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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中国官媒的记者是如何参与和配合舆论操控的。
1. 在缺少物资、就医困难的封城西安，记者会上的荒诞提问
2022年1月11日，在中国西部省会城市西安因新冠疫情被强制封城三周后，一段发生在 西安疫情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和专家回答 引发了舆论关注。 发布会上，一名西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提问：“长时间刷手机，看电视，造成颈肩疼，应该怎么办？”
西安红会医院首席专家、脊柱病医院院长郝定军，先是夸赞了这个问题问得好，然后侃侃而谈：“劲肩疼俗称脖子疼、肩膀痛……”，并从五个疼痛表现、三种缓解方式方面进行了长达11分钟的详细阐述。这个提问和回答，占据了这场共计30分钟记者会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发布会视频一出，立即引起网民强烈的不满和嘲讽。要知道，在发布会举办之时，西安市尚未完全解封，生活物资分配的问题依然困扰着相当多的市民。而就在发布会的几天之前，才刚发生了因为医院拒绝接诊导致的孕妇流产、心脏病患者死亡的人道主义悲剧。在市民如此多紧急和基本的生活需求亟待解决的时候，在宝贵的发布会提问时间内，一家官媒的记者却提出一个刷手机导致脖子疼的问题，自然给广大民众带来“何不食肉糜”的荒唐感。有网友在视频的评论区里讽刺说：“真的，不如问咋做油泼面。” 还有网友反讽道：“记者很有见识的提问，政府很有担当的回答。”
根据舆论观察公众号旧闻评论的文章 ，这并不是新冠疫情发布会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荒诞戏码。半年前，广州还邀请过粤剧名家在疫情发布会上亮嗓，清唱抗疫新曲，但未得到舆论关注。
2. 中国官方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演
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本应是监督公权力、传递民众声音的机会，然而中国的官方记者会却越来越变成一场场写好了剧本的表演。一年一度的两会则更是奇葩提问的高发区。
中国对于两会记者的提问有着逐年提高的严格限制。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再次允许两会上的无底稿提问。这份声明披露：“在中国的两会期间，许多外国记者被排除在新闻发布会之外，并被禁止提问。一些应邀出席记者会的少数外国记者事先被要求提交问题或话题，供政府审查和批准”。
2018年的两会，恰逢习近平修改宪法对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引发舆论对终身制的担忧；这自然也成为两会的焦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修宪案表决之后，中国人大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其中，有路透社记者用英语进行了尖锐的提问，指出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回到一人统治的历史，导致文革再来的后果。然而，官方的翻译将“文革”翻译成了“政治动荡”，将one man rule（一人统治）翻译成了强势领导，刻意降低了提问的尖锐程度。而当美国记者孔安决定用中文直接提问以防止自己的问题被翻译“和谐”掉时，发言人则直接嘲笑他中文不好。
在同一届两会上，还发生了在中国互联网上热传的“白眼女记者”事件。在央视直播的部长记者会上，一名自称代表美国“全美电视”、穿红衣的女记者，向中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提问：
因为此次提问冗长又带着朗诵腔，旁边的蓝衣记者扭头看向红衣记者，对她的滔滔不绝非常厌恶，用力且厌恶地扭过头，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该视频迅速在中国各类社交媒体上传播，蓝衣女记者嫌弃的白眼被做成各种表情包。而这位自称外媒的红衣女记者也被揭露是“假外媒、真外宣”。
更多阅读：【404档案馆】第63期：从西安到天津、上海，中国式封城背后的“次生灾害”和“不计代价”
3. 从敢言冲撞到一团和气：中国记者被规训的历程
追溯中国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历程，有很多记者也曾勇敢地利用这个平台监督公权力、提出那些和民众利益相关的“真问题”。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开始于1983年，刚开始一周只举行一次发布会，但不接受提问。后来逐步从接受提问到取消时间限制。
而中国政府各部委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建立则和2001年的非典有关。当时，由于非典初期中国各地政府的瞒报，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对非典的恐惧蔓延，中国政府因此推动了国务院各部委和公检法机关建立常态化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在官方的表述中，“新闻发布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官方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初衷仍然是“宣传”，但仍有勇敢的记者在这个平台上大胆提问，尤其是当重大事件发生时。2011年7月23日，两辆动车在温州相撞，导致40人死亡，公众对于抢救工作、高铁动车的施工质量有诸多质疑。24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记者会被电视全程直播，在场几百名记者对这起事故的诸多疑点进行了非常尖锐直接的提问。没有受过新闻发言人训练的技术官僚王勇平回应得非常狼狈，尤其是在回答为何没有完成救援就掩埋车头的问题时，他说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在同一次发布会上，在被问到为什么营救结束、清理时还发现了一个幸存小女孩时，王勇平说道：“这是一个奇迹”，引来台下记者齐声反驳：“这不是奇迹！”
在这次动车事故的报道中，尽管官方下达了禁令，铁道部还命令媒体召回报道动车事件的记者，但中国记者集体通过各种方式违抗命令，进行报道，在报道无法发出后继续在个人微博上发声。。这些努力，让这次事件和那场发布会上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成为当年众所周知的讽刺。
然而，这样的敢言背后是个体记者付出的巨大个人代价。例如，央视制片人因报道温州动车事故被停职。而这只是众多记者因为遵循专业报道、提出问题而受到的众多惩罚之一。随着中国舆论管控越来越严，“党媒姓党”成为主旋律，新闻专业主义退场，大外宣不断涌现，曾经可以针锋相对的新闻发布会渐渐成为如开头西安那样的闹剧。在这样的闹剧里，记者、官员，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表演自己的角色，而真相则在这些一本正经的表演中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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