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葫芦娃

上周末,我带团队在长三角考察,恰好碰上了常州和苏州的散发疫情。

苏州和无锡,关闭了一半以上的交通要道。剩余开放的高速口,也设置了疫情检查点,暂时仅允许“行程码上只有苏州”的车辆下高速。

成堆的货柜车,滞留在苏台高速上。

拥堵的车流,绵延不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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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该死的疫情覆盖了整整两年。

那一刻,浓重郁结憋在心底,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是时候该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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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

赵德宝,还是把车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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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宝是河南人,50多岁,胡子拉碴,爽朗健谈。

2018年,我因为一篇稿子想找个货车司机,聊点素材。经朋友介绍,就认识了赵德宝。

一来二去,我和老赵成为了朋友。

我们偶尔会约在郑州前进路上的胖娃川菜馆里,我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酒过三巡,一起骂“货拉拉”这个狗娘养的。

自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货运平台合并,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

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老赵的大运重卡是贷款买来的,每月要还5000多。疫情之前,扣去贷款油费轮胎和修车,一年能进账10多万。

像这样的货运司机,中国有1700多万名。他们和赵德宝一样,没日没夜的穿梭在中国的高速、国道和省道上,维持着这个庞大国家的经济系统运转。

疫情之后,这个庞大经济系统的阴晴起伏,也投射在老赵的朋友圈里。

去年1月8日早晨6点半,赵德宝在朋友圈发了段小视频。

——背景是劲爆的音乐,前方三条车道上塞满了车,漆黑中闪烁着一片片鬼魅的红色尾灯。

老赵说,完蛋了,堵车了。

这趟活儿,是从河北香河拉家具,送往河北沧州。两地均属于河北省,但之间却隔着一个天津市。

——行程距离大约234公里,不堵车的话只需要3个小时。

老赵送完货的返程当天,河北新冠疫情集中爆发。

——河北境内多条公路封路,多地对河北牌照车辆和途经河北车辆进行劝返。

这一天开始,诸多货车司机就与老赵一样,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不到3个小时的返程路,老赵开车整整走了5天6夜。1月6号下午返程,1月11日凌晨2两点抵达。

这趟到沧州的运费是1200元,正常情况下,空车返回只能赚到450元。

这次老赵空车而归,堵了5天6夜。路上已经一省再省,除非不得已,基本不住旅馆。但最终的住宿、吃饭和油费,老赵依然花了1100多。

折腾五六天,赚了100块。

老赵说,还是亏了,服务区的饭太贵。

赵德宝的儿子,之前一直在新乡老家种药材。去年河南发大水,家里的水没到腰部,地里的药材被淹的绝了种,仓库里的药材飘在水面上。

老赵儿子坐在临时安置的塑料棚里,给老赵发了个微信:爹,我真的不想活了。

老赵怕儿子想不开,拉着儿子出来跑车。

下半年,老赵又贷款给儿子买了辆冷藏货柜车,想专门跑“绿通”。

结果,又被郑州乐鸿物流公司给骗了。

买车前说的好好的,只要在他们那高价买车,就能进入他们公司。

公司负责货源,保证每月纯收入1.5万。

车买了没半年,郑州又连续遭遇两轮疫情。物流公司跑路了,高价买的冷藏货柜车,一下子又没了货源。

老赵的儿子说,河南的规定太不合理。

——4.2米的冷藏车,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要资格证和营运证。但开上路只要被路政发现,就要罚款。

——更可气的是,这么大的车只能拉货半吨,否则就按超吨处理,被逮到还是罚款。

去年过年,老赵爷俩都没回家。

老赵,在四川湖南和湖北跑车。

小赵在上海跑车,遇上了疫情,被作为重点人群隔离在苏州。

老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还是在骂货拉拉。

——再这样压价,是要把我逼死。

小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在借钱。马上要还车贷,货款还没结,谁能借我2000块。配了一张图,图上有四个字

——我太累了。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

但目睹老赵和小赵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的站在他们这边。

在中国——

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防疫政策波动和细分行业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

