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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作者:钟艺璇

编辑:赵磊

运营:Trixy

浮现

监控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试着去问一位大厂人,是否知道或察觉自己正在被监控,不出意外,你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如果继续追问:“你是如何被监控的?”或许很少有人能和你说清楚其中门道,“就是一种感觉”。

这可以说是一个系统,也可以说是一种被有意构筑的、森严冷酷的秩序,但称呼为潜网也许更合适——它的规则、处罚、尺度,大部分都存在于猜测中,很多人都感觉潜网存在,但谁来放网、操控、收网,却鲜有人知。

王宁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潜网存在,是被开除的那天。当时,她被HR单独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周围一共有4个人,后来还多了一位保安——他昨天还对着王宁说了句“早上好”。看到王宁情绪不太冷静,HR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怎么闹都没有用”。

她突然害怕了,想到之前被保安直接从办公室架走的同事,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在同事面前被毫无尊严地带走,何况她还在哺乳期。交接时间不多,王宁被告知“赶紧离开”。

她说自己的手机还在工位上,“要拿回来”。HR和保安在不远处注视着她,从回到工位,到拿起手机,王宁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有多余的动作,离开这栋楼前,她不能再和任何人有接触。走到桌前,身边的同事察觉到异样,微微侧头偷瞄她,王宁摇了摇头,沉默地走了。

保安和HR一前一后,一路将她送下楼,直到彻底走出这座大厦。楼下,王宁的丈夫在等着她,“你的东西呢?”她反应过来,自己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拿,转头进去,却被告知禁止进入。她赶紧联系同事,对方说“有人一直在盯着呢”,趁领导没注意,同事只匆匆带走王宁的水杯,下楼后放在公司打卡机旁,迅速转头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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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保持通话》剧照

无论王宁如何解释,她已经失去了进入的资格,尽管她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一气之下选择报警,警察到了又离开,“他们也进不去,拿不到”。

一般情况下,潜网极少会这样主动出现,它更多时候是隐秘的。关于潜网,大厂员工之间流传着不少江湖传言——公司内网监控、社交媒体监控,甚至无意中吐露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潜网捕获。

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陈柳依隐隐察觉到这种监控的存在,工作电脑会挂在内网上,用外部电脑也需要先安装一个VPN来登入工作后台,一旦出现问题,技术部门就能调取操作历史,为了避免风险,她在内网和别人交流时会尽量避开一些关键词,比如竞品公司、业务名称、领导名字等,怕触发报警,但她也不清楚这个机制是否存在、如何运作,“只是有同事会说这个事情”。

一些关于潜网的猜测正在被验证。面对一份内部技术文档,程序员李望偷偷按下了截屏键,不涉及商用,他想尝试分享给朋友做技术交流。不到一会,IT部门的同事私下找到他,“不要再截图了,这回先警告你一次”。

李望在另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他知道IT部门负责管控所有员工的内部交流,关键字触发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李望曾经试着用微信发出公司某内部APP的名称,并安装了一个可以监测电脑对外网络传输速度的软件,发现这条文本的发送速度明显变慢,“可能一条微信正常的发送速度是几毫秒,但是这条带关键字的文本速度会慢很多,应该是被监控到了”——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速度减弱很难被肉眼感知到。

这曾经这是一种保护。互联网发展二十余年,从中关村的几台电脑到庞大的大厂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牵动着数据的战争、技术的战争乃至人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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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视觉中国

一个互联网运营员工可能很难想象,自己手中的一条普通数据,在竞对公司眼里意义非凡。据36氪报道,一家互联网公司曾经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户线索卖给竞争对手,“保守估计,飞单损失能有上千万元”。一家百亿美金估值的公司,在关键融资阶段遭到竞争对手窃密并向投资方举报数据造假,差点毁掉融资,甚至断送公司的未来。大厂之间一边设置重重保护,另一边也通过咨询公司等各种途径打听对手的消息,并不惜为此付出高价。

剥开互联网公司的外壳,核心数据和代码实际极为脆弱,缓缓流动的潜网,每时每刻都保护着公司的信息安全。起初它的作用尚有边界,但如今这种监控正在扩大,成为控制员工的一种手段。

陈菲和王宁同属于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2019年前后,她隐隐察觉到,公司的弦突然收紧。有一天,陈菲收到了多条公司微信群解散的消息,群聊页面只留下一条格式化的通知,“要求即刻解散”——包括公司全员大群、团建群、健身群甚至奶茶拼单群。

很短的时间内,HR迅速肃清了所有可见的私人与工作关系,并且在两者之间设立了高大的屏障。尽管奶茶群里,从来没人说过任何有关工作的事,它起源于某次领导在组会后的犒劳,又亲手被领导终结,“群里平时只有简单的奶茶拼单记录和群收款”。后来,陈菲再也没看到有同事拎着一大袋奶茶上楼,“现在都是各喝各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控又将是注定的。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延伸

