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事件的第五次通报，昨天已出炉。和上一次相比，它填实了不少细节，还有部里物证中心的加持，认定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杨某侠就是“小花梅”，董某民的罪责定为“虐待家庭成员”，最后还撸掉了从县长、县委书记往下的一批干部。
这次报告的结论基本上“维持原判”，因而公众普遍的反应是质疑诸多细节的真实性，催生出大量戏仿恶搞之作。这些质疑其实早已出现，只是这份报告仍未能平息，因为它未能有力地回应公众关心的疑点——尤其是那位女性的真实身份：她到底是不是小花梅?
我不是侦探，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可以推翻官方定论，我更关心的是公众对此的反应。从理论上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她确实是小花梅，但无法说服公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熟知，国内这类调查报告，通常不是为了搞清楚事实，而是为了定罪，最终尽快平息事态。
也正因此，公众又有一种矛盾、幻灭的心态：哪怕不相信、不接受，但他们又普遍认为，这次通报应该就是“尘埃落定”了，不相信又能如何？
我一位朋友准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受：“社会和我工作的小环境一样，每次有了一丝改变，看起来是希望，其实背后隐含的信息更让人绝望。”
也有人给我留言讥消：“洗洗睡吧。丰县都改变不了，还想改变中国？"不知为什么，他很快又删了这一句，我不知道这算是某种“我早就知道”的犬儒，还是对勇气的奚落，但在这背后，似乎都隐含着一种对改变不抱希望的幻灭感。
昨晚和朋友见面，难免谈及此事，他也同样留意到这种失望的情绪，但他说：“这是好事啊！说明大家都醒了，对现实已经不抱幻想了。”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一个苦涩的问题是：醒了又如何？
就像鲁迅在一百年前曾说过的，最难的，其实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他才冷峻地断言：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前，他在《〈呐喊〉自序》中还曾借朋友之口说：“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样的困境，在当下也隐约可见。还在这次通报发出来之前，在我那篇《丰县事件带来的觉醒》底下，就有人留言说：“文章有点太乐观了”、“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对现实的认知，觉醒之后，社会也仍然会是那样，那不过是一种“没有力量、也无法推动改变的正义感”。
当时还有一位读者说：“到底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成为一个启蒙的开端，现在还不好说。很大的可能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未来可能还是会像武汉郑州的那样，舆论场上小粉红满天飞。”
对此，我的回答是：“既然‘未来’还不确定，那么当下我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就很关键，什么都不做，预言就自动实现了。”这一点，她也同意：“是的，即便有许多人从未放弃，即便这次民众共同呼吁，这个世界也未必有更大的改变，但什么都不做，那么什么都不会到来。”
在这样的对话中，我意识到常常被人忽视的一点：人们对“改变”的界定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有些人悲叹“数亿张嘴都改变不了一个女人的命运”，那首先是指个体的处境；有些人期望的改变，是对此案根植的社会文化土壤的清除；另一些人说的“改变”，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制度化建设；还有些人说的"改变"，其实是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棘手的是，这些不同的“改变”是彼此冲突的——很多人相信，权利意识的觉醒至少在这次并不能推动上述另外几种“改变”。
在想到“事件过后还能留下什么”时，这种无奈、无力感是真实的，也是必须要面对的。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曾说，缺乏相应经历的后人,经常误会并指责集中营的受害者，认为像绵羊一样走向毒气室是可怜的表现，而抵抗和出逃才是真正的英勇之举。然而他说，这种无知忘记了一点：人们在其中感到绝望，并 不是因为他们的懦弱，而是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被反复摧毁。
考虑到这一点，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改变并不是哪些具体的诉求得到满足，而是人在觉醒之后的自我赋能。每个人都要尽其所能地确保人的尊严不可侵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捍卫生而为人应得的权利。
这种改变其实已经出现，否则这次的事件根本就不可能闹这么大。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非裔女裁缝罗莎・帕克斯拒绝巴士司机让座给白人乘客的要求。然而, 当地法律就曾规定黑人应给白人让座，罗莎本人此前也都一直这么做了，但她那天受够了，不愿总是这么屈就，就坚持要得到和白人同样的待 遇。甚至就在她此举之前九个月，另一位民权运动先锋Claudette Colvin也一次次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但都没什么波澜，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次改变了历史？因为时代真的变了。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在人的心里。卡夫卡曾有一句绕口令式的格言：“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而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虽然当下很多人或许未必“相信进步”，但看似吊诡的是，连他们的失望本身也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当回事。
这次有女性朋友和我说，她关注这一事件久了，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受：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愧疚，似乎自己是“躲在暗地里的享受者”，没能站出来做什么，这随即带来一种焦虑，甚至失眠，因为那庞大的外部环境看起来是自己无法推动改变的。
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善良的人容易产生内疚和无力，但一个人能坚持做自己就好了，不被外界改变，那也很了不起。超出我们控制的庞大外物，会引发焦虑，但我们至少可以也有权决定自己如何应对：不抱幻想，转而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主张。肯定自我、坚持自我无须不好意思。
实际上，她身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我问她：“你是不是希望能像以前那样，有一个安全、可信赖的外部大环境，不用自己费心思去质疑、甄别，就是说，你现在觉醒了，但又觉得这耗费心力，你其实喜欢一个比较单纯可靠的环境？”她说：“我以前是这样，但是一下看透了，现在觉得没啥希望，可能就到对立面去了。”
所以，在我看来，改变丰县原本就没多大意义，可能也改变不了，很多结构性的事物更非一朝一夕就能一举就能彻底改观，那不现实，但我们从这一事件中不断反思、醒悟，可以改变自己，由此改变这个社会。我记得有部韩国电影里曾这样说过：“你以为‘国家’是什么？国家其实就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