。在再教育运动中，一些外国记者认为朱是大规模再教育营的总设计师。

第五章：法律武器化

新疆的执法草率、严厉，而任意。为了实现运动的目标和指标，高层官员们颁布了许多和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新规；在基层，干部们则公开宣扬他们如何不再依法照章办事。官方媒体不时对这种声音进行正面报道和推广。ASPI发现，警方记录称乌鲁木齐市有街办官员曾威胁一些家庭，“你们家中有人被公安机关收押审查，你们不能在这儿购房居住，如果你们不及时搬走，将你们全家收押”。

虽然许多维吾尔人因文化或宗教表达而被拘留，也有新疆居民因为被指“对社会不满”，或是没有固定地址、稳定收入，而被“收教”或拘留。警方记录显示，看守所工作人员曾告诉维吾尔男子伊克热木·伊明，他原本不应该被收押，“都是你们社区民警凑数字把你放进来了”。据乌鲁木齐警方报告，伊明随后在全新疆和全中国最大的拘留设施中感染了乙肝（没有得到治疗）和梅毒¹¹。这使研究人员对新疆再教育营的内部条件产生更多疑问。

在新疆，法律变成了官方的武器；在全国范围内，习近平治下的法律改革使以往关于程序责任和司法独立的理想变得更边缘化。党国正堂而皇之地使用严法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消除社会上反对的意见。

第六章：一线总指挥

习近平经常引用古代中国名言“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是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在新疆，他们负责反恐和再教育运动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ASPI的研究人员把新疆过去七年的440多名县委书记汇编入一个数据库，并发现这些“一线总指挥”绝大多数都是汉族，现代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撰写本报告时（2021年9月），新疆没有一位县委书记是维吾尔人。这些数据说明中共多年前承诺的民族自治早被抹杀。在汉人主导的党国体制里，种族主义根深蒂固。

本章节将介绍新疆三位较有名的县委书记。第一位是药宁，他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是中国媒体的宠儿。从学生时代起，药宁就表达了对党国的无限忠诚。ASPI在巴楚县发现了9个新（扩）建的拘留设施¹²，在监督管辖这些设施的当地官员中，药宁位于金字塔顶端。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他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位亲近的同事也因过劳而去世。药宁称，他在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名言中寻找慰藉。

第二位是杨发森，他在反恐运动中开创了新的治理手段，并在最近被提拔为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他“富有创意”的宣传工作手法被当局称为“拜城经验”，并在反恐运动中成为新疆其他县模仿的样本。2015年，杨发森到北京在习近平面前作报告，称让受教育程度低的维吾尔青年接受劳动改造可以提升社会稳定，这种做法在后来的2017再教育运动中变得普遍。

药宁和杨发森都是汉人。本章介绍的第三位县委书记，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是维吾尔人。和大多数维吾尔官员一样，他任副职，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买吐送在2017年写了一封题为《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的公开信，恳请维吾尔人积极参与维稳工作，自此名声大噪。他代表着在意识形态上和当局同心合力的维吾尔官员阶层。虽然致力于为党服务，他们往往扮演着装点门面的角色。

第七章：“没有与稳定无关的部门”

在反恐运动和再教育运动中，很少有部门或官员能避开“维稳”工作的政治责任。有时，最无辜、最不起眼的政府机构也会执行压迫性的政策。比如，喀什林业局曾帮喀什市的多所再教育营管账一年。

本章，也是最后一章点出了数量惊人的、设计实施过新疆压迫性政策的党和政府部门。这些部门负责着两场运动的不同方面：政治宣传、再教育、“访惠聚”、强迫劳动和人口控制等。因为现有报道中极少有关于新疆政治宣传的分析，本章将重点讨论相关政策。

在新疆，再教育工作不仅发生在所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显要位置。在已经持续七年多的运动和密集的宣传工作中，党和政府企图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语言。目前，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被分配了虚构的汉族亲戚，被教导该如何布置和维护自己的家¹³，他们的庭院被“现代化”和“美化”¹⁴，而他们的古墓和清真寺却在被摧毁¹⁵。

第八章：结论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全国性的威权统治模式呈现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而且，新疆运动期间的一些治理手段曾先在其他地区被推行，而新疆的“维稳”手段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其他地区（包括香港）效仿的对象。

未来的学术研究应该进一步探寻当下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式治理和相应的政策影响。考虑到许多高级中共官员，例如习近平和朱海仑都接受过“再教育”劳动改造，并称当时的艰苦体验改造了他们的心性，学者们也应进一步研究大规模心理创伤是如何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循环往复。

附录

ASPI的研究人员整理了三份附录，其中列出了2014年至2021年在新疆自治区级、地级和县级的党、政、军等部门任职的主要官员。在本报告的第六章《一线总指挥》中，作者使用了第三份名单中的数据（过去七年中新疆440多名县委书记的姓名和基本信息）来分析和制图。虽然三份附录不会在此公开，ASPI或将考虑共享这些附录的请求。

第一章：背景

征服关系和殖民主义是新疆近代史的两个重要课题。自清朝起，中原政权一再试图宣称对新疆和其众多原住民群体的主权。跟随2001年美利坚合众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脚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将维吾尔人的异议和反抗归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¹⁶

2009年七五事件后，全中国发生过几起由维吾尔人主导的暴力事件，有些出于抗议，有些则属于恐怖主义性质。¹⁷之后，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新疆的动荡局面归咎于所谓“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¹⁸许多国际专家认为在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确实存在少量维吾尔武装分子，但他们几乎不对中国政权构成直接安全威胁。¹⁹然而，这一观点在中国国内的话语体系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而近年在中国国内推动了新疆政策的则是种族歧视、定居型殖民主义，和当局对“不稳定因素”的非理性的恐惧。²⁰

2014年4月，习近平访问新疆后表示大面积维吾尔社会已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感染，²¹并呼吁党政干部像对待老鼠一样对待“暴力恐怖分子”：“打早、打小、打苗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²²

2014年5月23日，根据中央党委和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一个由公安、国安和武警高级官员领导的跨机构工作组）的决议，新疆党委在自治区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反恐严打行动”。²³据《人民日报》报道，新疆自此成为全国反恐运动的“主战场”，并将采取“全民动员、超强硬措施和超常规特殊手段”。²⁴2015年1月，时任自治区书记张春贤领导的新疆党委宣布将反恐运动延长一年²⁵,²⁶。2016年8月，“柔性治疆”的张被解除职务²⁷, ²⁸。

接替张春贤的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²⁹他以维稳优秀而著称，在新疆和西藏都用亲自暗访抽查的策略来防止下层官员在维稳工作上掉队。³⁰英文研究界普遍认为在他的领导下，自2017年春天以来， 新疆有几十万到一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被抓捕并关押在中国当局设立的众多“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中。³¹

这些拘留营在官方话语体系外中被称为“再教育营”。陈全国指示，再教育营要做到以下几点：教育要像学校一样，管理要像军队一样，保安要像监狱一样。³²在新疆，人们常常因为无关痛痒的原因被拘，比如使用过某文件共享应用程序来下载音乐。³³被拘的人无法诉诸法律，并且要接受思想灌输，以及生理和心理折磨。³⁴

2017年的再教育运动是2014年反恐运动的延续。不过，在陈全国的带领下，2017年的运动有一个独特的五年计划。它的目的是彻底改变新疆社会：“一年稳住、两年巩固、三年基本常态、五年全面稳定”。2021年底，再教育运动将进入规划中的“全面稳定”阶段。³⁵此外，和2014年的反恐运动相比，2017年的运动扩展到了社会的更多方面，包括大规模强迫劳动、³⁶强制节育措施³⁷和更密集的思想灌输。³⁸

由于2014年的反恐运动和2017年的再教育运动在范围和强度上有很大不同，本文尽可能地将二者分开讨论。许多专家认为，这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已构成反人类罪³⁹或种族灭绝罪。⁴⁰