潜网能主动识别风险,也能在风险变成事故后,及时把责任人揪出来,并保留所有的证据。

用内网登录公司任何后台,陈柳依的电脑屏幕上都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水印——她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后4位,水印大大减小了员工随意截图的可能性,毕竟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名字和谈资产生直接联系。但陈柳依感觉有些不适,“它仿佛在告诉我,我的每一项行为都被记录在案”。

这些截图有的成了“罪证”。据彭博社去年8月30日消息,阿里巴巴将开除对外泄露“控诉前公司经理性侵”内网文章的10名员工。知情人士称,这些员工将内网控诉文章的截图除去个人水印后对外公开发布,此行为违反了公司政策。另外有三人因在公共论坛发表不正当评论而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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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微博

一旦嗅到风险,潜网立刻会给出敏感的反馈。李望不久前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在距离正式离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照常访问技术文档,系统却突然显示“不能访问,请联系对应部门申请解封”。这种情况在李望此前的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他向技术部门提出申请才得以继续访问,“不出意外,应该是和我马上要离职有关”。

即将离开公司的员工,的确会成为特殊关注的对象,这点也在另一位前大厂中层的口中得到印证,这位中层告诉每日人物,她的下属离职时,作为直属领导,她曾反复收到相关提醒,大意是“你的下属xxx即将离职,请查看其近期操作有无风险”。而在对话框下方,附有该下属近期登录的所有后台和操作记录。

陈柳依某天发现,公司内部办公软件的员工联系方式突然被隐藏起来,以前的内部办公软件像一个巨大的通讯录,只要点击员工主页,便可以清楚看到对方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加急功能,可以直接联动对方手机号码,选择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但现在,联系方式不再轻易公开。“你必须和这个人有过对话,而且是双向对话,才能看到对方的电话号码。”如果对方并未回复消息,可以通过单线加急,“但已经不能看到对方号码了”。

变动的原因也很简单,“听说是外部的一个猎头拿着公司员工的手机登录平台,得到了大批员工的联系方式”。无疑,这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潜网的手越伸越长,对风险的判断也越来越谨慎,除了信息泄漏,如果一个行为被认为有损公司利益,立刻会被捕捉到。去年11月,国美内部发布的一份《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曾经引发热议,在通报中,员工的姓名、部门、所在楼层以及在工作时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于众,其中一位员工因为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流量达到22.5G而被处罚。

最后,潜网的手还会伸到公司外部。陈柳依的公司曾经有一个官方交友平台,但效率并不高,“主要作用是晒员工学历和财产”。一位同事在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大意是希望这个资源能真正活起来,并附上了一个微信群二维码。陈柳依也进了群,“后来这个群就发展为介绍对象的群”,伴随着群员越来越多,这位同事也拉了一些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同行入群。

直到有一天,这位同事在群里宣布自己已经离职的消息,同时他披露了一件事,在离职前不久,他收到了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警告,称“有人举报你通过微信群从事信息泄露活动”,这位同事极其生气,在群里语气激动,“我不知道是谁举报的我,但是大家都小心点”。

控制

潜网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

陈菲的公司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风波”。起初是有同事私下交流调薪后的收入,被他人举报后,经过领导教育了一番,“后来发展成相互报复,举报对方虚假打卡”。彼时高层震怒,全公司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对虚假打卡的严查。

先是自我检举。当时的陈菲收到HR通知,如果存在虚假打卡情况,需要向部门领导发送邮件主动说明情况,并且抄送HR。“邮件需要具体到伪造考勤的次数,哪一天,什么时间点,真实几点到,以及虚假打卡的时间是几点。”

这场自查几乎波及了整个公司。“实话说,公司的考勤制度是不合理的”,规定上班时间是上午11点,陈菲和同事们却少有在晚上11点前下班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免除迟到惩罚——加班过了12点,不过需要提供证明。但往往晚上11点半左右,领导开始催促大家回家,“说我们应该早点下班”。

公司楼下的打卡机设在大厦外,只有两台,临近上班时间的前10分钟,排队打卡的两队长龙能从打卡机排到沿街马路边上,一眼望不到头。时不时有人探头,口中嘟囔着“怎么还不快点”,要是时间太紧迫,陈菲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迟到,而迟到的代价又是巨大的。“迟到的话,如果12点前到,就得按照9点起步,扣除3个小时的薪水。迟到超过1小时,扣半天薪水。”王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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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视觉中国

在提交自查报告后,陈菲很快被部门大领导单独约谈。领导盯着她,两人一阵沉默,对方开始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你要迟到?”“为什么别人就不迟到?”“记住,这个工作如果你不想做,还有人排队来做。”陈菲低头不语,站在领导面前,她不敢反驳,对方的任何一个低评价,都极有可能让她失去这份工作。

