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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作者:照相的宋师傅

西安疫情至今,接连发生轰动性的个案,一码通两次崩溃,导致以其为技术基础的防疫局势无法稳定,医院拒绝孕妇的“闯关”,有临产孕妇要么干坐医院门口流血至流产,要么奔波在不同医院间碰运气最后仍然引产,还有心梗患者被核酸报告“卡住”不治。

这些疫情个案在短时间内快速抬升其严重性,从封城初期步行穿越山脉、骑共享单车百多公里翻越封锁线,泅渡冰河还乡,到危急重症患者因无法接近医疗资源而出现生命损失。一开始的群嘲逐渐走向严肃,成为哀叹与自哀的共鸣。

许多个案评论都已经把话说完,但对西安防疫指挥的整体评议偏少、偏简略,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千万人口级别的西安防疫部署,民间怨声载道,对它的不忿借惨烈个案有了强烈爆发,让西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尺度”。

西安作为一种尺度,丈量了三个层面:一是以一码通崩溃为代表的政府基础性采购,一旦用到真实场景下,虚假宣传与实际匮乏间差距甚远;二是以社区执行效率存疑为代表的行政效能,与全域防疫的高目标不相匹配;三是强硬的防疫政策中人命的次优先位置。

或者这么说吧,西安城内出现的防疫混乱,令“防疫高于一切”的辞令破防了,也让不惜代价的清零政策有了事实上的反例。西安发生的这些事,导致的毫无必要的人命代价,给民众评判防疫得失提供省思,严防死守的防疫政策有了些许合理性危机。

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疫情两年,病毒已经在广州、南京、扬州等地有过饱和攻击,何以西安不可以“抄作业”?这个疑惑实际上需要一个更宏观的开解,那就是:防疫不是“抄作业”的事,碍于市情,行政系统在防疫的多目标需求上往往有轻重缓急之分。

病毒触发防疫,而防疫伴随问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督战式的提示,历经反复上演,各地主官早已心知肚明。从体制内视角看,西安骤然封城,防止疫情沿着东西干线向东外溢,是理智的选择。甚至在应急阶段,片面防止院感也成为混乱中的下意识动作。

西安防疫作为一种尺度,还提出了一个让民间和官场颇为两难的问题。对民间来说,呼唤一种像上海那样的精细化防疫,很可能是一厢情愿。防疫部署及执行一旦不能在行政权上有自知、有克制,是否只是为单纯的上手段增加合法性?

对行政系统而言,一个尴尬的地方是,西安之前是对标的都是上海广州这类防疫优等生,而西安的防疫实况,让系统中人有了“即使争不了上游也不会坠落下游”的底气。从防疫经验可复制的角度看,西安提供的东西也许比上海要实用,也多得多。

说白了,为什么上海防疫总是被褒扬,是因为市民不必竭尽全力去获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对医疗资源的共享等。而人们在西安防疫图景上的所见所闻,恰恰相反,一些居民耗尽心力,甚至用生命去争取基本的生存权益。

在此之前,无论是武汉、南京还是扬州,中央政府与疫情严重城市的互动都是讨论具体举措的支持,但从孙春兰副总理对西安的专题研究会议看,这种上下“互动”相当微妙——实际上是要纠正西安防疫中“人民性”不足的问题,重申受它妨碍的固有立场。

就此而言,对西安疫情防控的评估或者问责,仅仅以“防疫政策好不好”来衡量是绝对不够的,而应该将其放在“如何冲击国内防疫局势”“如何冲击动态清零政策”等维度上来判断。西安防疫中的溃败部分,是战略上的,而不是战术上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西安疫情乱象,不是新冠病毒在一个西部特大城市重复它在东部、南方城市的感染状况,而是混乱的防疫政策以围剿病毒为名,直接威胁市民安全的问题。这不只拖累防疫的有效性,还对行政体系苦心营建的防疫声誉造成伤害,它的代价绝不止危急重症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