在国际社会的批评声中，新疆官员称大多数再教育营的“学员”已于2019年底被释放。⁴¹一些证据表明，一些安全级别较低的设施已经停用，⁴²被拘留者则被转移到强迫劳动项目或“社区管控”（类似于软禁）之中。⁴³官方统计数据还显示，自2019年以来，刑期漫长、缺乏证据的判决在新疆数量激增；⁴⁴同时，卫星图像证据显示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不断扩张。⁴⁵许多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有多个家庭成员被判刑，有些人的刑期长达 10—20 年。⁴⁶

第二章：大型政治运动的回归

从概念上而言，把当前发生在新疆的人权危机和世界历史上其他的人道主义灾难作比有深远的意义。然而，研究人员也必须在中国国内历史和政治的框架内评估2014年的反恐运动和2017年的再教育运动。在新疆，大规模监禁、再教育营和劳动改造等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和极端运动式治理的回归。⁴⁷

在大规模运动中，中国领导人经常把外来思想的涌入视作对社稷存亡的威胁。⁴⁸在新疆问题上，中共认为维吾尔人的异议或反抗源于极端主义这一“毒瘤”或“病毒”。⁴⁹因此党和政府必须团结和动员社会上的各个方面来一起对抗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在文革期间，敌人是“黑五类”；在新疆，敌人则是“三股势力”。毛泽东口中的“两面派”一词⁵⁰也在新疆流行起来。许多少数民族在被指控为“两面人”后被判刑。两面人指那些公开支持党、私下里却批评党的人。⁵¹

以往的运动仪式也回来了。新疆有的官员因为背不出陈全国的语录而受罚，⁵²居民们被要求齐喊对党忠诚的口号，并祝愿习近平主席身体健康。⁵³

2014年，习近平曾亲自下令让新疆的官员使用毛时代手段，鼓励邻里相互告密。⁵⁴此后，新疆各地纷纷举行“揭批”⁵⁵和被称为“发声亮剑”的公开效忠宣誓仪式，⁵⁶以及大规模“公判大会”。⁵⁷, ⁵⁸在公判大会中，嫌疑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游街示众并判刑。⁵⁹这种群众性的政治作秀在1988年被取缔，此后在中国其他地方偶尔出现时也饱受谴责。⁶⁰历史学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曾在2010年写道，公判大会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刑事司法中最具争议的因素”之一，使中国无法靠近国际水准。⁶¹

中共高层官员从一开始就视新疆2014年反恐运动为一场政治运动。2014年8月，时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场运动“决不是打几个暴恐分子的事，而是一场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严肃政治斗争”。⁶²

运动式治理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治理方式，需要集中资源、动员群众并暂停常规的官僚职能。⁶³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许多学者认为尽管运动式治理持续存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中，那些以巩固政治忠心为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控制的、精心管理的运动，目的多为促进经济发展。⁶⁴

但是在新疆，中共再度使用大规模政治运动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以人工制造出忠诚、服从和稳定。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1983年的“严打”运动相比，新疆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沿着民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期间共产党的实力、资源和权力都远大于从前，并拥有着卓越的监控技术。同时，运动中的新疆仍和世界紧密相连。

在新疆也在全国，中共党国表现出一种对大规模政治运动条件反射式的依赖。许多学者认为，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政策制定的一个核心特征。⁶⁵社会学家冯仕政视运动式治理为中共革命历史的遗产。冯指出，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想法具有先进性，因而有责任将更好的思想直接“灌输”进民众脑中。⁶⁶法学教授郎佩娟则将当局频繁进行运动称为一种“政治习惯”或“迷信”。⁶⁷

社会学家周雪光在2017年撰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这两种对立的手段长期在中国交替并存。⁶⁸运动可以被看作一种工具：当党国认为庞大的官僚机器出了问题时，会采用运动的方式来纠正。周雪光称，在中共70年统治当中，许多官僚结构为适应了运动的需要而变化，一些运动手段也转变成了常规。

经济管理学副教授李辉有着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政治运动最终反映的是党国所期待的治理结果与当前行政能力之间的差距。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持续有效性的常规治理是一种理想状态，可以无穷接近，但并不能完全实现。与之相比，运动式治理的存在就现阶段而言可能是一种常态。”⁶⁹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德国汉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称运动式治理为“游击式政策风格”，特点是“秘密、多变、迅速和意外”，与“政治问责、法律一致、程序稳定的民主规范”形成明显的反差。⁷⁰

理论上而言，毛泽东之后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⁷¹、江泽民⁷²和胡锦涛⁷³，都对政治运动持相似的消极态度。习近平的直系亲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监禁、再教育、死亡和酷刑折磨⁷⁴，他本人曾批评运动“劳民伤财”。1980年代，据说习曾问同事：“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⁷⁵

在大规模创伤和伤害的循环往复中，新疆的运动带有习近平的印记。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习近平至少三次在讲话中宣称“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完全正确”，“必须长期坚持”。⁷⁶

七年过去了。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打压并没有像过去许多运动一样几年后就失去动力。⁷⁷相反，当局试图永久地重塑新疆社会，并在2021年底前达到“全面稳定”的完美状态。这与周雪光的理论相符，即运动式治理可以过渡转化成为新的常规。⁷⁸

当地居民也担心这些运动可能已经成为新疆生活的新现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年，”来自新疆的汉族留学生孟优（Meng You，音）在2020年对人类学家白道仁（Darren Byler）表示，“所以感觉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每个人都不高兴。”⁷⁹

第三章：基层统治力

2019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和其他新疆公安部门使用的数据库泄露，记者耶尔·格劳尔⁸⁰获得了数千份警方文件，她随后与ASPI分享了文件的访问权限。

在众多文件中，本章重点关注一个维族家庭和他们社区的故事，以探讨新疆的运动里党国政权力量如何前所未有地贯穿进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家庭的遭遇是新疆基层动员的一个缩影。在基层动员的过程中，名义上服务居民的志愿组织社区居委会⁸¹演变为一个颇有权力的警方机关。如今它的新职能包括为维吾尔居民发放旅行许可证，⁸²在居民家中监督他们的行动和情绪，将一些居民送入再教育营，并对被拘留者的亲属进行类似于软禁的“社区管控”。

“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2018年11月11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居委会⁸³的工作人员护送两名居民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即再教育营）参加19岁的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审判。一份警方文件指出这两名男子是阿布力孜的父亲和兄长，⁸⁴年龄分别为52岁和24岁。⁸⁵

量刑听证会在一小时后开始。阿布力孜和他的家人坐在一张长桌边，对面是四名居委会工作人员。当地检察院（相当于中国的公诉机关）的四名代表坐在“主席台”上。这场名为“两告知一宣讲”的听证会旨在“告知学员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性质，宣讲党和政府依法宽大处理的政策”。⁸⁶

阿布力孜得知自己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原因是他在2017年使用过一个名为“快牙”的文件共享程序，以及虚拟专用网络（VPN）。⁸⁷警方文件写道：“对于此判决，阿纳依提·阿 布力孜表示使用‘快牙’软件他承认，但是他没有使用过翻墙软件，并且没有出示他使用翻墙软件的证据，对此判决他表示不服，存在异议。在阿纳依提·阿布力孜家人亲属的劝解下，最终他在告知书上签字。”

文件下一段写道，阿布力孜的父亲和兄长“听完告知内容后情绪稳定”，未向阿布力孜透露他的母亲已被“收教”的情况。

文件结尾写道：“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在中国城市地区，“社区”指几百到几千居民居住的地方。根据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⁸⁸但它同时也是党组织结构的最低层。居委会在农村的对应机构是村民委员会。⁸⁹

