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跃仝生活过的空间里，人们对他的描述仅剩下轮廓性的影子。父母说他不爱讲话，学习有点笨。邻居大姐对他的印象则是文静。这个失踪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的内心，没有人了解。
记者：王珊 李秀莉
寻子
在寻子两年后，44岁的岳宗显极度操劳的人生因为一份疫情流调单突然受到关注。从2022年1月1日到1月18日，在北京的岳宗显总共去了28个地方，去的时间也不固定，多是在晚上乃至半夜，地方也大多都是建筑工地，遍及北京各个区域。岳宗显是在这些地方打工，他是一名建筑垃圾搬运工，因为工作的性质，他看到的多是夜深以后的北京。
岳宗显中等胖瘦，五官长得还算周正，头发却已白了许多。在隔离的这几天里，他的手机一直不停地响着，都是问他找儿子的事情，有媒体记者，也有亲戚朋友。2020年8月12日，他的儿子失踪之后一直没有回家。他也是从那时开始了自己的寻子之路。
岳宗显上一次看到儿子还是在监控视频里。岳宗显是河南人，十多年前来威海打工，是一名船工，他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租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里。岳宗显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出海打鱼的船上。
儿子失踪时他正在海上。他是后来在妻子拍摄的监控视频里看到儿子的——穿着白色外套的岳跃仝在打工工厂附近的车站来回晃悠，工厂就在荣成的石岛镇上，距离他们威海租的房子有70公里，可以转公交车到达。在监控中，岳跃仝一直没有上开往家里的公交车。这是目前已知的岳跃仝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印记。
从2020年8月开始，岳宗显先是在丢失的车站附近找儿子，他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贴寻人启示、问人，后来范围扩展到威海各个区县，乳山、文登等地方都去了一遍，再后来，到济南、泰安……2021年春天，他开始在北京寻人，因为儿子曾经在这里打工，他听说就在东五环外的餐厅，岳宗显就挨个去问，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寻人需要钱，家里人也需要生活，他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大片完整的时间，就找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搬运工，“扛一袋水泥上楼，一楼一块钱，爬三楼是三块，一袋水泥100斤。”
2022年1月21日，威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他们在2020年8月26日，在当地一水塘内，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男性尸体，经DNA鉴定，并经威海市公安局复核，确定为岳宗显的儿子岳跃仝。岳宗显告诉本刊，威海警方曾经找他认尸，但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人身体胖胖的，脸已经看不清。而他的儿子身材瘦长，尸体的遗物也不是自己儿子的。岳宗显说等隔离结束，还是要继续寻找儿子。
从村庄到村庄
岳宗显河南老家的村民岳明上一次见到岳宗显是去年12月份，当时岳宗显母亲摔断了胳膊，岳宗显回老家照顾。岳明觉得他变化很多，“他以前过年回老家，都是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也爱跟人搭话，那次回来，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难过，问一句答一句，整个人老了不少。”
变化还有他的妻子，以前闲时，妻子李萍喜欢跟人一起拍快手视频，她总是演那些搞笑的角色，扮啥像啥。现在她的快手上账号上都是一个人对着镜头喊儿子回家，没有笑意，有时眼泪就留下来了。
儿子岳跃仝失踪改变的不只是岳宗显和妻子的状态，还打乱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规划。他们是2008年来的威海。他们的老家在河南台前县下面的一个村子里。岳宗显和李萍是通过相亲认识，两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老家。岳家经济情况本来就不好，岳宗显的父亲过了30岁才娶了媳妇，等岳宗显结婚时他的父亲已经接近60岁，靠种地的收入，加上东拼西凑借款给他们在村里垒了几间瓦房，连大门都没有。
