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晚，现年45岁的演员张震凭借《缉魂》在第58届金馬奖拿下最佳男演员，在台上他说：“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演员，但是我还算是一个有创意的演员。一直在追求一些没有做过的角色，一直想要突破自己，或者是说在角色中寻找自己。很多人都说我演《缉魂》减重12公斤，付出很多，对我来讲其实一点都不多，因为那个是演员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最后我想要谢谢杨德昌导演，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他是我拍第一部电影的导演。在我13岁的时候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导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一个榜样。
我还算蛮不会讲话的，这点可能跟杨导很像。但我可以做的是，我会继续做好我演员的工作，演出不同的角色，把不同的角色的人生带给观众朋友看。 谢谢。”
30年前张震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第1次入围金馬奖，当年也正好是李安导演的首部作品《推手》入围金馬，而张震当晚以《缉魂》称帝后，在庆功宴讲起这段缘分，他后来也演了李安的《卧虎藏龙》，对方至今一直和他保有亦师亦友的关系，他透露李安导演每回遇到他都会专门出功课给他，上次是去年要他看几部电影，然后看完要他交报告。
张震说，李安导演去年要他看完指定功课后，去思考其中素人演员和专业演员有何不同然后再向他回报心得。《缉魂》导演程伟豪也说，这部片刚粗剪完有让李安看过，看完就会找他去聊天，也给了一些建议。
张震说自己6岁女儿本来说想跟去参加金馬颁奖仪式的，得奖后就抽空打电话给家人，女儿知道很开心，后来时间比较晚她睡着了，但通话时，张震还是叫醒了睡梦中的女儿：“睡了还是把她叫起来，要参与一下嘛，毕竟那么久才得。“
但视为最高目标的奖项已拿到，他笑着说，搭车到庆功宴的路上有思考是不是要退休了，讲完又补充说是自己开玩笑；接着又说，演而优则导，真的要当导演？他也说在开玩笑；但会尝试其它电影的幕后工作，毕竟自己是爱电影这个行业，能更了解。
30年来第4度入围最佳男演员，而此番终于得奖，张震坦言以前确实把金馬当做最高目标，他甚至逗趣说：“拍电影就是要得奖啊，不然要干嘛。“意指这个奖项对他而言的地位非常崇高。
但他也说自己从小就没有得奖运，读复兴美工时学校经常有策展比赛，但3年时间里只拿过篮球奖。拍戏入围后，先前都没有得奖，他说：“之前没有得会蛮在意的，但这次完全没有，觉得来参与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奖对我来讲很重要，但不是拿来炫耀，未来做工作的态度一样，尽好自己本分。我不是很会讲话的人，不太容易去表达感谢，增进表演技术，把每个角色演好，是回馈导演和观众最好的感谢。“
今年也是是杨德昌导演名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台湾公映30周年，杨德昌导演逝世14周年。在此，「导筒」在此带来张震2012年接受作家王昀燕采访时对杨德昌导演的回忆，依次怀念这位伟大的导演和他伟大的电影作品，能超越时空的影响着无数电影创作者和观众。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反复看了几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缘故，每每思及张震，总不免浮现小四的面庞，那个稚气未脱的纯真少年。直到真正与张震面对面，坐下来谈杨导，犹不自觉地在他脸上搜寻那个昔日少年的踪迹，也许是笑起来的样子，也许是某个一闪而逝的神情，都能成为重要的线索。起初张震在父亲张国柱的游说下，答应接演《牯岭街》，正值青春期的他，对于演戏其实没有太具体的概念。
开拍前，剧组人员做了一份拍摄期表，很大一张，上头注明了每一分场以及各场次参与的演员。他家里头也贴了这么一张拍摄期表，看着那份期表，只觉得好玩，密密麻麻的，写上所有演员的名字，还做了各式各样的符号以供识别。《牯岭街》约莫一百五十场戏，光是他的戏份，便高达上百场，逃都逃不掉。
张震描述，当年《牯岭街》重新配音的时候，因杨导对于声音表演要求甚高，他们在配音间足足琢磨了数个月，配音间里头黑蒙蒙的，若又碰上杨导发怒，更是叫人毛骨悚然。听人说，有一回，张震老配不好，杨导怒极了，冲到配音间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扬言要找他出去单挑，这时，旁人便跳出来相劝了：“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跟他单挑什么呢？”访问过程中，张震不只一次强调，他真的很怕杨导，所以大多时候都跟在制片余为彦身边；尽管与杨导的互动一直不多，却在他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杨导永远如此挺拔、帅气，且魅力独具。