在社会主义单位制度和农村公社瓦解后，居/村委会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地方控制机构，帮助加强中国领导人口中的“基层治理”。⁹⁰中国前主席胡锦涛推动村委会通过竞争性地方选举进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而习近平则试图通过模仿毛泽东的群众动员手段来实现党对基层更直接的控制。

1963年，毛时代的“枫桥经验”⁹¹曾令当时的工作单位和公社大队靠动员群众来打击和改造所谓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敌人”。⁹²如今，习模仿这一“经验”，⁹³广泛利用居委会和村委会来扩大党在基层的能见度和控制力，以防止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产生。⁹⁴基层动员工作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铺开。新冠疫情期间，新疆以外一些地区的居委会不让旅行回来的居民回到自己的家，这种独断的抗疫方式受到许多批评。⁹⁵

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层治理仍在建设中，⁹⁶但在新疆，以社区为基础的控制机制得到了五项并行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检验和巩固。结合人工和自动的监控工具，当局将社区划分为小至十个家庭的微型治安单位，对居民进行归纳（profile）并先发制人地针对某些人（主要是少数民族），使他们在自己家里也无法拥有隐私和安全感。⁹⁷这些政策也针对其他被认为对稳定构成威胁的新疆居民，比如那些购买过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居民，以及一名曾经参与过核试验的退伍军人。⁹⁸

在新疆，家庭、邻居和居委会的含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两场运动中，许多居委会干部据报穿着军装，⁹⁹党员和普通居民都被动员起来执行情报和治安任务。这种将执法权重新分配给平民和民间团体的做法模糊了平民和干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界限。¹⁰⁰维吾尔诗人塔希尔·哈木提·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在再教育运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居住在乌鲁木齐，他写道：

“人们最终感到自己仿佛是警方的一部分，有一种互相监视和报告的味道。他们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同时也时常感到自己就是敌人。我开始在我周围的人、甚至我自己身上隐约感觉到这一点。”¹⁰¹

3.1 警务室

2012年的一项政策规定，在新疆每个社区和村庄都要有一个警务室，其中至少有一名警察24小时住在警务室里，另有三名辅警担任助手。¹⁰²到2018年，新疆共有9000多个警务室，其中7400个位于农村，2100个位于城市社区——一共配备了约10700名警察、30870名辅警和48010名民兵。¹⁰³此外，自2016年底以来，新疆还新建了数千个警察关卡，称为“便民警务站”。¹⁰⁴

3.2 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制度将社区划分为小型地理和行政单元，于2004年首先在北京实行，2012年广泛用于新疆。¹⁰⁵在每个单元中，一名网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收集信息，并向居/村委会和警方报告可能存在的问题。¹⁰⁶网格化管理的政治目的分为两个方面：扩大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加重社区的警卫设施。¹⁰⁷

3.3 “访惠聚”

“访惠聚”始于2014年，是一项政府授权的项目，将官员和一些平民（大部分是汉人）动员起来到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家里访问或居住。¹⁰⁸官员们与这些家庭“认亲”，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和监视，也有权决定是否把这家的成员送入再教育营（详见第7.3章节）。¹⁰⁹

3.4 “三位一体”工作机制

本文是英文世界关于“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最早的报道。这一机制始于反恐运动开始之时，后来在新疆全境实施。它确保每个社区和村庄都由居委会或村委会官员、警察和“访惠聚”工作队共同管理。¹¹⁰据报道，习近平在2014年视察新疆期间对该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¹¹¹

“三位一体”机制和1968年前后成立的“革命居民委员会”高度相似。“革命居民委员会”是由党员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在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最底层，并控制着居民的行动，房屋的卫生、装饰和人们的穿着。“革命居民委员会”最终造成了居民间人际关系的恶化，南京师范大学讲师陈辉写道，甚至“病态化”。¹¹²

在新疆，居委会或村委会是再教育过程的主要仲裁者。在再教育运动期间，“三位一体”机制每天至少举行两次会议：“早派工”，来分派“入户走访”和“调查”；“晚研判”，来决定在“调查”后采取什么行动，包括是否应将某些人送去接受再教育。¹¹³

有时候，一些人会在警察关卡被拦下，在当地警察局接受情报人员的审问，随后被送去再教育营。¹¹⁴当他们被释放后，又会回到“社区管控”之下。¹¹⁵

3.5 十户联防

在再教育运动的头几个月里，居民区的网格被进一步划分为由十户组成的微型单位。¹¹⁶这种超本地化的网格管理被称为“十户联防”。¹¹⁷

到2018年底，新疆据报道有超过6万个联户。¹¹⁸联户长，也被称为“十户长”，会接受官方培训，学习如何收集情报、¹¹⁹调查可能被送进再教育营的嫌疑人、¹²⁰进行“宣讲”、¹²¹指导日常反恐演习，和安排劳动岗位。¹²²根据表现，这些联户长会获得经济上的奖励。¹²³

在基层的警察和情报网络中，也有信息员的存在。乌鲁木齐市党校的一篇期刊文章称，信息员向联户长汇报，¹²⁴但警方报告显示，每个信息员都被以一串字母和数字代号称呼（例如DX18-2-80），他们直接向当地警察局的秘密警察报告（秘密警察的正式名称为国内安全保卫局，简称“国保”）。¹²⁵

被拘留者进入再教育营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其家庭成员都常常不会收到正式解释。¹²⁶一些案件记录显示，居委会有时会与再教育营联合起来安排听证会，但有时又不这样安排。听证会上，居委会有时会要求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员带来一封感谢信，并在判决后朗读。¹²⁷

没有异常表现

在阿布力孜被判刑前，他已经被拘留了至少八个月。泄露的警方记录显示，在此期间他的家人受到严密监视，他们的日常活动被记录在题为“被收押、教育转化人员情况”的报告中。

根据警方的报告，在2018年2月的一个星期内，一名杨姓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另外至少三名干部对阿布力孜家进行了六次记录在案的访问（表1）。

在此之前，2018年2月9日21点15分，“访惠聚”工作队的两个人来到阿布力孜家。¹²⁸

喀什地区使用的一份“访惠聚”工作手册要求工作队对他们的维吾尔“亲人”表达温情，并给孩子们糖果。手册中还列了一份清单，包含以下问题：“进门时家庭成员是否表情慌张、言辞躲闪？家里是否从来不看电视节目，只看 VCD碟卡？家里是否还摆放悬挂带有宗教色彩的物品？”¹²⁹

两名检查阿布力孜家的“访惠聚”干部在2月9日当天发现这家人在家看电视和聊天。一名官员询问了阿布力孜哥哥的健康状况，按照手册的指示表现出温情。他的母亲和妹妹当天没有外出。干部们报告说：“思想稳定，一切正常。”¹³⁰

2019年1月4日，距离阿布力孜判决听证会过去三个月，也是他即将迎来20岁生日的前几天，一名再教育营的官员打电话给居委会，说阿布力孜的手又受伤了。警方报告说，这只手之前摔伤过，“复发了”。该居委会官员将这一伤势告诉了阿布力孜的父亲，并观察其父了解情况后“情绪稳定，语气正常，没有异常表现”。¹³¹

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新民西街社区隶属于水磨沟区。2019年2月，在水磨沟区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共有552户家庭有成员被拘留。2月11日的警方文件显示，被拘留者的亲属“情绪有些波动，不停地到社区问情况”。

对此，派出所决定派遣警员更频繁地到那些提问的人家中去，以“做好在押人员亲属的思想安抚工作”。同一份警察报告还提到了一个辍学的维吾尔少女，她父母都被拘留接受再教育：

“（她）最近情绪低落，有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对生活无望的文字。社区民警对其做了思想工作，社区将会进一步关注此人动态， 及时上报信息。”¹³²