岳宗显的二弟告诉本刊，一直到2018年，哥哥家才盖了院墙，修了大门。在来威海之前，李萍在家种地、卖烧饼，岳宗显则在家附近打零工，他没有什么技能，干的都是搬砖、和泥的苦力活，也不稳定，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008年，岳宗显做决定带着全家人来威海荣成打工。作为一个渔业城市，荣成2020年的GDP有900多亿，人口却只有70万，急需大量的劳动人口。比如说，这里海带的年产量约占全国四成，每年“海带收割季”，会有两三万外地人到这里务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晒海带。来威海十几年，李萍也晒了十几年的海带。
李萍的一个朋友夏婷告诉本刊，五月初到八月底是晒海带的日子，作为工人他们每天要将收割的海带在晒场上一条条铺开，隔一会就翻晾一下。为了赶时间，很多时候他们凌晨三四点就要赶到做工点，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晚上有露水，海带要当天晒当天收。”
晒海带的活很辛苦，尤其是过了中午，日头明晃晃地挂在上空，晒场一点阴凉的地方都没有。为了防止晒伤中暑，工人们都是穿着长衣长裤，脑袋也包裹得严严实实。“八月份最难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喝水。每年都有人中暑。”
夏婷告诉本刊，晒海带按计件算工资，每捆3.5元。天气好时，一人能晒五六十捆，算起来一天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岳大嫂干活很麻利，从来没听她叫过苦。”在儿子出事之前，李萍对现有的生活是满意的。她告诉本刊，她喜欢威海，这里比老家干净太多，没人乱扔垃圾。而且干一天活，结算一天工资，也有的是一个月一结。她没读过书，不认字，每次干完活结算都要签名，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这一改变和到手实实在在的钱让她心里觉得踏实。
李萍在岸上晒海带，岳宗显去船上帮人打鱼。当地一名船老大告诉本刊，船上一名工人的工资每月大概一万块钱左右。排除休渔期以及船只维修的时间，每年在海上的生活大概有半年时间，剩下的时间则可以去养殖场打工。
“荣成出海打鱼本来以本地人为主，2000年以后，因为打鱼辛苦，风险又大，本地人开始转做养殖行业，加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读书，本地人手越来越少。现在就连船长也是以外地人为主了。”他说，每次出海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半年，船上也没有信号，非常熬人。
船上打鱼不仅枯燥和辛苦，风险也很大，“最怕遇见沉船，有时渔船晚上停下来休息，路过的货船过来没看到，就碰沉了，一年总有两三起。碰伤也是个大问题，船上绳索、货箱很多，一不留神踩空了就摔断胳膊、腿，船上也没有治疗条件，要开回岸边，至少要开20个小时，会耽误治疗。”船老大告诉本刊。
操劳、枯燥、与家人长时间的分离、潜在的危险都不是李萍和岳宗显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所有的打算都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大儿子已经成人，二儿子也在迅速长大，作为父母，他们需要为他们后续的生活打算。
在老家，男孩到了十七八岁就要考虑结婚的事情，父母们得为儿子准备好房子，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义务和责任，“尽了这个责任后，就算解脱了。”岳宗显老家村子的一个村民告诉本刊，“在我们村，儿子结婚，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彩礼。如果一家只有一个儿子，家里条件又好，女方彩礼就要八万块，如果家里儿子有两个，一个人的彩礼钱要再加两万。”
即使外出打工多年，岳宗显家条件在村里依旧谈不上好。从岳宗显夫妻俩2020年过年期间在快手上发布的视频里，可以看到，他们老家的老屋家具破旧，墙皮脱落地一块一块，墙面看着潮湿又阴冷。这样的条件在老家相亲市场上显然不占优势。
2017年，他们原本想在老家盖房子，结果遇到拆迁规划，地基都打上了，硬是没盖成。2018年，岳跃仝17岁，岳宗显夫妇在台前县城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面积109平，房本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现在还有十几万贷款没还。”岳宗显的弟弟告诉本刊，大侄子如果顺利结婚生子，哥哥说就不用操心他了，该为小儿子的日后做打算了。
儿子岳跃仝