但公司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她。半个月后,除夕假期前的凌晨,陈菲接到了HR的电话,“公司需要对你之前提交的自查报告进行再次核对”。电话里,HR每报一条,陈菲需要回复一句“是的”,如果陈菲回答的语速略快,对方会立刻发问“你确定没有撒谎?”“保证真实吗?”半小时后,HR又来了一通电话。“你可以向我发誓,你没有说假话吗?”一瞬间,陈菲感觉自己“像个犯人”,被推入监狱前接受逼供。

“真实。”“没有。”她说。

凌晨3点,HR最后一通电话来了。对方最后一次提醒:“如果你作假,我们会调监控去查你。”在确认完毕后,HR告诉陈菲需要按照格式和要求发送一份确认邮件,收件人是执行CEO级别的高层,格式是“本人核对真实有效,确认无误”。

“我知道迟到是不好的事,也明白自己有错。”但数次重述这个并不算严重的错误,令陈菲无所适从。当晚,陈菲躺在床上,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回想HR的几通电话,“后来一想,HR根本没有资格在那么晚的时候打扰我”。她也对HR的话术产生质疑,“如果真的会查监控,为什么又要这样反复逼问我?”

但陈菲不知道,作为最后的手段,监控确实存在。由于追溯打卡时间较长,王宁已经基本不记得自己的打卡情况,HR有一天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你隐瞒了虚假打卡,说实话吧”。见王宁否认,HR才告诉她“我们调了监控,你迟到了2分钟,而且我们还知道是谁帮你开电脑虚假打卡”。

“主动反馈吧,否则就开除。”王宁迅速理清了过往的打卡记录,她和同事最终都遭到了处罚,“那个月的绩效打到了最低”。

没有人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虚假打卡事件后,“公司开除了不少人”。王宁有一位同事当时在休婚假,加上临近春节,没有太在意公司的事,也没有及时反馈,“她回来就被开除了”。

一场肃清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就算有员工12点后下班,申请第二天补卡,也需要提交邮件到CEO层面,“很多人就算真的需要补卡,想到这么繁琐的流程也就算了”——合理晚到也不行了。

在这家公司里,微信群被解散后,所有人开始使用官方内部办公软件沟通。在内部APP里,所有人使用花名,无序的名称背后,甚至没有对应的职级和部门,更别说联系方式——这意味着,除非挨个记住员工的花名,否则不可能检索到任何一个人。

公司甚至不再允许有文件和资料存档,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开始变得困难。无序的组织架构和信息曾令陈菲感到一片混乱,“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坑踩一遍,什么事都得张口问,可能跑了半天就做了一点小事情”。这点同样得到了王宁的证实,“遇到什么事,找什么人负责,要找哪个团队,这些信息我们都不知道”。

每隔一个月,陈菲所在的办公室全员需要更换一次位置,“区域没有变化,但是会打散身边的人,让你从东边到西边,或者从北边到南边去”。换位置的当天,领导会提前发布新的座位表,“通知大家今晚8点换位置”。

一到时间,所有人起身,工位很窄,“像个网吧一样”,电脑又需要跟着人走,移动的速度极慢。桌椅摩擦,人们边收拾边低声抱怨,各种声音交缠在一起。陈菲对面的一位女同事,每次换位置都要抢在最前头,熟练地搬运主机,插电,开机,然后埋头工作。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的,“因为大家太忙了”。

异化

究竟是谁在操纵潜网,这个问题并非无迹可循。许多互联网公司都存在内部的自查自纠部门。每隔一个月,陈柳依会收到一封来自纪律道德委员会发送的全员邮件,邮件上会通报近期公司内部出现的违规行为,“具体到犯事员工的部门、姓名、缘由以及处罚结果”。

李望所在的公司有一个“阳光职场”行动,众多违规行为内,有不少员工因为信息泄露而遭到通报,比如一些员工发送了同事的联系方式给猎头或者竞对公司。

但这些公开的通报部门,更像一个机器,监控者隐身在潜网背后。陈菲和王宁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个部门在控制潜网——尤其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模糊的公司里,HR更像是一个执行者,“似乎还有个合规部门在调查”。

当潜网笼罩了整个公司,一种相互举报的风气开始滋生,原先被控制的人开始融入这张网络中,成为潜网的一部分。在虚假打卡调查中,公司曾经鼓励员工之间相互举报,“举报者将会减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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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举报者》剧照

“公司发生了事情,会先调查周围的人,让别人去举报。”王宁说。在公司发布的通报里,知情不报的人将会被公开惩处,但如果有违规者愿意提前自我检举或检举他人,“这个叫做态度良好,可以减轻处罚,另外的人态度恶劣,将被开除”。