第四章：党的刀把子

许多最终被“再教育”的人都在被政法委标记后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乌鲁木齐警方记录显示，当政法委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如某家突然有外人来访、有人驾驶不在自己名下的汽车¹³³、接到海外电话¹³⁴或使用“快牙”等文件共享应用程序¹³⁵——政法委会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个预测性警务系统）向居委会和警方推送此类所谓“微线索”。在警方的报告中，这些通常无害的行为被称为“敌情”¹³⁶或“重要情报”。¹³⁷

政法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党内机构，负责监督“政法系统”，¹³⁸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和其他安全机构，例如负责情报的国家安全部。¹³⁹在各级行政单位中，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最终要通过政法委对党负责。习近平把政法系统称为党的“刀把子”（毛泽东语），并表示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群众手里。¹⁴⁰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法委通常是一个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协调性机构。¹⁴¹但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层进行了数百万个调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政法委管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将186万9310名使用过“快牙”的维吾尔人标记出来。¹⁴²这个庞大的数据可能包括了阿纳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为使用该软件。

政法委通过一个强大的新机构——反恐维稳指挥部来运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ASPI在本报告中对这个指挥部首次作出报道。¹⁴³新疆自治区级反恐维稳指挥部成立于2016年9月，¹⁴⁴隶属于政法委。它拥有协调统领党、政府、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强大能力。¹⁴⁵随后，自治区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立了维稳指挥部。¹⁴⁶

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¹⁴⁷在2017年后建造了两个新的拘留设施，¹⁴⁸同时，当地政法委下属的维稳指挥部在2018年雇佣了370名工作人员。他们工作时身着军装，¹⁴⁹其中有31名员工在所谓“教培中心调度室”工作。¹⁵⁰巴音郭楞和乌鲁木齐的预算文件显示，当地的政法委还负责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操作。¹⁵¹

信息不只从政法委到“三位一体”机制单向传播。基层官员也会把日常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一体化作战平台。¹⁵²当局把在押或被拘留过的人称为“三类人员”，¹⁵³被认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信息和行动轨迹都会被录入到系统里，并定期更新，就像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样。¹⁵⁴

官员们也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交流。¹⁵⁵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获得绩效评分并被分配任务。2019年，王松莲（Maya Wang）和她的团队对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将该平台称为一个“系统的系统”。¹⁵⁶除了基层社区外，一体化作战平台还从加油站、街上的警察关卡和学校吸取数据。

这种关键技术能力给了新疆政法委官员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为新疆镇压的中心，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运动式治理的产物，也是中国官僚体系内在灵活性的证明。¹⁵⁷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政法委就像一个政治动员和动荡的晴雨表。政法委在1958年大跃进的顶峰期成立，¹⁵⁸当时拥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诱因。¹⁵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动荡之后，政法委退居二线，并在1988年被解散。但在天安门事件后，政法委在1990年被重启。¹⁶⁰许多学者认为，政法委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切割。¹⁶¹

自2002年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后，“维稳”耗资巨大、呈现产业化的迹象，周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维稳沙皇”。¹⁶²习近平上台后，周永康于2013年落马，此后政法委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和影响力均受到削减。¹⁶³为了肃清周永康时期留下的“余毒”，习近平于2020年在政法系统内部展开了另一次清洗，以确保政法体系的绝对忠诚。¹⁶⁴

虽然政法委在中国其他地区被认为有所衰落，但新疆政法委近年来的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却在上升，职能也在扩大。¹⁶⁵这一趋势与以往的大型政治运动的模式是一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另一个可能导致了政法委在新疆地位突出的因素：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朱被一些记者认为是再教育营的设计师，¹⁶⁶并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个名为“大政法委”的治理模式。

朱海仑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¹⁶⁷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朱接替了被免职的栗智，成为新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为了恢复秩序，朱提出了“大政法委”的概念，¹⁶⁸以求革新维稳工作，具体方法包括加强情报搜集、提高各警卫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基层动员。¹⁶⁹

更重要的是，“大政法委”也标志着乌鲁木齐对网格化管理和“三位一体”机制的早期实践。2010年，“大政法委”在乌鲁木齐的四个中心区搞试点，其中就包括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水磨沟区。试点一年后，乌市新增了16900个监控摄像头、16个居委会和八个派出所，每个居委会的开支和工作人员是原来的三倍多。¹⁷⁰

在陈全国上任后，朱海仑于2016年11月复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第二年，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后来被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¹⁷¹

第五章：把法律变成武器

在政法委的领导下，新疆的政法系统推动了两场运动中最具压迫性的政策，包括法外拘留体系和正式的监禁制度。据估计，这两种制度分别拘留了数十万人，而且往往未经过正当程序。¹⁷²

与过去的“运动式执法”类似，¹⁷³在新疆的运动中，执法决定往往仓促、严厉又任意。为了满足运动的需要，高级官员颁布了与现存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新规。在基层，官员则公开夸耀不按法律规定行事，并获得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的支持。各级官员被要求向党宣誓效忠，保持“政治坚定”。

2014年，在反恐运动开始几天后，新疆高级警官马飞写道：

“对辖区最不放心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请别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头就落地了。打击极端宗教宁可过激不可放纵……”¹⁷⁴

马飞的话后来被国家媒体和一家知名的智库报道。¹⁷⁵, ¹⁷⁶

同年，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将把审判工作与揭批工作相结合，开始召开公判大会。¹⁷⁷如本报告第二章所述，公判大会是一种政治表演，在当代中国已被取缔并受到广泛批评。

2014年5月，新疆北部城市伊宁市举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公判大会。被指控为“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的人被一车一车拉到体育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的头被警察按着，在7000人的注视下被判刑。¹⁷⁸

时任伊宁市政法委书记黎明辉在现场表示要“以雷霆之势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绝对取得反恐维稳严打这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¹⁷⁹第二年，黎明辉的上级领导、时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指示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加大公开审判力度，到案发地去，把公开宣判与公开揭批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审判效果，有力震慑暴恐犯罪分子，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¹⁸⁰

2016年，阿勒泰市公安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反恐运动就意味着“从严从重顶格处罚”。

“新疆目前处于严打暴恐时期。严打就意味着从严从重顶格处罚，本来可以判缓刑的就判实刑；按照刑法可以判处3年或10年的，肯定判你10年。”¹⁸¹

2014年，新疆高院还明确下令加快审判速度¹⁸²——这种策略类似于1983年的严打运动，当时约有170万人在4年时间内被判刑。¹⁸³在严打期间，司法机关抛开正常的刑事程序，用所谓“联合办案”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审判速度，导致了大量不公正、虚假和错误的判决出台，包括死刑判决。¹⁸⁴在新疆，被拘留者的命运也由所谓的“政法联席会议”来决定。¹⁸⁵与新疆的镇压类似，1983年严打运动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导致56.3万人被判处劳动改造和再教育。¹⁸⁷

2017年，新疆书记陈全国多次指示官员做到“应收尽收”。¹⁸⁸同年，朱海仑作为政法委书记命令地、县级党委书记亲自监督再教育工作。¹⁸⁹然而，直到2018年10月9日新疆才修订了《新疆去极端化条例》以允许地方政府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及其他“教育转化机构”。至此，新疆的大批拘留和思想灌输设施才有了迟来的法律根据。¹⁹⁰

在这两次运动中，新疆官员的其他违法行为不胜枚举，包括判决书和记录的缺失，法律文件的编造，以及将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的宗教和文化行为定为犯罪。¹⁹¹正如研究人员斌吉恩（Gene Bunin）指出，哪怕是在中国国内的背景下，新疆当局的执法方式也是“完全不合理并且严重违法的”。¹⁹²举例说明：

