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跃仝生活过的空间里,人们对他的描述仅剩下轮廓性的影子。父母说他不爱讲话,学习有点笨。邻居大姐对他的印象则是文静。这个失踪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的内心,没有人了解。

记者:王珊 李秀莉

寻子

在寻子两年后,44岁的岳宗显极度操劳的人生因为一份疫情流调单突然受到关注。从2022年1月1日到1月18日,在北京的岳宗显总共去了28个地方,去的时间也不固定,多是在晚上乃至半夜,地方也大多都是建筑工地,遍及北京各个区域。岳宗显是在这些地方打工,他是一名建筑垃圾搬运工,因为工作的性质,他看到的多是夜深以后的北京。

岳宗显中等胖瘦,五官长得还算周正,头发却已白了许多。在隔离的这几天里,他的手机一直不停地响着,都是问他找儿子的事情,有媒体记者,也有亲戚朋友。2020年8月12日,他的儿子失踪之后一直没有回家。他也是从那时开始了自己的寻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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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实拍石各庄村。“18天辗转28地打工”寻子的岳某在此居住。(视觉中国供图)

岳宗显上一次看到儿子还是在监控视频里。岳宗显是河南人,十多年前来威海打工,是一名船工,他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租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里。岳宗显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出海打鱼的船上。

儿子失踪时他正在海上。他是后来在妻子拍摄的监控视频里看到儿子的——穿着白色外套的岳跃仝在打工工厂附近的车站来回晃悠,工厂就在荣成的石岛镇上,距离他们威海租的房子有70公里,可以转公交车到达。在监控中,岳跃仝一直没有上开往家里的公交车。这是目前已知的岳跃仝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印记。

从2020年8月开始,岳宗显先是在丢失的车站附近找儿子,他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贴寻人启示、问人,后来范围扩展到威海各个区县,乳山、文登等地方都去了一遍,再后来,到济南、泰安……2021年春天,他开始在北京寻人,因为儿子曾经在这里打工,他听说就在东五环外的餐厅,岳宗显就挨个去问,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寻人需要钱,家里人也需要生活,他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大片完整的时间,就找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搬运工,“扛一袋水泥上楼,一楼一块钱,爬三楼是三块,一袋水泥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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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剧照

2022年1月21日,威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他们在2020年8月26日,在当地一水塘内,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男性尸体,经DNA鉴定,并经威海市公安局复核,确定为岳宗显的儿子岳跃仝。岳宗显告诉本刊,威海警方曾经找他认尸,但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人身体胖胖的,脸已经看不清。而他的儿子身材瘦长,尸体的遗物也不是自己儿子的。岳宗显说等隔离结束,还是要继续寻找儿子。

从村庄到村庄

岳宗显河南老家的村民岳明上一次见到岳宗显是去年12月份,当时岳宗显母亲摔断了胳膊,岳宗显回老家照顾。岳明觉得他变化很多,“他以前过年回老家,都是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也爱跟人搭话,那次回来,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难过,问一句答一句,整个人老了不少。”

变化还有他的妻子,以前闲时,妻子李萍喜欢跟人一起拍快手视频,她总是演那些搞笑的角色,扮啥像啥。现在她的快手上账号上都是一个人对着镜头喊儿子回家,没有笑意,有时眼泪就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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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裂无声》剧照

儿子岳跃仝失踪改变的不只是岳宗显和妻子的状态,还打乱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规划。他们是2008年来的威海。他们的老家在河南台前县下面的一个村子里。岳宗显和李萍是通过相亲认识,两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老家。岳家经济情况本来就不好,岳宗显的父亲过了30岁才娶了媳妇,等岳宗显结婚时他的父亲已经接近60岁,靠种地的收入,加上东拼西凑借款给他们在村里垒了几间瓦房,连大门都没有。

