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场上的硝烟，这几天来似乎暂得消散，但在中国，网上论战仍然硝烟弥漫。撇开双方立场的分歧不论，在这种争吵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通常伴随着对国家的人格化投射——虽然人们未必了解“人格化投射”这种术语，但都无师自通。
这有时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刚见证了丰县事件的中国人一看就懂：“普京想打掉乌克兰的牙齿，再用铁链拴起来。”但却也有人说：“杀人是错的，那么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暴力的妇女求助无门反杀施暴者也是错误的吗？没有自控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未经看管过失杀人也是他本人的错误吗？并非为俄辩护，仅就事论事。”
有一位甚至把这演绎成了小说：
许多年前，小鹅和小武是村里两个快乐的光棍，他们一起打瞎子，骂哑巴，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日子过得狗都嫌，但是很快乐，很自信。怎奈好景不长，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小武渐渐的人模狗样起来，涂了胭脂，穿上了西服，还一连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小鹅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武为什么要用恋爱来影响自己的单身生活，自从小武恋爱之后，小鹅觉得床硬了，被薄了，手乏味了，更渗人的是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总之哪哪都难受，毫无安全感。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折磨，再三试探之后，终于提着枪冲进了小武的家。
支持乌克兰的人说：“如果有人冲入你家， 对你说，只要你不反抗，就不伤害你，放心吧。请问你怎么想？”反过来，挺俄的人则说：“如果有人一再挑衅你、招惹你，难道你要一直忍到他们打进家门来才能还手？”
去网上看看就会发现，有一种很大的声音谴责是乌克兰/“西方”/北约/美国在“拱火”，“乌克兰实在太过分/东乌的新纳粹不断挑衅/美国的小动作太多了，把俄国熊逼得忍无可忍，我理解俄罗斯”。
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都不陌生：很多人对社会事件中当事人的痛苦处境避而不谈，对国际局势倒是放言无忌，看起来尤为奇怪的是，当他们纵谈天下大势时，却又喜欢作人格化的投射。
在谈到中国人何以对公共事件中的受害者难以共情时，豆瓣上的“黎遠遠”曾说：
我觉得并不是中国人冷血，而是被训练成了对离自己经验很遥远的公共事件，首先不是建立共情从一个类似孟子四端之心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把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高度抽象化，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谋去做沙盘推演，甚至用阴谋论解释一切。当他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到切身的不正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感觉系统才会恢复。
这番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共情是有边界的，这原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在中国人这里，这种自发的共情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共同体圈子里，于是对那些缺乏切身相关的事件，人们要么是无感，要么就得诉诸人格化投射，才能唤起共情。
确实，像俄乌战争这样的事件，对普通人来说太陌生、太遥远了，但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人际冲突，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也容易理解多了，感觉系统由此得以恢复。
乌克兰 战争中的废墟
在公共事件中，这种自发的同情是可贵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人格化的投射，也会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导致对复杂抽象事件的漫画式理解，有时可能距离真相很远——就像那个笑话里说的，乡下一家人在烤红薯，讨论皇帝是不是能天天吃红薯。
去年底的跨年演讲中，罗振宇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含辛茹苦抚养了两个孩子，老大成才，但老二穷困，那她怎么办？会让老大拉扯老二一把，让老二感恩并向老大学习。他认为，“共同富裕”也是这么回事：“凭着朴素的道德直觉，不用讲多少大道理，有些事情我们就能知道它不好。”
且不论这个故事中老太的做法对不对，这样的类比在简化的同时，也很可能低估并曲解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单靠这种直觉，不仅无法解决争端，甚至极有可能会加剧纷争，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还会误导我们对局势的看法。
像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争端，几乎每一方都有很多值得同情的理由，到头来就变成“你到底愿意相信谁”的问题了。俄乌战争引发的网上口水战，有一点也很讽刺：双方其实都使用了同样的道德化语言，都想象了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格化形象，也都旨在证明对方是“坏人”，从而将己方立场合理化——没有人说，这一方是坏人，但我支持坏人打好人。
这一点并不只有我注意到，日前有一位读者就写信给我说出了她对此的困惑：
我虽然不太了解政治，但我想一个国家的决策所经过的程序和考量应当是十分复杂的。就如同战争计划，显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那么，吊诡之处便在于：一场战争只要能发生，那必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既然如此，是谁先“动手”，诸如此类的道义问题似乎并不适用。
许多人列举大量事实论据，以分析“国际局势”，最后的落点却总是美国如何如何邪恶，这里，却还是将美国人格化了。为什么通过对事实的分析，目的却落在对一个国家或团体是否“邪恶”的论证上?（就比如分析俄乌的文章，评论区总是要提美国所做的坏事）
她说无法理解一点：主要的观点既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为何还会对俄罗斯产生带入甚至同情的感情呢？既是“我们”，为何面对观点各异的中国人产生仇视，轻蔑，厌恶的感情？我们在讨论“我们”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对此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只能这么推想：中国人对这类国际时事的理性分析解读能力，其实是很低的，对复杂抽象事物，只有“降维”到人格化的层面，才方便人们理解，但这种人格化投射，势必伴生着一种浓厚的伦理化、道德化倾向——通俗地说，就是容易简单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
由于这种鲜明的道德色彩，争论也就自然两极化了，因为善恶是很难妥协的。邹谠在回顾20世纪中国政治时曾感叹，多少年过去，中国人始终学不会妥协，因为双方都有着“同样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同样的没有与‘别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是可能的吗？不妨说，他们可以互为对方的镜子。”
但对有些人来说，这并不是缺点。在我日前那篇《我们应该如何关注乌克兰局势？》发表后，有人给我留言，指责我“绑架了评论”，她说：
说了这么多废话，没有一句是有价值的。我倒更敬佩那些两极的观点的人，任何评论都会有主观立场和不同的视角，他们毕竟都有自己的理由支持哪一方，说出来也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真相。但都好过站在所谓中立的立场上，感觉自己最高冷，实际上是既无独立思维能力，又没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人最让我鄙视。评论完就取关。
不过她显然意犹未尽，为此又不怕麻烦，重新关注回来，因为她还有话说：
这种黑白分明的道德观，让我想起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说过的一句话：“地狱中最炙热的地方是为那些遭遇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预备的。”他误以为那句话是但丁的格言，但其实但丁从未说过。那是1963年，他正面临着是否卷入越战的重大抉择。
当然，我也能理解这种道德感，那至少能让我们不必忍受道德模糊（“宽容”势必如此）的折磨，善恶分明，只要分清敌我，洞悉坏人，然后与之坚决斗争就是。实际上，我们身处的环境越复杂难以理解，这种诱惑就越强烈，因为这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简单的蓝图，明确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是普通人这样，那倒也罢了，最有害的是，这甚至一直以来渗透在我们的外交话语中——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说法，以及“苏联老大哥”，对越南的“忘恩负义”也经常耿耿于怀，这类话语能唤起一种强烈的情感，但却经常不自觉地把本应理性判断的国家利益，当作是一种“情义”的问题。
这种投射，本身又与国人“情胜于理”的思维取向、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紧密相关。我当然知道“一切皆有一定自我意识投射”，但当我们面对庞大、复杂、抽象局势时，仅凭本能的直觉是不够的，而需要冷静地分析，真正接受理性思考的训练，因为理性思考，正是当下最缺乏的一种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