张震说，杨导就是他的典范，他所追求的，就是成为他那个样子。对他而言，杨导始终是个很严厉的老师，非得做到他心目中的百分之百，才肯放你走。通过了《牯岭街》的试炼后，张震真正地走上了演员这条路，并先后参与王家卫、李安、侯孝贤、吴宇森等知名华人导演的作品，俨然是一位发光发热的国际巨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引领他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那个用胶卷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他的青春，将他的十四岁永远定格的人。
访问末了，张震笑言，怎么好似一直在讲杨导坏话，然而，对他来说，这些轶闻反而是有趣的，借此得以体现杨导的性格。最后，他不忘强调，“虽然他很凶，但其实他人很好。”
与杨导共处或拍他的戏，会一直不断收到的讯息就是：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代表有一点危险了。这句话时常会在我心里浮现。
张震，1976年生。演员。曾与多位著名导演合作并享誉国际影坛。十四岁主演第一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以此片入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日后演出王家卫执导的《春光乍泄》，以本片获1998年第十七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其后，亦参与演出李安《卧虎藏龙》（2000），王家卫《爱神》（2004）、《2046》（2004）和《一代宗师》（2013），侯孝贤《最好的时光》（2005）、《刺客聂隐娘》（2015），金基德《呼吸》（2007）以及吴宇森《赤壁》（2008）等片，精湛的演技令人赞赏。2008年，更以《吴清源》一片荣获第三届大阪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2014，以《绣春刀》提名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张震：他就是我的模范
采访日期｜2012年8月10号
地点｜泽东电影有限公司
采访者：王昀燕
融入另一个时空
——在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前，你其实还参与过《三角习题》（1980）、《暗夜》（1986）的演出，可以先聊聊那两次的表演经验吗？
张震：小小的年纪，并不懂何谓演戏，对于工作也没有基础的认知，到了拍摄现场，别人怎么说便怎么做。直到参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拍摄，因长达七个月的工作，且又是饰演主要角色，才让我对电影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当初杨导为什么会找上你饰演小四这个吃重的角色？
张震：《牯岭街》本来很早就要开拍了，但那时没有找到男女主角，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女主角杨静怡是在美国长大的，有一年回来过暑假，那时杨导常去东丰街的一间咖啡店，杨静怡跟老板娘相识，杨导去咖啡厅时刚好看到杨静怡，觉得她很适合，便说服她出任小明这个角色。而我和其他年轻演员之所以会加入，是因为余哥、杨导及我父亲彼此认识，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有一回，他们在闲聊时，聊到了我父亲张国柱，思及他刚好有个小孩，差不多是这个年纪，而柯一正导演的儿子柯宇纶也差不多岁数，大伙儿就约了见面。那一次，正是约在该间咖啡店，几个小鬼都到场了，导演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跟导演见面。见面之后，杨导觉得可行，遂展开筹备工作，第二次再见到导演时，就是电影的试装了。
那年我十二岁，本来对这工作和角色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任何兴趣，而且刚升国中，学校课业压力较大，那段时期成绩突然掉了一些，希望能够加紧赶上，对于要参与电影演出其实还蛮排斥的，但我父亲说，拍个电影，一两个月就拍完了，而且第一次试镜就获得这么重要的角色，不妨去体验一下，最后还是被父亲说服了。
台湾资深演员张国柱，演员张震的父亲，在《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中，饰演小四的父亲
——在片场的时候，你跟杨导的互动如何？
张震：我跟杨导的互动一直都不是很多，他留在我心底的，比较像是一种印象。其实我很怕他，因为他个子很高，当初拍戏时脾气很不好，为了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常会骂演员。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本省帮去弹子房找外省帮的人，打算杀人，后来，我和王柏森跑进弹子房，一进去便看到死人，导演一开始就要先拍那个镜头。那天吃完饭，尚未开拍，导演便把我找去，狠狠骂了一顿，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接着就被丢到那个用老房子搭建起来的弹子房，在黑暗中面壁思过半小时。