2017年9月14日，乌鲁木齐市SY-150号便民警务站的日志写道，拆迁项目在即，居委会干部曾试图强迫被拘留者的亲属搬离天山区明华街：

“你们家中有人被公安机关收押审查，你们不能再（在）这儿购房居住，如果你们不及时搬走，将你们全家收押。”¹⁹³

2019年，一名新疆官员对“人权观察”表示，在再教育运动的一个时期里：

“每个地区都下了抓人指标，于是我们开始到处乱抓：跟邻居吵架的，街头打架的，酗酒的，游手好闲的；我们把这些人抓来，指控他们搞极端主义。中心的空间收不了这么多人，他们就盖新的……”¹⁹⁴

乌鲁木齐警方文件也揭示出基层官员的类似的行为。一份警方报告称，2017年，维吾尔男子伊克热木·伊明被拘留，后来在达坂城拘留所接受再教育，他在那里感染了乙肝和梅毒。¹⁹⁵拘留所不仅没有为他治疗乙肝，而且不允许他的妻子给他送药。伊明被告知，他被拘留只是因为“社区民警凑数字”。¹⁹⁶据估计，达板城拘留所能够同时关押一万人，是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拘留所。¹⁹⁷

2017年10月3日，维吾尔妇女古孜力阿依·买买提司拉木被幸福路派出所拘留。她被认为是“对社会不满的不放心人员”，因此被送入再教育营。¹⁹⁸艾可帕尔·吐尔逊的情况相似。警察记录写道：“自2014年与妻子离婚后，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电话也多次更改，无法联系，2018年3月8日回到乌市，经社区园桌会议研判，因此人居无定所，无固定收入，不易管控，2018年3月10日教育转化。”¹⁹⁹

新疆“严重违法”的执法行为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施行严刑峻法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极端例证。通过法律改革，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巩固集权，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司法机构。中国法律专家卡尔・明兹纳（Carl Minzner）认为，通过这一过程，中国远离了程序问责和司法独立的概念，²⁰⁰公开“与法律对立”。²⁰¹

讽刺的是，在这种转变发生的同时，官方舆论把“依法治国”称为中共治国的基石，“依法治国”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个关键方面。²⁰²新疆党委成立了“依法治疆委员会”，由陈全国担任主任。²⁰³

“依法治国”一词曾经和社会正义与公平联系在一起，²⁰⁴并在1999年被写入中国宪法。²⁰⁵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词现在指的是马列主义层面上的法律，即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并遵循中国古老的法家思想，认为严刑峻法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²⁰⁶

“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习近平在一次2018年的讲话中说。²⁰⁷

第六章：一线总指挥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习近平有“县委书记情结”；²⁰⁸也就是说，他对中国大约3000个县级行政部门党的一把手格外挂心。在他的治理理念中，县级党委是党的“一线指挥部”，而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他们对党的忠诚度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对党国政权的繁荣和生存至关重要。²⁰⁹

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类似于党的人事部门）为全国各地所有县委书记在北京安排了为期两个月的住校培训。²¹⁰习近平亲自讲授了一部分课程，²¹¹并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为县委书记制定标准，²¹²要求他们对党绝对忠诚，“做政治的明白人”。²¹³

新疆把“一线总指挥”的说法落到了实处。县委书记直接负责许多“一把手工程”，包括在其辖区内策划反恐运动，²¹⁴领导一个工作小组来监督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服务管理局（又称教培局），²¹⁵签署强迫转移劳动力的“目标责任状”，²¹⁶以及监督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²¹⁷

ASPI的研究人员整理了新疆数百名县委正副书记的姓名和基本信息，时间范围为2014年至2021年8月。²¹⁸分析发现，在过去7年里，新疆基层“一线指挥官”绝大多数是汉人（图18）。在大多数县里，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官员担任没有实权的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兼县长。尽管法律上，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但当前（2021年9月）ASPI的研究人员无法找到任何一位维吾尔族的县委书记。

这些数据展示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官员体制性的不信任，以及汉人主导的党国体制内深层的种族歧视。中共最初写入中国宪法的民族自治²¹⁹不复存在，只剩一批处在依附状态、用来装点门面的维吾尔官员还顶着这样的承诺自欺欺人。

在过去七年里所有的新疆县委书记当中，有三个人最受媒体和中组部称道，有时甚至受到习近平本人的表扬。为了点出新疆地方政治的动态，本章介绍这三位官员，尤其强调他们在推行两场运动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²²⁰

“不忘初心”

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100周年。6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3名“优秀县委书记”。²²¹其中最年轻是一位36岁的汉人官员，名叫药宁。²²²他因为不同寻常的教育背景而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与许多从地方大学或党校获得学历的干部不同，药宁在两所全世界顶尖的学府学习过——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²²³

2019年初，药宁被任命为巴楚县委书记。²²⁴ASPI研究人员发现，从2017年起，当局在这个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小县城²²⁵新建或扩建了九座拘留设施。²²⁶就在药宁到任前几个月，巴楚县当局计划招募320名再教育营工作人员；这些职位只对18岁到45岁的汉人男性开放。²²⁷

作为党委书记，药宁的职责理论上包括担任巴楚县再教育营运作的总负责人，²²⁸他还应当负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导致维吾尔工人遭受强迫劳动和流离失所。²²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药宁公开表达了他为促进巴楚县劳动力转移政策付出的努力，²³⁰声称在他两年任职期间，有37700人被分配了工作。²³¹

药宁正是习近平理想中的干部：年轻、忠诚、有能力。²³²药宁在山西省长大并在清华大学学习工程学。在读书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政治，担任班级共青团支书和年级党支部委员，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²³³

在2008年的学生会选举中，药宁就表现出非凡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抱负，表示希望能“奉献边疆”，“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大舞台、做大事业”。²³⁴同年，药宁被清华评选为“本科生优秀党员”。²³⁵

2010年到2011年期间，药宁在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担任访问学者，这是他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博士项目的一部分。²³⁶2014年，药宁博士毕业后开始在新疆喀什地区工作，先后在维吾尔人为主的疏勒县，后来在巴楚县。

在2018年的一次清华校友访谈中，药宁为有机会在新疆为国家服务感到感激。校报记者引用他说：“在边疆工作，无论是反恐维稳还是脱贫攻坚，这份工作体验在内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他还表示，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源自于母校清华大学的教育。²³⁷

有时候药宁也会提到工作中的艰难。2019年12月，他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认识的一位新疆官员突然去世，“是被工作累死的”。

“前几天还打电话开玩笑，一下子人就没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南疆能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有多少干部为之付出啊，R.I.P.……” ²³⁸

药宁的妻子周凌休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人。²³⁹内蒙古也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正受到党国的打压。²⁴⁰据周凌休说，药宁在新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几次半夜他从喀什给我打电话，平日里坚强的他竟痛哭流涕。”²⁴¹

根据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的研究，运动式治理往往迫使官僚放弃独立处理信息、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²⁴²药宁也承认在新疆接收到的信息存在矛盾之处。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药宁说：“我们在边疆，每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信息，有时这些信息还是互相矛盾的，如何去伪存真都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他说：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做出独立的判断，对一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²⁴³

2019年初，药宁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为人民服务”的匾额，并配以文字：“每到特别累的时候，就把当年拍的这张照片拿出来看看，惟愿，不忘初心。”²⁴⁴“不忘初心”是一句习近平名言，常被用来鼓励像药宁这样的基层官员为人民服务，帮助中华民族复兴。²⁴⁵

“拜城经验”

在新疆的两次运动中，自治区二把手一直是党委副书记雪克来提·扎克尔，他是维吾尔人，直到2021年9月30日一直兼任新疆自治区主席。在扎克尔任内，他手下有11位副主席，其中6人是汉族，3人维吾尔族，2人其他民族。²⁴⁶11位副主席中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是艾尔肯·吐尼亚孜，他曾在2012年作为“新世界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阿什中心访问学习过四个月。²⁴⁷吐尼亚孜目前代理自治区主席一职。²⁴⁸

