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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今天我们来关注中国不断进化的出版审查制度。
近日，一则关于中国著名二手书交易网站孔夫子旧书网的新闻在网上流传。这个新闻来自某家网店发布的歇业通知，通知写道：“小店收到孔网通知，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和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目前已尝试办理两证，无奈所售书籍均为国外二手旧书，无法提供货源资质，所以预计在明年2月底面临歇业关店。” 这次事件再次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关于中国出版审查的讨论。有网友评论称：“这个时代的中国不见有新文艺，也不许民众留有旧文艺记忆。没打倒孔家店，却打倒了孔夫子旧书网。“
一、从书号控制到内容审查：中国全方位的出版审查
其实，中国政府对书籍、报纸在内的出版物的审查由来已久，并且手段在不断加深和细化。
首先，官方对出版的主题有着严格的报备审查制度。2019年国务院修改了《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这一办法明确规定：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重大事件，有关现任和前任领导人的讲话、著作、文章和工作生活，涉及到军队的重大战役决策，关于民族宗教、国界地图、港澳台等内容的选题均为重大选题。不仅如此，甚至连涉及到苏联、东欧等国家的重大事件选题也无法幸免。而成为重点选题后，这些出版物必须在出版之前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备。没有经过备案批准的，不能够出版发行。
其次，就算出版的内容不涉及到以上所说的“重大选题“，对于内容的审查依然严格。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这一条例的核心目的就是用审查限制出版。根据这个条例，涉及到“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煽动民族仇恨”、“宣扬邪教”、“危害社会公德”等内容的出版物都不能够出版。
这些条款非常模糊，对于自身的含义也没有解释。在现实中，审查制度常会利用这种模糊性来限制出版物的内容，甚至可以将已经出版的书籍下架和限制再版。2004年，作家章诒和写作的《往事并不如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因为涉及到对于中国反右运动的描述，被禁止再版。2015年，由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撰写、探讨清末辛亥革命和民国历史的书籍《走出帝制》在出版数月后，突然遭到查禁，不许再版，并在各大书店被下架。
更有甚者，许多体制内单位还承担了自我审查的任务。2018年6月，网络上流传一张某学校家长微信群截图。截图里的内容要求全体教师和家长自觉清理审查个人是否在网络平台购买包括《走出帝制》在内的“禁书”，如有购买则要上交。
除了选题和内容审查以外，中国官方还有一种更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书号控制制度。这个制度从源头上限制了出版自由。一本合法出版的书，必须要获得中国标准书号（ISBN）和图书在版编目（CIP）。CIP由中宣部掌管分配，指供给特定身份的出版社。
据端传媒报道，只有国营出版社和民营与国有共同组建的合资企业才有资格直接申领书号，而民营出版社，必须与有资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书号。在2018年之前，书号基本足够，民营出版社需要花费一万元左右购买书号；而2018年以后，书号审批突然收紧，发放的书号大幅减少，导致书号费间接上涨，从2018年以前的一万元左右到2019年的最贵两万五一个。
更为糟糕的是，民营出版社无法完成整年度的出版计划，只能进行自我审查，优先出版那些 “意识形态上令人放心”的书籍，这无疑让那些本就遭遇重重审查的书籍的出版更加艰难。
二、挑战出版审查的代价：口袋罪名与刑事惩罚
那么，如果有人要挑战这种审查制度，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2017年2月，前著名图书品牌 “理想国”营销部编辑戴学林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他只不过是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出售港台书籍而已。非法经营罪是中国刑法中的一个口袋罪。口袋罪是指那些模糊不清的罪名，因为模糊不清，所以在司法适用中容易被滥用。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罗翔曾经在其授课中阐释过这个问题。此外，罗翔还在其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文章中指出：“当选择性执法成为一种常态，不仅会极大降低法律的公正性，也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另外，这也一定会造成举报制度的滥用，人们会将公权力机关作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以致法律无限放大人性的幽暗，不仅没有促进正义，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罪恶。”
除了非法经营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罪名也时常被用来惩罚出版审查的挑战者。2019年12 月，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何林夏因“贪污罪”被重判10年。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在何林夏任职广西师大出版社期间，“理想国”、“新民说”、“魔法象”等出版品牌在读者中获得极高的评价。这家出版社的人文关怀和世界视野也让广西师大出版成为了质量的保证。然而，2016年，原定于“理想国系列丛书”出版的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中宣部叫停，何林夏也于同年被逮捕，3年后遭到判刑。
三、新时代的书报审查：正面宣传与海外审查
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出版审查变得更加严格。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更加重视正面宣传作品的出版，甚至将审查延伸到海外。
在中国出版行业的寒冬中，却有着逆势上涨的红火领域，那就是“红书”，或者叫做“党建书籍”。这类书籍包括关于中共重大会议、活动、事件、节庆的赞颂性作品，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
在书号受到限制的时代下，2018年，仅有这类作品的书号得到了增补。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党建类书籍销量榜的前几位，基本都是关于习近平的书，其销量都是百万级别的。“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出版社，尤其是习近平曾经生活过的省份的出版社，往往会想尽办法做相关主题。而那些习近平没有生活过的省份，则会挖掘一些本地红色人物、“英模人物”作为出版主题。这些销量巨大的书最终去了哪里，产生了多少版税收入，则成为无从知晓的机密。
此外，习近平时代的出版审查，也开始向海外扩展。2019年，有澳大利亚媒体爆料称，中共对在澳大利亚出版但在中国印刷的书籍列出“黑名单”，凡是触及雷区的，将会被禁止印刷。这份名单中包括刘晓波、达赖喇嘛、艾未未等中国官方指定的异议人士。为了降低成本，不少出版社选择在成本更低的中国印刷书籍，而有些出版社因此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
这种外溢的审查在被《国安法》改变的香港更加明显。
2021年7月，在《国安法》后的首次香港书展中，与以往种类繁多的政治、历史和社运类书籍形成鲜明对比，今年相关书籍几乎绝迹，而更多出现了正面宣传中共建党百年和习近平生平的书籍。参与书展的出版社次文化堂的社长彭志铭表示，今年是 32 年来形势最险峻的一年，很多参展商都被迫自我审查。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道：“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而在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书报检查制度不仅存在，而且正在程度上不断加深。这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也是一种对人的幸福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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