待我一出来，摄影机马上开拍，原来导演只是为了要有那个效果。在片场，除了导演教我之外，很多时候，我都是跟着余哥，他是我师傅，很多东西都是跟他学，主要是由其言行举止当中，找出一些贴近那个时代的味道和感觉。再说，毕竟制片必须负责打理众人之生活，吃喝玩乐样样得找他。在我的感觉里，杨导很高、很帅，模样斯文，相较下，余哥就痞一些，所以他较常扮黑脸。他们俩常会互换角色，多半时候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
——这部片开拍前，做了长达近一年的演员训练，你还记得当时都做些什么练习吗？
张震：《牯岭街》从定装到开拍，期间又间隔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头，导演帮我们安排了一些表演课，由王琄和蒋薇华担任表演老师。印象中，我上了五十多堂课，约莫一百个小时，包含个人及群体的课程。表演训练多是一些基础练习，表演老师会设定一些情境，如想象你是一棵大树，或是做一些游戏，借此认识你的身体和情绪，以及如何运用方法将情绪带动起来。
——《牯岭街》想呈现的不单单是小四杀人这起事件，而是去回溯在那样的大时代底下，为何会被逼迫出这样的杀人动机。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你，如何将自己置入那个时空背景？在拍片现场，你所感受到的气氛又是什么？
张震：导演拍戏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他那时在台湾艺术学院教书，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去带动整个摄制组和演员的气氛，例如：当时的演员群，有一批比较有表演经验，如杨顺清、王维明、王柏森等人，他们也是杨导的学生，同时在现场担任助理工作；而我们这一批演员年纪比较小，都才十三四岁，也没有什么演出经验，导演并不会特别跟我们说什么，而是请这些有演出经验的演员指导我们。此外，也会找一些上一辈的同行外省朋友，如徐明、余哥，给我们上课，教我们黑话怎么讲，讲述他们儿时玩在一块的氛围、谈论的话题，透过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较快了解那个时代，融入那样的气氛。
——拍这部片时，你才十三、十四岁，对于片中涉及的时代背景、人情义理乃至男女情爱也许都还处于启蒙阶段，不见得能够尽然理解角色的台词，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设法去创造比较有说服力的表演？
张震：导演非常注重剧本，台词一个字都不许更动，即便是逗号、顿号、问号和句号等句读亦然。对他而言，每一个字皆有其意义，你一定要理解他写这一句话的用意，才会晓得如何讲这句话，也才能真正掌握他对角色的设定。以讲脏话为例，“操你妈的×”在《牯岭街》这部戏里随处可闻，然而，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谁会讲“操你妈的×”？但这在他们那个时代确实是常见的语言。
此外，前辈们会反复陈述黑话的用法，譬如：“挡琅”意谓着叫对方把钱拿来；“叶子”意指西装；坐出租车则是“撇则轮”。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坐在下面，听那些老屁股谈天，光听一次不会记得，一旦大伙儿轮流讲，听多了，慢慢就会明白，且比较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境。若遇到导演想要呈现的氛围并非是我们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他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作为引导，设法带出他要的情绪。至于很难理解的台词，就是把它讲出来，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对于我们这些小演员，导演要求的，倒不是那么仰赖语言去传达思想，反而是透过一种氛围去传达他所设定的对白。
那一刻，我分不清是真是假
——当年你又是怎么理解小四这个角色？你曾说，小时候你挺多话的，拍完《牯岭街》之后就不大讲话了，小四的人格特质有影响你吗？
张震：我自认本来是蛮活泼的，拍摄期间也是，跟剧组人员的互动也挺融洽。然而，小四这个角色比较压抑，拍完之后，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物的节奏，久而久之，便自然变成他那个样子。那是不自觉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个性。
除此，我觉得小四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这也是我拍这部戏所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那个年纪的小孩，每天就是去学校上课，等着老师交代功课，跟同学聊天，也多半是聊些很没有营养的话题，基本上对很多事情并没有想法。然而，拍戏却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很多人超越了你的年龄，想法上比较成熟开阔。每次拍完戏回到学校，总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衔接不太起来；而当你突然离开了原先习惯的节奏，告别学校生活两三周，再回来时，别人看你的眼光似乎也不太一样了。