而到底什么是秘密,什么究竟该被举报,没有清晰的界限。直到有人从高楼跳下,有人被救护车带走,外界轩然大波,员工们却在社交网络上集体失声。一位同事在脉脉上发布了一张救护车带走公司员工的图片,后来被揪出来,作开除处理。后来在公开发声中,他猜测公司是根据爬虫技术定位到了他。

没有人再敢发声。“你能看到,无论是脉脉还是知乎,我们公司在职的人发言特别少,因为一旦发言公司很可能会知道。” 大家甚至开始默契地不在社交媒体上表露任何信息,包括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就算是日常分享,王宁也必须屏蔽自己的同事组,“这是一定要做的”。她开始养成习惯,尽量少发,“包括我的小孩照片,都不会发”。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们越来越谨慎,他们经常会接到一些猎头、咨询公司乃至媒体的电话,有人想打听离职的前同事,有人愿意付费咨询一些业务情况,或了解公司最近的动态,大家都立马拒绝并挂掉电话,甚至连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愿提起公司相关的事情,生怕不小心说的哪句话给公司造成损失,成为自己被开除的罪证。

潜网像蚕食一样默默侵吞着公司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王宁休产假前,HR明言,需要退群才能批准产假,她主动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后来内部APP的账号也被没收了。“完全和公司脱离了一样。”

气氛越来越压抑,陈菲在公司变得沉默寡言。她开始不断迟到,明明9点起床,就坐在床边发呆,看着指针走过11点,才慢吞吞去上班。“我不想去上班,讨厌周围的环境,整个人都是愤怒与抗拒的。”她也失去了对很多事的兴趣,看电影、吃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好吃的?”陈菲最终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尽管领导曾经告诉她,“一毕业能来这里已经非常幸运”。

服从还是离开

古典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的,这种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技术曾经致力于让人们在一个因连接而广袤的空间内,听到或微小、或孤独的声音。如今它又亲自为自己缔造了一扇门,将一些人关在其中,无法挣脱。直到离开,陈菲才后知后觉,自己的状态不对。“我都没觉得不对,更别说去反抗它。”

“只要不太过分”,绝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潜网的控制。实际上,包括李望在内的程序员们明白如何让潜网“失效”。“我们知道公司的整套软件是如何工作的,可以暂时性地把程序先‘杀死’。”就算IT部门定期对软件进行更新与升级,他们依旧有技术手段能够避开这些操作。

但这样太费劲,“似乎也没必要”,隐私成了妥协的牺牲品。李望选择当沉默的大多数,“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巧妙地对抗这些事,这种对抗基本没有用”。

对抗的作用确实微乎其微。互联网公司的加班现象饱受诟病,曾有一份大厂作息表以共享文档的形式流传于网络,四个应届生建立了它,更多大厂员工在里面分享公司的加班程度、业务现状、是否有坑等“隐秘信息”。但该共享文档的创作团队告诉每日人物,文档在发布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频繁的举报、封禁和删除。

王宁的离开更像是一种无奈。休完产假回公司后,公司仍未向她开放原有的内部账号,她向公司申请休哺乳假(注:女方产假期满一年内,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日内安排不少于1小时的哺乳时间),隔日公司却突然告诉她,两年前她的一次打车报销出现问题,发票连号违规,公司决定与王宁解除劳动合同。“他们说如果要证明,需要提供当时的支付凭证,可是两年前的东西让我怎么去找”。

她被拉到一个办公室内,既然是谈判,条件一开始就被列出来:发两个月年终奖,再补一个月薪资。领导说:“建议你离职,和公司好聚好散。”接下来是反复的拉扯——违规情况、补偿条件以及一份竞业协议。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长达4个小时,随时有人监控着王宁,去洗手间也不例外。王宁甚至没有吃饭,“尽管我还是一个要哺乳的妈妈”。

第一场谈判以失败告终,王宁坚持要求公司提供2N+1的补偿,直到第二场谈判,对方问王宁:“究竟能不能降低诉求?”王宁不同意,“我觉得我的报销不存在问题”。对方突然给出狠话,毫无余地,“那就开除吧,你可以走了”。这意味着,王宁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包括去年一整年的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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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克拉恋人》剧照

在潜网的监控下,她无声地走出了大厦,手里还有一份特殊的离职协议。“像一个污点一样,因为被开除,我手上的离职证明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报警失败后,王宁没忍住哭了。她甚至想过,要向公司过去的维权者一样,自己抱着孩子在楼下拉横幅,刚和丈夫诉苦完,又被劝下了,“没有用的”。她何尝不知道没有用,过去上班时,她路过那些拉横幅的人,除了心生怜悯,其余什么都做不了,而现在该轮到她怜悯自己。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