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和民企，谁才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
按照常识，答案毫无疑问，是民企。
然而，司马南在11月22日发布的视频《宋方敏将军：警惕国企私有化舆论泛滥成灾》中，却说：
「民营500强的纳税额，与中石油一家差不多。」
不仅如此，数日之前，他突然发难，将矛头直指联想公司，连续发布多条视频抨击联想，指斥联想「资不抵债」，曾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到现在，他的抨击重点又从联想一家企业扩大到整个民营企业范围，可谓是对民营企业「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在这次视频中，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并质疑了民企对国家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为此，司马南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比如在纳税方面，他说：
「2012年，全国企业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金，民营企业占多少？13%。国企多少？70.3%。13和70.3放在一块，谁大谁小？」
「工商联《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里边显示，民企500强营业收入是13万亿，纳税多少呢？纳税是4744亿。……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收入光是中石油一家，一年营收收入是2万多亿，纳税多少？纳税是4000多亿，与全部民营500强纳税总额相近，就是中石油一家纳税，和500强的民营企业纳税总额差不多。」
这些数字乍一看很有冲击力。不过仔细思考后，不禁会让人怀疑：
他说出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
答案是，在他的限定条件之下，基本准确。
工商联在《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确实指出民营500强企业2013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3.21万亿元，纳税总额为4744.32亿元。在纳税数额上，与中石油一家国企差不多。
然而，在此之外，另一项重要数据司马南却没有提及，那就是经营效益。13万亿的营收，看起来很多，可这背后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呢？
4977.36亿。
这么一看，500家民企的净利润与纳税总额相差不大，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吧？
而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点是，司马南选取的数据是2012和2014年统计的，这已是将近10年前的数据了。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有多大变化，相信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
那么，为什么他不使用2020年的数据，来进行论证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使用2020年的数据，他的立论就站不住脚。
根据财政部2021年1月28日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全国税收收入为15.43万亿元。
其中，国企贡献了多少？
国资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显示，国有企业应交税费为4.61万亿元，约占全部税收的29.9%。
那么剩下的70.1%从何而来？
当然来源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而在民企当中，依据工商联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民营企业500强税后净利润为1.97万亿元，纳税总额达到1.36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84%。
与之相比，中石油2020年税费仅为2697.61亿元，早已不是2013年，一家税费顶500家民企的景象。
可见，司马南使用2013年左右的数据来对「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说明，是一种为了论证他的「客观结论」而「主观」使用数据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更令人十分怀疑他的目的所在。
而除了税收本身，司马南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质疑，比如减税与税率的问题：
「所以中小型企业都在喊苦，要求降税、减负。这是实际困难，降税减负是对的，各地都在推出措施，需要政府体谅和帮助。但是大家是不是得公平点啊，市场主体不都一样吗？你私企降税了，减负了，那是不是国企也可以一视同仁，也应该减负啊？」
「百元大税率，就是挣100块钱交多少税，（国企）差不多交9块钱，8.69。私营企业交多少？私营企业就交3块钱，国企比民企，比如说私企给国家多交了多少？是民企的2.85倍。」
他说的对吗？
恐怕也不对，甚至可以说问题重重。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务院关于2019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曾指出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共2.36万亿元，其中民企合计减税1.26万亿元。那么，剩下的1.1万亿主要减在了谁头上呢？
只能是国企。
所以，国企并非没有降税减负，而是与民企享受到了类似的优惠政策。
而税率上，相比较民企，国企的很多产业税率确实很高，比如烟草业的甲类卷烟，税率高达56%，一半以上都缴税了。
但是，这背后的问题是，为何税率这么高？
事实上，很多行业中，国企的经营是半垄断性乃至垄断性的，它们的崛起不是像很多民企那样，于巨大的市场风险中，依靠着企业家的智慧与员工的拼搏，通过市场竞争一点点脱颖而出，国企有行政力量在后面为它们垫底、撑腰。
既然如此，那么「取之于行政，还之于行政」，国企的税率高，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马南对「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论证的方式，可谓是完全不负责任。他得出的结论，对民营经济来讲，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
其实，民营经济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致辞时便已说得很清楚：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要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初步建立，时至今日，也不过出现了40多年而已，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可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民营经济，许多人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甚至还仍旧带着偏见与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当然，这与人们的心理认知有关。
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对于商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
《圣经》中说「爱钱是万恶之源」。「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延续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永远排在最后。
哪怕到了当代，人们在新闻、电影、各种社会问题当中，看到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负面的，「无商不奸」「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说法流行于整个世界。
但这种心态会带来许多问题，人们往往过于重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益如何，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中提出的：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以寻租的方式分配财富，将社会已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张维迎的判断是，多数民营企业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中国经济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却依然要受到许多人的敌视，更要长期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行政压力。
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的裁量权很大，使得企业活动常常受限于行政许可。很多企业家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忙于应付行政问题，疲于奔命，很难将全部精力放在创造价值的市场经营上。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企。
国企和民企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公平的，国企享有许多政策和法律赋予的特权，而民企在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始终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区别对待，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脚。
可反过来，拥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国企，经过大量研究证明，在效率上难以与民企抗衡。
一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落败，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本应被淘汰，却仍旧依靠行政补助而苟延残喘。
部分国企利润高，甚至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并非是企业的技术先进或产品优异，而是由于行业垄断地位，或拥有许多免费或低价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在成本上大大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都在呼吁，要进行「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也与国企有关。
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增长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随着劳动成本增长，出口愈加困难。因此，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创新上。可国企由于自身的特性，很难具有创新性。
因而，这一转变能否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营企业。否则，一个创新性不足，劳动力又不够廉价的国家，在未来必然会面临竞争力不足而被淘汰的问题。
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与老龄化等不断加剧的问题，便使得通过改革国企、松绑民营经济来释放市场活力，变得越发刻不容缓。
因为究其根本，这样的做法是在将资源配置到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的地方，是为了使全民的总体财富能够得到更大的增长。就像张维迎所言：
「考虑到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其他的未来场景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民企不能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相信中国经济会在将来遇到大麻烦。」
它关乎的并非个人利益，也非行政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