——在演出的过程中，何时让你觉得你就是小四了？
张震：在《牯岭街》片中，小四杀小明那一场戏令我非常难忘。当时，小四跪在小明身旁痛哭，紧接着，就被带到警察局去。演出时，我处于相当忘我的状态，因为太过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当然我知道杨静怡并没有死，且那把刀是假的，然而，在拍摄当下，我真的觉得她死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并非出于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而是我真的随着这个人物去过他的生活，被他牵着走，融入到他的情感里。我头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事情会分不清是真实或虚假，演出的当下，我确实觉得它是非常真实的，那份感受让我深受感动。而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会去演戏的原因。
——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你有事先做了什么准备，借以酝酿情绪吗？
张震：当时的我根本不懂这部电影在讲什么，也无法理解小四为何要杀小明，也许他只是一时激动便动手了。我倒觉得比较难的不是这场戏，反而是在杀人之前—小四站在门边，心里有几分忐忑，这时，刀子又突然从裤管掉下来。难的地方在于，必须设法让刀掉下去，同时又要顾及表演。要诠释他在那边等待的心情是很困难的，哪怕现在叫我去演，也未必可以达到那时候的感觉。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哪几场戏对你来说特别难掌握？
张震：事实上，我觉得整部戏都很难。为何后来可以拍得很顺畅？主因在于，多半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多是跟柯宇纶、王启赞等人一起的群戏，一方面人多胆大，另一方面，比较能够自然地创造出一种氛围。看《艋舺》（2010）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姑且不论演员表演得如何，导演起码把那个氛围带动起来了，如此便能说服观众，跟着一起进入剧中所设定的情境。
尽管《牯岭街》片中人物庞杂，但看完剧本后，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很清楚，打从片子一开始，小四和小猫王偷偷去了片厂，随后溜回学校，又碰到打架的事情，班上哪些人与自己交好，哪些人是不同挂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前期上表演课时，某些课是大家一起上的，也许他们事先跟导演商讨过了，所以一开始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已经照着剧本来了，有人会刻意将彼此的界线划分出来，以致一旦双方碰上，我们自然会往一旁闪。我觉得这就是导演运用方法，让演员在真实的环境里去培养戏中的感觉。
——你的父亲张国柱本身亦是资深演员，在《牯岭街》一片中出演小四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对戏，感受如何？他会让你比较安定吗？
张震：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现场，其实跟整个剧组都很熟，形同家人一般，反而是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父亲，因为他只有几场戏，并不像我长时间待在片场。跟他对戏，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就做该做的事情；不过他的存在确实会让我比较安心，从我答应接演这出戏到完成拍摄，父亲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也会教我一些基础的表演方法。如今回想起来，拍杨导的戏，他自己应该压力也很大吧（笑）。
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
——这部片虽是同步录音，但事后你仍被叫到录音室重新配音，是只有部分桥段吗？据说配音时吃足了苦头？
张震：我重配了蛮多的，记得光是配音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初配音时较少看画面对嘴，多是一直反复听现场录下的原音，抓住说话的节奏后，再重新导入情绪，依着同样的节奏将话复述一遍。比较大的问题在于，我那时正值变声期，所以很多都得重配。导演对于配音要求相当严格，尤其是在情绪的掌握上，幸而配音时每一场戏都还算记忆犹新，仍留有余温，透过想象，可以很快回到当下的时空。
相较之下，为杨静怡配音的人就比较辛苦。因为杨静怡是ABC，口音很重，所以后来是找曾演出《鲁冰花》（1989）的李淑祯重新配音，由于我大多是跟杨静怡对戏，所以几乎每天都得在录音间跟他们一起配音。李淑祯没有参与演出，纯粹负责配音，声音表情要做得很好并不容易。
——当年，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的感受如何？能够理解影片所要传达的意涵吗？看片时会特别留意哪些部分？