最近刚被提拔至副主席之列，在11位中级别最低的是50岁的汉人官员杨发森。²⁴⁹他曾是2015年“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获得者，现在是新疆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²⁵⁰

在2009年七五到2014年反恐运动开始这段时间内，杨发森担任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委书记。拜城地处偏远，居民以维吾尔人为主。杨发森在那里创造了一套工作方式，后来被称为“拜城经验”。

“拜城经验”是一套宣传工作政策，目的是为党的“去极端化”工作带来创新和亮点。在拜城这样的小县城，杨发森看到这意味着集中国家媒体、政府网站和对外宣传的资源，建立一个超级宣传机构——“拜城县宣传中心”。²⁵¹

宣传中心成立于2013年1月，坐拥三层楼和600平米的空间，建造成本为200万人民币（合31万4000美元）。²⁵²它负责安排媒体采访、制作内容，并将统一的信息推送到不同平台上，包括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和村里的广播站。中心还制作并分发“文化产品”，如宣传单、折页、戏剧、绘画和顺口溜。²⁵³

拜城县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宣传中心就像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宣传中心干部好比是‘菜农’，各部门宣传干事、宣传员好比‘经销商’，销售对象就是全县各族干部群众”。²⁵⁴

“拜城经验”的另一个特点是将普通公民变为宣传员。²⁵⁵在杨发森任内，“宣讲”得到了普及，各行各业的人——党员干部、律师、宗教领袖、医生、科学家、农民、企业主、妇女和年轻人都被动员起来，通过宣讲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²⁵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交车司机，他们被要求向乘客进行宣传，同时要监视乘客是否有“极端主义”迹象。²⁵⁷

拜城县的经验被认为是先进而富有创意的，在反恐运动期间经常被国家媒体宣传。²⁵⁸2014年下半年，杨发森被调往库车县任职。²⁵⁹他离开后，新疆各地的宣传官员纷纷前往拜城县参观宣传中心，学习拜城经验。²⁶⁰

在一个央视采访中，来自温宿县、 柯坪县、麦盖提县和阿合奇县的官员赞扬了拜城县“去极端化”的做法，称这些措施有创意、“接地气”、令人印象深刻。2014年10月，疏附县委宣传部长阿布里米提·玉素云对媒体表示，疏附县将复制拜城的经验，最迟在年底前建成一座宣传中心。²⁶¹到2014年底，其他几个县也成立了类似的宣传中心。²⁶²

杨发森是邻省甘肃人，19岁到新疆参军。²⁶³在军队服役三年后，他成为一名办公室秘书，并慢慢获得提拔。据官方媒体报道，杨发森工作勤奋，“没有节假日，没有昼夜之分”，在反恐运动期间与警察和其他干部一起加班到深夜。²⁶⁴报道称他精力充沛，“曾以《数天数》歌曲开头为干部讲群众路线”。《数天数》一歌唱的是人生短暂。²⁶⁵

2015年7月，在获表彰的103名“优秀县委书记”当中，仅有五人在人民大会堂讲话并与习近平握手，杨发森是其中之一，²⁶⁶这在中国是巨大的荣誉。在演讲中，杨发森称海外恐怖分子将他的照片发到网上，扬言要报复他。²⁶⁷

在2017年开始的再教育运动中，许多维吾尔人因被贴上“80后、90后不放心人员”的标签而被拘留。²⁶⁸然而，早在2015年，来自新疆的杨发森就在给习近平作报告时说，让未受过教育的年轻维吾尔人接受劳动改造可以带来稳定：

“针对收押人员中“80后”“90后”占80%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9%的特点，我们迅速启动实施“万名青年大教育大培训、促就业保稳定”计划，免费培训3万人，使那些社会闲散青年有一技之长，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点。

通过不懈努力，全县宗教氛围趋于淡化，各族群众明辨是非能力明显提高，反恐维稳的正能量正在形成。”

在获得“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后，杨发森仕途平步青云。2016年12月，他被提升为和田地区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²⁶⁹和田地区是新疆两场运动的前线地区之一，ASPI研究人员发现这里有52个新建或扩建的拘留所。²⁷⁰2018年2月，杨发森成为和田地区党委书记；²⁷¹2021年3月，他成为新疆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²⁷²

模范少数民族

自2017年以来，几乎每个新疆的少数民族二把手都发表过至少一份书面承诺，保证“发声亮剑”。用色调鲜明、强硬、高度重复的语言，他们保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²⁷³“永远牢记党的恩情”。²⁷⁴他们发誓要“揪出”党的敌人——“禽兽不如”的“两面人”；²⁷⁵要“铲除”“粉碎”两面人和“三股势力”；²⁷⁶要与他们“血战到底”，进行“殊死斗争”。²⁷⁷

一些维吾尔官员表示，维吾尔人并非突厥人后裔，而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²⁷⁸一名维吾尔官员反对使用维语，称说维语就是不爱国，就是“两面人”。²⁷⁹

最先作出这种表态的是维吾尔官员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在再教育运动开始时，他在于田县加依乡担任副书记，因为撰写了《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而一夜成名。²⁸⁰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写下这封公开信是受到当年春天新疆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叫做“反恐维稳誓师大会”的军事展演的“启发”。他后来对媒体表示：“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我要说话！”²⁸¹

买吐送在公开信中对党的政策表达感谢，并表示维吾尔人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同”和“包容”是因为“不少维吾尔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对民族命运会造成怎样巨大的危害”，没能“亮剑”。他写道：

“我们每一个维吾尔人都应更加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作斗争，都应更加主动地站在‘三股势力’的对立面。只有这样[……]维吾尔族的未来才会繁荣，维吾尔族才会真正地被大家认同、被大家包容。

维吾尔族同胞们，让我们觉醒吧！[……]用我们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世人的谅解和尊重、用我们的贡献来获取曾被遗失的尊严[……]只有发自内心真诚的觉醒，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的生活……”

买吐送的汉语并不流利。²⁸²根据官方说法，他于2017年2月19日用维吾尔语写了这封信的初稿，并请人翻译成汉语。²⁸³然后他得到该乡党委书记、汉人官员李仲刚的批准后，用了三天时间在该乡下属的12个村庄进行“宣讲”，向村民朗诵这封信，直到他的嗓子说不出话。²⁸⁴据国家媒体报道：“有的村民边听边抹眼泪，听完一场又去邻村再听一 场，‘乡长每句话都讲到了我们心坎里。’”²⁸⁵

3月3日深夜，于田县官方微信账号发布了买吐送的公开信。²⁸⁶3月25日，新疆自治区党委要求在全疆开展“学习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先进事迹”活动，并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²⁸⁷

2017年4月左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开始被投入再教育营中。4月6日，乌鲁木齐市新收犯监狱邀请买吐送进行在线“宣讲”，以消除犯人的“极端思想”。监狱在微信上宣传这一活动，称许多犯人表示要以买吐送为榜样，“学习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²⁸⁸

随着他的声音被放大，买吐送在事业上也见进展。5月18日，新疆两位高级官员——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时任组织部长马学军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买吐送。²⁸⁹陈全国高度评价买吐送“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赠送了他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²⁹⁰

到了8月，新疆党委再次号召向买吐送学习，²⁹¹新疆的每个人——从党的干部到普通公民，都被号召以他为榜样。买吐送开始成为国家媒体大力报道的对象。在访谈中，他有时把习近平的书拿在手中，发誓要“亮剑绝杀敌人”；²⁹²有时则坐在办公室里，习近平的书摆在他的桌子上。²⁹³

2017年8月，在发表《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六个月后，买吐送被提拔为阿瓦提县党委副书记。²⁹⁴10月，他作为新疆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共十九大。²⁹⁵在成为县级官员的一年内，买吐送撰写了17份关于“发声亮剑”的新文稿，并在新疆巡回举办了约130场宣传讲座。²⁹⁶