岳宗显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不回家。他常年不在家，跟儿子交流不多，他说儿子是妻子一手带大的，跟妻子感情最好。他让记者去看他的快手，有不少是与儿子相处的时光。有他们在餐馆吃饭聊天的，也有过年回家，两个儿子在家门口晒太阳的视频。
视频里的岳跃仝虽然有些腼腆，笑得却也开心，看得出年轻人的朝气。岳宗显曾对媒体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上街买东西，儿子买了三根糖葫芦，有妈妈的、有弟弟的，唯独少了自己这一份。他跟儿子开玩笑，“我不吃也得给我买。”
关于儿子，妻子李萍却也讲不出太多的内容。她告诉本刊，儿子走丢后她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不称职，自己平时没时间，给儿子买点什么，也总是“想买就买”，很少询问孩子的意见。再加上脾气急，因为岳跃仝成绩不好这个事情，她也揍过他。
她不清楚儿子喜欢什么，操劳的生活已经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时间。她说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初二就辍学了。她跟丈夫希望他有一技之长，2018年，他们花了一两万让他去河北学针灸。可儿子“一天也没干过”。他们还给儿子找了电子厂的工作，他也不愿意去。他们最后只得将一切原因归结为“儿子长大了，管不了了”。
岳跃仝身高一米七左右，是尖下巴，窄脸这点随母亲，五官却像父亲。除了明确的长相之外，在岳跃仝生活过的空间里，人们对他其他特点的描述仅剩轮廓性的影子。父母都说他不爱讲话，学习有点笨。邻居大姐对他的印象则是文静。这个失踪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的内心，没有人了解。他也没跟家里人提起过。
他虽然自小就跟父母在一起，父母打工时也一直带着他，但也只是物理距离上的亲近。他在威海读了小学和初中，可一直没交到什么朋友，他的弟弟记得，哥哥只有每年过年回老家时，才会和朋友们出门玩耍、聚会。如果说童年时他跟父母从河南来到威海面对的只是环境的变化，成年之后，他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打工，陌生的环境、枯燥的工作、生存的艰难都是他需要承担的压力。他很少跟家人表达这些。或许，也不知道如何开口。他一直被认为不够聪明，辍学打工也是自然而然。
在所有亲人的回忆里，他唯一一次主动表达，是在2018年学针灸时，他当时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岳宗显的弟弟记得自己当时正在去开封送货的路上，一接电话是侄子，他有些惊讶，他几乎没给他打过电话。聊天只有几分钟，岳跃仝说了一句“针灸很难”。
话刚落地，二叔就劝他，“你爸干活挣钱不容易，想给你娶媳妇买房子。你爸给你花一两万叫你学技术，你好好学。”对方“嗯”了一声，就挂掉了。“我知道我哥是为了儿子好。”岳宗显的弟弟开小货车，干点给人拉家具之类的零活，每月多则挣三五千块，少则一两千，还要还车的贷款，几乎一天也不敢歇着。他理解哥哥拿出一两万块钱的不容易。
2018年秋天，岳跃仝去了北京，在一家自助餐厅里做帮厨，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个朋友叫他去唐山，他去了一段时间，又回了北京。辍学后的短短几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也没有同父母讲过自己想干什么。
失踪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是一家罐头厂，有上千工人。这显然也不是一份让人满意的工作。罐头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接触的都是冷冻的海产品，干活时要戴两层手套才能保暖。一个负责招工的经理告诉本刊，罐头厂年轻人很少，主要是四五十岁的阿姨。
在这里，岳跃仝很难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他待了四个月后，从这里离开了。李萍告诉本刊，孩子失踪后，他们去罐头厂寻儿子，得知当时厂里的领导曾经将儿子送到公交站，他们向对方要人，对方以“把人送到了车站，找不到了不管”为由拒绝了他们。他们也觉得人丢了跟厂里关系也不大。
门口的保安给他们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厂里领导第一次送岳跃仝到车站后两个人一起回来了，过了一会又送了一次；第二件事是岳跃仝在离开之前将自己在宿舍里的东西全部砸碎了。
（岳明、李萍、夏婷为化名。印柏同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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