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疫情至今，接连发生轰动性的个案，一码通两次崩溃，导致以其为技术基础的防疫局势无法稳定，医院拒绝孕妇的“闯关”，有临产孕妇要么干坐医院门口流血至流产，要么奔波在不同医院间碰运气最后仍然引产，还有心梗患者被核酸报告“卡住”不治。
这些疫情个案在短时间内快速抬升其严重性，从封城初期步行穿越山脉、骑共享单车百多公里翻越封锁线，泅渡冰河还乡，到危急重症患者因无法接近医疗资源而出现生命损失。一开始的群嘲逐渐走向严肃，成为哀叹与自哀的共鸣。
许多个案评论都已经把话说完，但对西安防疫指挥的整体评议偏少、偏简略，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千万人口级别的西安防疫部署，民间怨声载道，对它的不忿借惨烈个案有了强烈爆发，让西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尺度”。
西安作为一种尺度，丈量了三个层面：一是以一码通崩溃为代表的政府基础性采购，一旦用到真实场景下，虚假宣传与实际匮乏间差距甚远；二是以社区执行效率存疑为代表的行政效能，与全域防疫的高目标不相匹配；三是强硬的防疫政策中人命的次优先位置。
或者这么说吧，西安城内出现的防疫混乱，令“防疫高于一切”的辞令破防了，也让不惜代价的清零政策有了事实上的反例。西安发生的这些事，导致的毫无必要的人命代价，给民众评判防疫得失提供省思，严防死守的防疫政策有了些许合理性危机。
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疫情两年，病毒已经在广州、南京、扬州等地有过饱和攻击，何以西安不可以“抄作业”？这个疑惑实际上需要一个更宏观的开解，那就是：防疫不是“抄作业”的事，碍于市情，行政系统在防疫的多目标需求上往往有轻重缓急之分。
病毒触发防疫，而防疫伴随问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督战式的提示，历经反复上演，各地主官早已心知肚明。从体制内视角看，西安骤然封城，防止疫情沿着东西干线向东外溢，是理智的选择。甚至在应急阶段，片面防止院感也成为混乱中的下意识动作。
西安防疫作为一种尺度，还提出了一个让民间和官场颇为两难的问题。对民间来说，呼唤一种像上海那样的精细化防疫，很可能是一厢情愿。防疫部署及执行一旦不能在行政权上有自知、有克制，是否只是为单纯的上手段增加合法性？
对行政系统而言，一个尴尬的地方是，西安之前是对标的都是上海广州这类防疫优等生，而西安的防疫实况，让系统中人有了“即使争不了上游也不会坠落下游”的底气。从防疫经验可复制的角度看，西安提供的东西也许比上海要实用，也多得多。
说白了，为什么上海防疫总是被褒扬，是因为市民不必竭尽全力去获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对医疗资源的共享等。而人们在西安防疫图景上的所见所闻，恰恰相反，一些居民耗尽心力，甚至用生命去争取基本的生存权益。
在此之前，无论是武汉、南京还是扬州，中央政府与疫情严重城市的互动都是讨论具体举措的支持，但从孙春兰副总理对西安的专题研究会议看，这种上下“互动”相当微妙——实际上是要纠正西安防疫中“人民性”不足的问题，重申受它妨碍的固有立场。
就此而言，对西安疫情防控的评估或者问责，仅仅以“防疫政策好不好”来衡量是绝对不够的，而应该将其放在“如何冲击国内防疫局势”“如何冲击动态清零政策”等维度上来判断。西安防疫中的溃败部分，是战略上的，而不是战术上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西安疫情乱象，不是新冠病毒在一个西部特大城市重复它在东部、南方城市的感染状况，而是混乱的防疫政策以围剿病毒为名，直接威胁市民安全的问题。这不只拖累防疫的有效性，还对行政体系苦心营建的防疫声誉造成伤害，它的代价绝不止危急重症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