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昨晚，王力宏妻子李靓蕾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声讨自己在婚姻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文中提及，她为了满足丈夫的生育需求，五年内生三胎，却得不到家人们的尊重，只能在家中忍辱负重养育孩子。这让我想起以前博士资格考试口头答辩时，有个题目是关于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我写到，在东亚国家，现在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也有职场的机会，但是由于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等，结婚、生孩子往往意味着女性不得不放弃她们在职场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而且，生孩子、养孩子是为社会未来的劳动力做储备，所以生育的成本主要由家庭（特别是女性）来承担，不公平。老师问我：“那如果女性生了孩子，她们回家带孩子，政府给她们发工资呢？”我想了想说，“这个解决方案也不好，因为孩子18岁可能就离开家上大学或者工作了，那女性也才40到50岁的样子，如果她们把prime working ages都围着孩子转，那孩子不再需要照顾了，她们接下来的人生干嘛呢？”
家庭和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是单选题。现在东亚国家，由于996的工作强度、精细化育儿的期待（特别是对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期待）、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公共育儿服务的缺失，都让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二选一。再加上东亚父权制的传统文化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定位，使得很多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在职场的前景堪忧。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困境：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地区20-59岁女性的就业率从1990年的77.4%下降到2010年的60.8%（Attané 2012: Table 2）。
做个家庭主妇有多难呢？《82年生的金智英》，让很多人意识到，女人的一生，要承受很多的日常伤害。
《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写这本小说的起因，就是因为韩国开始流行一个词“妈虫”。在韩国，人们经常把“虫”加在各种让人看不惯的行为后面，用来讽刺某类人。“妈虫”这个词则专门用来讽刺要靠丈夫养活、自己吃喝玩乐的全职妈妈。在韩国，大多数的女性生孩子后，都不得不回归家庭，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来照顾孩子。很多人竟然认为全职妈妈是在花丈夫的钱吃喝玩乐。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Nancy Folbre是研究照料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are）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她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照料”到底有没有经济价值。衡量一个事情有没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就是，如果现在提供照料的这个人，不做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需要到市场上购买，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才能购买到这个服务呢？她说我们可以想象两个家庭（夫妻及两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收入都是年薪10万美元。一个家庭只有一个配偶在外工作，另一个配偶全职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另一个家庭是双职工家庭，两个配偶都在外工作。从经济指标上来说，这两个家庭往往会被认为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家庭，因为他们的收入一样嘛。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家庭面临的开支和生活压力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个家庭由于夫妻双方都要工作，那么他们上班去了，孩子怎么办？只能送到育儿机构或者雇人照顾，那么购买这个育儿服务就需要用钱。而且在美国（包括现在的中国），育儿服务往往很贵。所以，提供照料（不管是照料生病的家人还是年幼的孩子），都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很多男性可以全心投入职场，就是因为他们有妻子给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很多国家，提供“照料”这件事，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事情；在韩国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全职妈妈们提供的劳动不仅得不到市场价值的认可，甚至会被认为是“好吃懒做”的人生选择。这当然让很多被迫离开职场的全职妈妈觉得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我想起去年在韩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咖啡厅工作。下午两点半，韩国一个挺大的咖啡厅，坐满了韩国的中年女性。每张桌子有5-10个人，聊天、打毛衣、喝咖啡……到了三点半、四点的时候，很多女性纷纷离开了（我猜是要回家做晚饭或者接孩子放学？）。同时，下午的咖啡厅里，几乎一个中年男性都没有。我当时就真的觉得，高度的性别分工其实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好的。女性或许可以做比聊家常更有意义的事情，男性或许可以放慢脚步享受一下与朋友聊天的乐趣。但在996的工作模式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这种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高度的性别分化或许对感情和婚姻本身也带来挑战。我有一个朋友，结婚前一直在工作上干得很出色。可是生孩之后，想着先带一阵子孩子，再返回职场，结果一直就找不到机会了。她有一阵子和丈夫有很多矛盾，因为她的丈夫觉得每天工作养家压力很大，还不被她理解。而她也觉得很委屈，因为她每天晚睡早起、睡眠严重缺乏，可是她的付出完全被忽视。最让她觉得很难过的一点是，她和她的丈夫曾经可以聊天聊好长时间，但是她发现现在他已经不愿意跟她聊天了。她也很害怕呀，生孩子之后，身材一直没有恢复。她还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她的老公觉得她什么也不懂。以前工作上有什么难题，还会跟她说，让她帮助出谋划策。但是，生孩子后，她的丈夫再也不跟她说工作上的事情。她害怕她会不会哪一天就被别的“红颜知己”取代了。这种由于婚后的家庭分工，夫妻在生活上无法互相了解、在人生上逐步脱节，与当今强调“自由恋爱”和“人生知己”的现代婚恋观产生很大的冲突，确实容易给当代的夫妻带来很大的危机感。
我之前做访谈的时候，问年轻人，你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要找聊得来的人。两个人要聊得到一起去，有差不多的兴趣爱好。”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社会，本来男性和女性从小就是在高度性别化的社会里长大，他们的兴趣爱好怎么可能一样？他们怎么可能聊得到一起去呢？比如，在韩国，《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就得到非常两极分化的评分：女性给这部电影打9.5分，而男性只打2.8分。这部电影甚至成为很多韩国年轻人的“分手试金石”。恋爱中的小情侣一起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俩一起讨论，如果男朋友表示出对这部电影非常厌恶，觉得女性无病呻吟，很多女性就会选择和这样的男朋友的分手。如果男性和女性一直承担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家庭角色，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他们能够完全地理解彼此的经历和想法，分享彼此的三观呢？
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或许并不能帮助东亚国家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因为社会总是不能只期待女性来改变。如何能够改变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如何能够让政府、企业明白“工作和家庭不是单选题”、“女性不应该总是需要着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一方”？如何消除高度性别隔离的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帮助当代年轻女性减少“日常恐婚恐育”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The Economics of Car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EJV3kBQH0&t=38s
Attané, I. (2012). Being a woman in China today: A demography of gender. China perspectives, 2012(2012/4), 5-15.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hinaperspectives/6013)
(South Korean couples are breaking up over feminist film Kim Ji-young, Born 1982. Why?)https://www.scmp.com/week-asia/lifestyle-culture/article/3036634/south-korean-couples-are-breaking-over-feminist-fi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