尽管买吐送名气不减，但和大多数维吾尔官员一样，他的官职至今仍是二把手。2021年，他出席了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表示在新疆“老百姓的腰包比以前越来越鼓了，脸上的幸福笑容越来越美了”。²⁹⁷

第七章：“没有与稳定无关的部门”

2014年8月，时任新疆自治区书记张春贤写道：“牢固树立没有与稳定无关的地方、无关的部门、无关的人的观念。”²⁹⁸在新疆的运动中，几乎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能逃脱高度政治化的“维稳”职责。有时，压迫性政策是由听起来最无辜、最不起眼的政府机构执行的。例如，喀什市林业局曾在一年的时间里负责管理喀什再教育营的账目。²⁹⁹

本章对反恐和再教育运动的五个重要方面——宣传、再教育营、“访惠聚”、强迫劳动和人口控制——作出概述，并指出了每一方面所涉及的行政机构。作者们也将这些行政结构以交互式结构图的形式绘制在了“新疆数据项目”网站上。

宣传

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新疆的宣传工作更加密集、无处不在，并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本章节按照时间顺序概述新疆的宣传工作政策，其中包括公开的效忠宣誓、“宣讲”、祝愿习近平健康的口号，以及针对“极端分子”和“两面人”的揭批大会。如第二章所述，这些政治仪式具有毛泽东时代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特征。

2014年5月28日，在反恐运动开启四天后，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新疆工作的高层会议。习近平在会议期间指示，为了实现新疆的稳定和党的控制，一个关键措施是“要大力选拔对党忠诚、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干部”。³⁰⁰在这个时间点上，所谓“亮剑”似乎是一种修辞手法，比喻坚定地对党表达忠诚，并准备好通过斗争来捍卫党。³⁰¹

“发声亮剑”这个修辞手法很快就演变成了新疆特有的政治仪式。在北京那场新疆工作会召开九天后，且末县约有一万人公开承诺对“恐怖犯罪亮剑”。³⁰²据报道，2014年7月，莎车县一群维吾尔人与大量军警人员发生暴力冲突后，³⁰³当地官员在村委会院内振臂高呼“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大约130名村级官员共同签署公开信，谴责这一暴力袭击。³⁰⁴此后，官员、平民、³⁰⁵宗教领袖、³⁰⁶企业家、³⁰⁷艺术工作者³⁰⁸和残疾人³⁰⁹都签署了类似的承诺书，来“发声亮剑”。

“发声亮剑”仪式很快变得十分普遍。参与者以站立的姿势举起拳头呈宣誓状，发声谴责“宗教极端主义”，赞扬党和党的政策。³¹⁰参与者还被要求在巨大的宣传横幅上签名，并“郑重承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³¹¹一些官员声称，这些活动可以治愈“极端主义”的疾病，改善群众的心理健康。³¹²

2014年8月26日，新疆组织部在一份公开工作报告中说，该部将提拔六名带头在公开场合或媒体上批评“三股势力”的少数民族官员，³¹³并“对政治上不够坚强、关键时刻不敢发声亮剑的65名考察对象，取消提名资格”。³¹⁴

四个月后，在时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的指示下，宣传部准备了讲课提纲并组织了“宣讲团”。³¹⁵“宣讲”指的是一组讲演者用数周或数月时间在村庄和乡镇的学校或体育场巡回讲演，听众从几十到上万人不等。³¹⁶演讲者通常包括党和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宗教领袖、教师、被拘留过的人、心理咨询师，³¹⁷以及被称为“草根宣讲员”的普通公民。³¹⁸在再教育运动期间，司法厅和其下的“促进和谐预防犯罪宣讲办公室”在动员和组织“宣讲团”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³¹⁹

2017年4月，新疆自治区统战部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一系列“三爱、三反”研讨会，持续了十多天，有近千名来自新疆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³²⁰“三爱、三反”是来自习近平名言的一句口号，全称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反分裂、反极端、反暴力”。³²¹

“三爱、三反”很快成为新疆各地宣讲和亮剑仪式的主题，³²²并被扩展为“三爱、三反、三感恩、三祝愿”。在这些仪式上，常被诵读的“三感恩”和“三祝愿”内容如下：

感恩伟大祖国，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和谐。³²³

升旗仪式、宣讲和发声亮剑经常合并进行，随后在国家媒体上公开，媒体常报道参与者在仪式上情绪激动、不禁流泪。³²⁴

在新疆的两次运动中，当局还推广了名为“大声讨、大揭批”的批斗会。这些仪式涉及到公开谴责那些被指控为“两面人”的个人，³²⁵并呼吁公众举报身边的“两面人”。³²⁶

在基层，“访惠聚”工作队、驻村管寺管委会和居/村委会也组织规模较小的宣讲活动。³²⁷据报道，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有1.2万个“访惠聚”工作队和110万名官员在新疆南部地区深入居民家中进行“去极端化”宣讲。³²⁸政府机构（如检察院或法院）、居/村委会干部、全国妇女联合会地方分会和私营企业都组织过“发声亮剑”仪式。³²⁹

再教育营

研究人员发现，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理由非常广泛，包括宗教表达（斋戒、祈祷、戴头巾或留胡子）、³³⁰境外联系（过去曾去过海外、与国外的人有联系或申请护照）、³³¹触碰到未经批准的信息（使用“快牙”或WhatsApp）或生育太多孩子。³³²如本报告第四章所述，有时候，拘留一个人并不一定需要理由。

2015年，新疆的一些党政机关开始起草“去极端化”规定，涉及的部门包括政法委、公安厅、司法厅等等。³³³经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于2017年3月29日颁布。2018年10月，当局修订了该条例，追溯性地为再教育拘留设施提供合法性。³³⁴

如本报告第三章所述，“三位一体”机制直接负责把维吾尔人移交给再教育营。自2018年起，新疆县级和地级的再教育营由教培局正式管理。³³⁵监督教培局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领导小组”，该小组由当地党委书记领导，由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和卫健委的官员组成。³³⁶

在喀什市，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至少有五个再教育营是2017年后建造或扩建的。³³⁷2017年喀什新建拘留设施的预算是975万人民币（300万美元）。在教培局成立之前，这笔预算由林业局负责。³³⁸

被拘留者必须学习各种课程并通过考试，包括政治思想和汉语。当地教育局负责出考题、评分。³³⁹理论上，被拘留者的考试成绩是释放他们的主要标准之一。³⁴⁰

克拉玛依市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被拘留者从再教育营释放时的手续工作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处理。³⁴¹在南疆的鄯善县，被拘留者的食物和生活费用由司法局承担。³⁴²

“访惠聚”

如本报告第三章所述，“访惠聚”是一项持续的政策，它将官员们（多为汉人，也有平民）下放到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家进行家访或居住，期间对这些家庭进行监视和思想灌输。³⁴³“访惠聚”的中文全称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4年2月，新疆党委宣布了首轮“访惠聚”活动，并计划在三年中派出20万名干部到基层的社区和村庄去。³⁴⁴后来，“访惠聚”与一个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类似项目合并，³⁴⁵截至本文撰写时，项目仍在继续。

“访惠聚”项目由各级组织部下的访惠聚办公室负责领导和组织。³⁴⁶2015年，新疆组织部出版了几本“访惠聚”手册，告诉参与者如何处理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当一个家庭拒绝官员进入其家中时该怎么办，或者如何与被拘留者的家人互动。³⁴⁷除了短期内提高党国在新疆的能见度外，“访惠聚”项目的意图也在于通过重组基层的政治格局来巩固党在基层的长期控制。³⁴⁸

截至2016年，新疆访惠聚办公室由组织部长马学军领导，³⁴⁹成员包括统战部、宣传部、党校、妇联、新疆政法委等部门的官员。³⁵⁰

2016年10月陈全国上任后，新疆党委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倡议，³⁵¹要求所有新疆的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融入维吾尔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家庭的生活，成为他们虚构的“亲戚”。³⁵²