岳宗显的二弟告诉本刊,一直到2018年,哥哥家才盖了院墙,修了大门。在来威海之前,李萍在家种地、卖烧饼,岳宗显则在家附近打零工,他没有什么技能,干的都是搬砖、和泥的苦力活,也不稳定,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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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008年,岳宗显做决定带着全家人来威海荣成打工。作为一个渔业城市,荣成2020年的GDP有900多亿,人口却只有70万,急需大量的劳动人口。比如说,这里海带的年产量约占全国四成,每年“海带收割季”,会有两三万外地人到这里务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晒海带。来威海十几年,李萍也晒了十几年的海带。

李萍的一个朋友夏婷告诉本刊,五月初到八月底是晒海带的日子,作为工人他们每天要将收割的海带在晒场上一条条铺开,隔一会就翻晾一下。为了赶时间,很多时候他们凌晨三四点就要赶到做工点,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晚上有露水,海带要当天晒当天收。”

晒海带的活很辛苦,尤其是过了中午,日头明晃晃地挂在上空,晒场一点阴凉的地方都没有。为了防止晒伤中暑,工人们都是穿着长衣长裤,脑袋也包裹得严严实实。“八月份最难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喝水。每年都有人中暑。”

夏婷告诉本刊,晒海带按计件算工资,每捆3.5元。天气好时,一人能晒五六十捆,算起来一天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岳大嫂干活很麻利,从来没听她叫过苦。”在儿子出事之前,李萍对现有的生活是满意的。她告诉本刊,她喜欢威海,这里比老家干净太多,没人乱扔垃圾。而且干一天活,结算一天工资,也有的是一个月一结。她没读过书,不认字,每次干完活结算都要签名,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这一改变和到手实实在在的钱让她心里觉得踏实。

李萍在岸上晒海带,岳宗显去船上帮人打鱼。当地一名船老大告诉本刊,船上一名工人的工资每月大概一万块钱左右。排除休渔期以及船只维修的时间,每年在海上的生活大概有半年时间,剩下的时间则可以去养殖场打工。

“荣成出海打鱼本来以本地人为主,2000年以后,因为打鱼辛苦,风险又大,本地人开始转做养殖行业,加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读书,本地人手越来越少。现在就连船长也是以外地人为主了。”他说,每次出海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半年,船上也没有信号,非常熬人。

船上打鱼不仅枯燥和辛苦,风险也很大,“最怕遇见沉船,有时渔船晚上停下来休息,路过的货船过来没看到,就碰沉了,一年总有两三起。碰伤也是个大问题,船上绳索、货箱很多,一不留神踩空了就摔断胳膊、腿,船上也没有治疗条件,要开回岸边,至少要开20个小时,会耽误治疗。”船老大告诉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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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pixabay

操劳、枯燥、与家人长时间的分离、潜在的危险都不是李萍和岳宗显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所有的打算都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大儿子已经成人,二儿子也在迅速长大,作为父母,他们需要为他们后续的生活打算。

在老家,男孩到了十七八岁就要考虑结婚的事情,父母们得为儿子准备好房子,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义务和责任,“尽了这个责任后,就算解脱了。”岳宗显老家村子的一个村民告诉本刊,“在我们村,儿子结婚,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彩礼。如果一家只有一个儿子,家里条件又好,女方彩礼就要八万块,如果家里儿子有两个,一个人的彩礼钱要再加两万。”

即使外出打工多年,岳宗显家条件在村里依旧谈不上好。从岳宗显夫妻俩2020年过年期间在快手上发布的视频里,可以看到,他们老家的老屋家具破旧,墙皮脱落地一块一块,墙面看着潮湿又阴冷。这样的条件在老家相亲市场上显然不占优势。

2017年,他们原本想在老家盖房子,结果遇到拆迁规划,地基都打上了,硬是没盖成。2018年,岳跃仝17岁,岳宗显夫妇在台前县城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面积109平,房本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现在还有十几万贷款没还。”岳宗显的弟弟告诉本刊,大侄子如果顺利结婚生子,哥哥说就不用操心他了,该为小儿子的日后做打算了。

