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Weixin ID：weizhousw ）
日前看到这么个说法：
这确实是当下舆论场上的真实写照，多年老友都有可能因为俄乌战争而反目。月初在上海复兴公园里，有两位退休老人由于分别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而争执不下，最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位大半个耳朵竟被对方咬断。网上有人嘲谑：“俄乌战火终于扩大到了中国……”
为什么人们会为远隔万里之外的事件如此激烈？实际上，大多数国人与其说是关心这场战争本身，倒不如说是关心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它会不会、会的话又会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基于此，我们又究竟应该站哪边？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就能看清楚一点：人们最终作出的立场选择，其实是以一系列推断为前提的。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俄罗斯是在西方围堵之下的“自卫反击”，它一旦倒下，中国就是下一个目标——这里的每一步，都是有待讨论的，但却已被当作确凿无疑的事实。
加剧这种混乱的是，很多人常常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相关信息来作出斩钉截铁的论断。俄罗斯的开战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到处都有人转发金雁对俄罗斯“帝国梦”的批判、孙立平也说俄罗斯此举是“对疆土的迷恋”，已落伍于时代。有人甚至忧虑地问我，从历史上看，俄国一旦在西方扩张受挫，就会在东方找补，东北的年轻人逃离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这意味着，他们看到的是历史的重现，正如杨念群曾说过的：
据群体心理学的看法，任何一个在致力于国家事务时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像爱恋或仇恨、复仇或悔改等等。最好是唤醒他们的记忆，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民众更容易看到过去事情的印记，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复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当下发生的冲突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提醒我们“过去还活着”，用当年威廉·福克纳的话说，“我们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过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会简单重复——事实上，以为历史的模式就是当下政治变动的可靠指引，是一种刻舟求剑般的愚行，极有可能误导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现代外交学之父、法国政治家黎塞留一生奉行法国利益至上，在复杂的各方之间周旋，临终前，他在《政治遗嘱》留下这样一番话：
对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这就是说，他们往往完全毁了王国，因为过去同现在无关，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当然，对他这番话赞同和反对的都不乏其人，但确实道出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大胆为中美建交破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显然就赞同他的理念，因为在他看来，这类人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人们常常误以为，黎塞留所批评的是所谓“理想主义者”——这在国内语境下隐隐带有微妙的贬义，这次就不时见到挺俄派骂那些反战的论战对手“低头不看现实”，反过来，对方则认定他们是无视道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在当下，“马基雅维利主义”经常被看作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代名词，这实在是不幸的误解。不错，中国文化中向来不缺权谋的土壤，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当下的舆论来看，大部分国人其实都谈不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是死守自己信条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要点并非只是权术和欺诈（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直言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理解），而是君主为了实现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不受制于道德教条，能根据现实弹性应对，“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来改变自己的做法”。
在他那个时代的意大利，这是国际政治的常态。1509-1513这短短四年里，康布雷同盟之战的三个主角就经历了三种不同排列组合的同盟关系：先是法国与教皇联手讨伐威尼斯，接着威尼斯与教皇合力对付法国，最后威尼斯又和法国联合起来与教皇为敌。
《威尼斯史》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对当时的各方来说，这是不难被理解的家常便饭：
盟友是重要的，尤其是为了战术上的便利，但当盟友们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时，他们就分道扬镳，然后转头去寻找对他们更有利的新盟友。这并不是背叛朋友，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并不存在友谊。所有人遵从的只有一条基本规则：人人为己。
愤世嫉俗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科在见证了路易十四时期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动后，曾留下一句辛辣的箴言：“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多结交些不同政治派别的朋友，以便政局转向时，你总有可供出卖的对象。”
现代国家的结盟无疑会慎重许多，但为自己保留更多选择依然是基本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和俄国面临德国的共同威胁而走到一起，“革命的故乡”法国竟和最反动的沙皇俄国结盟，当时曾让无数人惊愕，但如果不是这样，仅凭法国绝对无法抵挡德国的进攻。1941年6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曾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要在下院为撒旦说几句好话。”
之所以要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点：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必须暂时抛开个人的情感好恶，检视自己观点所立足的前提，明确自己的利益，最终理性地作出判断。
不管美国和俄国以往（特别是对中国）做过什么，仅凭那些往日恩怨就影响当下的判断，这是不明智的——否则奠定欧盟基础的法德轴心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国际政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竞争者不一定是敌人，朋友也不一定就亲密无间。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选边站，如果“朋友的对手就不能是朋友”，那么当初中韩就不会建交。
我们应当学会把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分开，诸如“俄罗斯是在为中国挡子弹”的说法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将彼此的利益混同了起来。俄罗斯总参谋长Nikolai Makarov在2009年一次报告中就曾说过：“北约和中国是我们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果俄罗斯都并不是非敌即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俄乌战争已经深远地冲击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设想，对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中欧班列开行较多的城市，已经逐渐被波及。2021年，中俄贸易俄虽然增长36%至1470亿美元，但这仍然不到与美国（6570亿美元）和欧盟（8280亿美元）贸易总和的十分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俄罗斯衰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中美欧“大三角”中，中国就有必要缓和与欧盟、美国的关系，尽一切可能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出的抉择，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基辛格曾感叹过：“政治家都有一个两难的苦恼，即选择余地最大时，能掌握的信息往往最少。等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抉择的空间又已荡然无存。”
确实，我们不得不在局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作出抉择。那么此时，对中国来说，什么才是最有利的？那应当是不卑不亢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中立态度，使各方都认为有必要争取中国的支持。
越战时期，中国无疑长期支持北越，但也正因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意识到，结束越战的钥匙是在北京，由此，他的那趟震惊世界的破冰之旅才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换言之，中方的态度对于局势各方越重要，中国就越有可能在捍卫自身利益时获得主动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在俄乌开战以来的态度：中国既不向哪一方提供军火支持（按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中国相信俄国作为一个大国，也不需要），也“不搞拉帮结派”。中国反对全方位、无差别的制裁，但也强调，越是在复杂的形势下，越是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
七十年前，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在构想联合国“四警察”的战后秩序时，斯大林曾反问：“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局面，但如今它可能首次变为现实。不过，这不仅是欧洲人如何反应的问题，中国人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