2017年12月，新疆党委启动了第二轮“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派出超过112万名干部和平民进入原住民家庭，每两个月居住五天。³⁵³从日常工作上来看，“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是“访惠聚”的延伸，并与“访惠聚”合并，³⁵⁴尽管“民族团结一家亲”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隶属于统战部，而非组织部。³⁵⁵

自2017年以来，管理自治区访惠聚办公室的“自治区访惠聚领导小组”由陈全国亲自领导。³⁵⁶同年，新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以提高“访惠聚”的效率。³⁵⁷

新疆几乎每个部门和办公室都会派干部参加“访惠聚”项目，包括那些通常与监视或民族政策无关的部门，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³⁵⁸以及农牧业机械管理局。³⁵⁹

强迫劳动

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来自南疆农村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富余劳动力”或“贫困劳动力”，并被送往新疆其他地区或其他省份的工厂工作。³⁶⁰据国家媒体报道，当局打算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培训60万名来自南疆的“富余劳动力”，并把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³⁶¹

ASPI之前的报告《待售的维吾尔人》 （Uyghurs for sale）指出，在远离家乡的工厂里，维吾尔工人通常和其他工人分开住，并在工作时间之外接受有组织的汉语和意识形态培训。他们受到持续监视，宗教信仰被禁止。³⁶²中国媒体2017年报道说，在党的干部到偏远的皮山县的各家各户施压以前，没有一位村民自愿报名加入劳动力转移计划、前往4000公里外的安徽省工作。³⁶³

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接负责这些大规模的工作分配。该部门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³⁶⁴并为参与企业提供补贴。³⁶⁵

2018年底，自治区成立“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劳动力转移工作，由自治区组织部长领导。³⁶⁶该小组的地方分支机构通常由各地党政领导牵头，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³⁶⁷2017年，哈密市伊州区的一份政府文件指出，该地劳动力转移工作小组向其成员部门分配转移名额。³⁶⁸另一份政府新闻稿称，尼勒克县的每位官员都被分配了转移名额。³⁶⁹

多份各级政府文件表明，转移就业人员有人负责看守，行动自由受限。³⁷⁰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雇用双语看守来监督少数民族工人，并运行一个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系统”的监控体系，实时追踪工人。³⁷¹

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未经县级和地市级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转移来的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或回家。³⁷²任何与工人行为有关的“异常情况”都会被报备给县级政法委、公安局和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³⁷³《华盛顿邮报》记者2020年访问青岛的一家耐克代工厂时，也发现维吾尔工人不被允许回家，并且工厂的外观好似一座监狱。³⁷⁴

作为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新疆内外的多个部门被要求负责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特定行业“落实岗位”。³⁷⁵这些“创造就业”的行为并非提供福利，而是迫使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离开他们的家园，打散社区和家庭。³⁷⁶被转移的工人通常在18岁至40岁之间，³⁷⁷其中许多人留下了孩子、老人和牲畜。³⁷⁸例如，在实施劳动力转移计划后，叶城县（维吾尔人占93%³⁷⁹）有2428名老年居民、1941名儿童和约33.69万头牲畜被留给国家照顾。³⁸⁰

新疆发改委将工人转移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国有项目。³⁸¹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1.6万名“贫困劳动力”向国有企业转移。³⁸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工人转移到公益性岗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工人转移到纺织、服装、农业和电子制造业。³⁸³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工人转移到建筑行业。³⁸⁴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协调，将民营企业引入南疆，为转移就业做准备。³⁸⁵

其他理论上劳务无关的党政机关也参与了劳动力转移。例如在2019年，于田县妇联将50名妇女送到山东青岛的一家电子厂工作，另将500名妇女送到乌鲁木齐从事家政和餐饮服务工作。³⁸⁶

“访惠聚”工作队还走访了一些家庭，并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内容未写明），试图说服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接受被分配的工作。³⁸⁷

人口控制

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新疆当局对“违法生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以压低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³⁸⁸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妇女，一经发现则面临高额罚款、纪律处分、拘留和强制绝育等。³⁸⁹甚至早在1992年发生的“违法生育”都受到追溯性地惩罚。³⁹⁰

因此，在2017年到2019年的两年间，新疆政府公布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48.74%）。³⁹¹在原住民比例较高的南疆，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加剧烈。³⁹²这些“计划生育”措施专门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党国为了提高出
，正在试图阻碍汉人妇女进行非医疗必须的堕胎。³⁹³

一份泄露出来的墨玉县拘留名单显示，³⁹⁴484名被拘留者中有149人是因为子女过多而被拘留的。³⁹⁵2017年，维族水果商人阿卜杜舒库尔·尤玛（Abdushukur Umar）被关进再教育营，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的亲属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当局告诉他们尤玛有七个孩子，每个孩子多判一年，所以被判了七年刑。³⁹⁶

新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新疆卫健委负责。仅在2020年一年，新疆卫健委就花费1.4亿人民币（合2200万美元）用于降低出生率和打击南疆的“违法生育”。³⁹⁷继2017年和2018年新疆卫健委出台计划生育工作指示后，³⁹⁸新疆各地区、³⁹⁹县、⁴⁰⁰乡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司内部都成立了“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⁴⁰¹

该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卫健委内，其成员包括来自各种党政机关的官员，如公安局、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妇联、纪律检查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等。⁴⁰²于2017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将上述大部分机构列为帮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部门。⁴⁰³

在基层，居/村委会书记、“访惠聚”工作队、计生工作人员和网格员负责对实施与违法生育整治行动相关的日常工作。⁴⁰⁴惩治违法生育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业绩指标，⁴⁰⁵而官员们本人如果一旦被发现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就可能立即被降职或解职。⁴⁰⁶

在减少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生育的行动开始之前，习近平曾在2014年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⁴⁰⁷“优化人口资源”。⁴⁰⁸兵团是以汉人为主的准军事组织，它将该指令理解为优先人口扩张，特别是在维吾尔人为主的南疆。⁴⁰⁹

第八章：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中共党国的治理方法，阐明了新疆的人权侵犯是如何进行、由谁来执行的。以实现政治调整为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并非是旧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正发生在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当下的时代。而且，新疆的运动沿着种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产生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众多民主国家第一次近距离经历中国的大规模运动，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消费其产出，如强迫劳动的产品。⁴¹⁰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更大范围的威权统治模式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新疆两次运动期间使用的许多治理手段是在其他地方构思出来的，如2004年北京率先启用的网格化管理制度，⁴¹¹以及2015年在西藏先行的十户联防制度。⁴¹²

新疆的一些治理手段也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推广。2017年，新疆政法委接待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22个考察团。⁴¹³2018年，宁夏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在视察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后，表示要“学习借鉴”新疆的经验。⁴¹⁴同年，香港政府的反恐专责组也高调访问新疆。⁴¹⁵

研究人员应该进一步分析中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驱动因素、其产生的集体创伤以及社会影响。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过个人创伤的高级官员都在近年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帮助策划了新疆的镇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例子是朱海仑和习近平。两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接受过再教育——朱海仑在新疆，⁴¹⁶习近平在陕西农村。⁴¹⁷他们两人后来后声称艰苦劳动的经历磨练、转变了他们的心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的家庭受到迫害。分析人士认为，当年为了度过难关，习近平变得“比红更红”。⁴¹⁸如今借用毛泽东的手段，他调动了中国官僚系统的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稳定和服从，维吾尔和其他原住民社区首当其冲。本文探讨的两项运动已经导致新疆汉人和原住民社区之间越来越难以互信、彼此怨恨。⁴¹⁹

没有在党国系统内进行的根本的清算，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上对种族关系和定居殖民主义更广泛的反思，新疆运动式的政策难以被撤回，两次运动中产生的无数冤案也不会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