儿子岳跃仝

岳宗显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不回家。他常年不在家,跟儿子交流不多,他说儿子是妻子一手带大的,跟妻子感情最好。他让记者去看他的快手,有不少是与儿子相处的时光。有他们在餐馆吃饭聊天的,也有过年回家,两个儿子在家门口晒太阳的视频。

视频里的岳跃仝虽然有些腼腆,笑得却也开心,看得出年轻人的朝气。岳宗显曾对媒体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上街买东西,儿子买了三根糖葫芦,有妈妈的、有弟弟的,唯独少了自己这一份。他跟儿子开玩笑,“我不吃也得给我买。”

关于儿子,妻子李萍却也讲不出太多的内容。她告诉本刊,儿子走丢后她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不称职,自己平时没时间,给儿子买点什么,也总是“想买就买”,很少询问孩子的意见。再加上脾气急,因为岳跃仝成绩不好这个事情,她也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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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剧照

她不清楚儿子喜欢什么,操劳的生活已经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时间。她说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初二就辍学了。她跟丈夫希望他有一技之长,2018年,他们花了一两万让他去河北学针灸。可儿子“一天也没干过”。他们还给儿子找了电子厂的工作,他也不愿意去。他们最后只得将一切原因归结为“儿子长大了,管不了了”。

岳跃仝身高一米七左右,是尖下巴,窄脸这点随母亲,五官却像父亲。除了明确的长相之外,在岳跃仝生活过的空间里,人们对他其他特点的描述仅剩轮廓性的影子。父母都说他不爱讲话,学习有点笨。邻居大姐对他的印象则是文静。这个失踪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的内心,没有人了解。他也没跟家里人提起过。

他虽然自小就跟父母在一起,父母打工时也一直带着他,但也只是物理距离上的亲近。他在威海读了小学和初中,可一直没交到什么朋友,他的弟弟记得,哥哥只有每年过年回老家时,才会和朋友们出门玩耍、聚会。如果说童年时他跟父母从河南来到威海面对的只是环境的变化,成年之后,他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打工,陌生的环境、枯燥的工作、生存的艰难都是他需要承担的压力。他很少跟家人表达这些。或许,也不知道如何开口。他一直被认为不够聪明,辍学打工也是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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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亲人的回忆里,他唯一一次主动表达,是在2018年学针灸时,他当时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岳宗显的弟弟记得自己当时正在去开封送货的路上,一接电话是侄子,他有些惊讶,他几乎没给他打过电话。聊天只有几分钟,岳跃仝说了一句“针灸很难”。

话刚落地,二叔就劝他,“你爸干活挣钱不容易,想给你娶媳妇买房子。你爸给你花一两万叫你学技术,你好好学。”对方“嗯”了一声,就挂掉了。“我知道我哥是为了儿子好。”岳宗显的弟弟开小货车,干点给人拉家具之类的零活,每月多则挣三五千块,少则一两千,还要还车的贷款,几乎一天也不敢歇着。他理解哥哥拿出一两万块钱的不容易。

2018年秋天,岳跃仝去了北京,在一家自助餐厅里做帮厨,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个朋友叫他去唐山,他去了一段时间,又回了北京。辍学后的短短几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也没有同父母讲过自己想干什么。

失踪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是一家罐头厂,有上千工人。这显然也不是一份让人满意的工作。罐头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接触的都是冷冻的海产品,干活时要戴两层手套才能保暖。一个负责招工的经理告诉本刊,罐头厂年轻人很少,主要是四五十岁的阿姨。

在这里,岳跃仝很难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他待了四个月后,从这里离开了。李萍告诉本刊,孩子失踪后,他们去罐头厂寻儿子,得知当时厂里的领导曾经将儿子送到公交站,他们向对方要人,对方以“把人送到了车站,找不到了不管”为由拒绝了他们。他们也觉得人丢了跟厂里关系也不大。

门口的保安给他们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厂里领导第一次送岳跃仝到车站后两个人一起回来了,过了一会又送了一次;第二件事是岳跃仝在离开之前将自己在宿舍里的东西全部砸碎了。

(岳明、李萍、夏婷为化名。印柏同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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