张震：第一次看到是试片时，片长四小时，因为先前配音时便看过无数次了，已经麻木了，再者，那个年纪其实看不大懂，所以看完并没有留下太大印象。而且看片的时候，我不断出神，回想着这一场拍柯宇纶时我在干吗、那一场戏又是在哪里拍的、那晚后来去吃了什么，净是想这些跟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笑）。
我几乎未曾看自己演的戏超过两次，《牯岭街》算是比较多的了，可能有三四次。长大再看，跟小时候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几年前，金马影展曾播映过一次，明显转速有误，放映时频频中断，我们都说是杨导显灵了，因转速不对，惹得他生气了。最近一次，是2011年台北电影节时看了数字修复版，那一次重看才发现，其实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不光是自己的台词，别人的台词亦然，几乎都知道下一句对白会是什么。当下猛然惊觉，原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俨然是刻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很害怕这件事。
事实上，我很不习惯在大银幕上看见自己，重看《牯岭街》时，比较会留意的多半是肢体动作，譬如为什么当初杨导要我把手放在口袋、为什么非得要那样站，如今看来，不免觉得年幼的自己不懂得变通。
除此，还会特别关注我喜欢的几场戏，尤其是在弹子房那一场—某个雨夜，台客帮杀到弹子房来，我注视着他们，一面挥舞着手电筒，胡乱照射，从他们进来后，杀掉嘴子（刘亮佐饰），一直到群起攻之，相互砍杀，整场戏我都蛮喜欢的。我着迷的是导演的处理方式，包括透过手电筒去窥探现场，手电筒代表的正是你的眼睛，在随意的晃动之间，尽管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有声音、有光影，整体营造出的恐惧感较之看得一清二楚要来得大。跟小明告白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彼时乐队正演奏着，小四冲到小明跟前去，当着她的面大声说：“小明，不要怕，要勇敢一点，有我在你永远不需要害怕，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这场戏拍了很多遍，每一次听到那段音乐都觉犹如魔音穿脑，虽说我老觉得那一场戏我演得不好，但那一场戏确实拍得很好。
场面调度上的功力，是杨导最可展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看大场的戏时，感觉特别好看。杨导有其独特的生活品味与美学，透过电影这样的媒介，得以将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要求、对人的情感包容在内，看他的戏总觉得特别饱满，兼具视觉与听觉的张力。
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相信接演小四这个角色对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你来说，这算是一个开启自我的重要契机？你觉得认识自我对表演来说是重要的吗？
张震：认识自己其实很重要，认识自己愈多，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绪，比较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把情绪带出来。当你比较有自己的看法之后，看剧本时，也较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剧中人物，且在与人沟通时，才有办法讲述得更清楚。我自己的性格趋于稳定，是要到二十六七岁以后。此前，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深，仍处于寻找的过程，尚未确立下来。包括演戏这件事也是，从《牯岭街》《麻将》《春光乍泄》，一直到退伍后拍了《卧虎藏龙》，仍然觉得演戏并非我的专业，似乎美术方面才是。不过，慢慢地会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才觉得这份工作某方面很吸引我。
——你真正喜欢上表演、从表演当中得到正面的回馈是什么时候？
张震：拍《牯岭街》时，其实就已经喜欢上表演了，但不是说“我很喜欢表演”。举例来说，我很喜欢吃各式蛋糕，跟我突然吃到一种蛋糕，觉得它很好吃，那感觉不大一样。《牯岭街》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突然吃到一种很好吃的蛋糕。真要很喜欢表演，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可能要到《爱神》之后。
拍《爱神》时，难得有机会跟巩俐一起对戏，她让我回到那种很扎实的表演，就像我过去碰到王琄的感受，她们的表演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足以带动全场。巩俐除了用心，技巧也非常纯熟，她的表演是很完美的，令人深感佩服。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到像她那样，尽管很难，但至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次跟她合作过后，深受其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影响别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会表演，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表演场域，差别只是在于，作为演员的我们，必须在镜头前表演。
——你有没有想过表演是如何牵动你的生命？如果你当初没有接演《牯岭街》，没有踏上演员这条路……
张震：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表演？不知道耶……没有想过这件事。事实上，我会做这份工作，并非因为表演很有挑战性，纯粹是我很喜欢看电影，也很喜欢拍电影的过程。自《牯岭街》之后，我就喜欢上电影了。一开始，觉得拍电影的过程很有意思，许多来自各处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有各自的功用，一一上紧之后，开始运转，群策群力，便能够将电影拍摄出来，带给观看的人一些感受。慢慢的，到了现在，享受的部分不一样了，目前会以把戏演好作为第一优先，不像过往在片场常会喜欢找人谈天。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表演？那是因为我尚未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所以仍在持续努力中。
——当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杨导告别式时，你正在剧组拍戏，却坚持向剧组告假，飞去美国参加，对你来说，非去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张震：若非当年杨导找我参与《牯岭街》演出，此时此刻，我就不会继续做着这份工作了，这出戏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在我的人生里，杨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某个层面来看，他就是我的模范，我所追求的，正是他那个样子。我一直觉得，他除了思路敏捷外，同时也很帅、很不一样、很有魅力，老是戴着眼镜和棒球帽，穿那样的衣服，就像是卡通片里的英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你身边。尽管对他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入，但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以上文字节选自《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由作者王昀燕女士及商务印刷馆联合授权发布。
同时感谢本书选题策划丛晓眉女士。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导筒」荐书
商务印书馆
《再见杨德昌 ：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作者: 王昀燕
该书深度专访十六位曾与杨德昌共事的电影人——小野、吴念真、柯一正、余为彦、舒国治、杜笃之、廖庆松、陈博文、张惠恭、鸿鸿、陈以文、王维明、陈骏霖、金燕玲、张震、柯宇纶。他们涵盖了制片、导演、编剧、录音师、剪辑师、摄影师、演员等多重身份。他们或是以友人的立场发声，或是从师徒的关系出发，抑或循着个人的专业提出见解，情理交织，全面回顾了杨德昌的创作生涯，多侧面、立体式地还原了这位电影哲人及其作品。藉由这些所网罗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藉由这些走过台湾新电影的资深电影人对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时光的追忆、缅怀与思索，揭开了台湾电影史上异常动人的一页，为热爱台湾电影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也为读者亲近杨德昌电影作品独辟了一条非凡的蹊径。
书中附有“杨式电影”台北场景地图、大量私人珍贵照片、杨导原创手绘手稿及杨德昌作品年表，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杨德昌电影乃至台湾电影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王昀燕，本名王玉燕。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2009年起，长期为独立电影媒体《放映周报》撰稿，观察敏锐，文字兼具理性与感性。代表作《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一书在台湾的出版，被《放映周报》总编辑林文淇认为“办成了难以办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