变幻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仅是为了更宏大的叙事目标,或许是真的能提升运转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大疫第三年,货车司机过的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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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燕山脚下的渤海镇,有一家福建茶馆。

老板叫林永如,50多岁,泡得一手好功夫茶。

五年前,我在怀柔出差了两个月,酒店就在老林的茶馆旁。偶尔去喝喝茶,与他还算相熟。

近两年,老林时常感叹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怎么办。

第二件事是,生意难做。

老林有一对儿女,身体不好的女儿,留在福建。儿子毕业后在北京打拼,有个刚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七八年前,老林从福建来到燕山脚下,经营一家茶馆。一方面,做做游客生意,贴补儿子。另一方面,离得近点,能看看孙子。

福建人信风水,老林常说自家祖坟风水绝佳。

——老爹活了九十一,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三。

说完这句话,老林的眼神随即黯淡下来:

现在都快成累赘了,要是也活到90多,该怎么办?

老林经营茶馆七八年,也不是没攒下养老钱,只是为了儿子成家,赞助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棺材本,还借了几十万,帮儿子凑了首付买了房。

现如今儿子两口,一个月三万多的收入,扣除房贷教育和日常消费,基本所剩无几。

老林半生积蓄全空,一把年纪还要帮着还债。

渤海镇是个度假区,老林的茶馆主要做游客生意。

两年疫情,大家都懂。

尤其是去年,北京为了冬奥,严防死守。每来一次疫情,茶馆就要关门。去年一年365天,开门营业不到150天。剩下的时间,哪怕开门,也看不到人。

老林说,前两年囤的老茶饼都快发霉了。

老林租了台滴滴,跑起了网约车

——茶馆还开着只是撑撑场面,维持生活只能靠滴滴。

疫情之前,全北京约有14万量滴滴。截止2021年底,滴滴司机注册量增长到37万量。

新增的20万名滴滴司机中,有多少人和林永如一样——

被疫情和现实打败,没日没夜的穿梭在北京的夜幕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灵活用工人员”。

自打来到北京,老林的生命中就多了一道红线:每月净收入1万。

他给我算过一笔账,帮儿子还债、给女儿治病、给自己交上保险,给老家人情往来……每月至少一万,才能填上窟窿。

茶馆有生意,就坐着挣到红线。茶馆没生意,就得开着滴滴挣到红线。

老林说,现在想挣到红线,越来越难。

以前可能每天跑12个小时,一个月就能赚到1万,现在得跑16个小时。

跑滴滴的人越来越多,单越来越少。

滴滴有个规定,驾驶员的年龄不能超过55岁,老林只能再开不到2年。两年之后,老林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累赘”。

真恨不得把自己锁在驾驶座上,老林说。

去年过年,他没有休息。年三十,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照片是开着车拍的,车窗外是央视的大裤衩,灯火辉煌。

穿过灯火辉煌的大楼,似乎能看到春晚舞台上的笑魇如花。

照片上面,老林敲着一行字——

世界上什么人最傻,做父母的最傻,我就是那个最傻的人。

最近一次看到老林的消息,是他前两天发了个朋友圈。

——北京正飘着雪,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

我跟老林说,下雪路滑,下台阶要注意安全。

老林说,没事,社区雇了邻居的老太太扫雪。

邻居老太太跟老林一样,也是外地过来帮忙照顾子女。家里条件不宽裕,碰上了疫情,子女收入有点拮据。为了帮儿女减少负担,她承担了附近的保洁工作。

最近北京的疫情有点严重,老太太却扩大了工作范围,承担了更多保洁工作。

老林问过老太太,不怕被感染么?

老太太说的一句话,真的有点让我绷不住了。

——为了赚更多钱,今年还能多存点。

——要是被感染了,也好,不用再攒养老金了。

在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恍惚:

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这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

现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

而老去的一代,也被捆绑在战车上,碾着血与肉,轰隆前进。

大疫第三年,为人父母过的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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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2日。

99%的人已经记不起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而张志勇却永远记得。

我家楼下有家开了五六年的日料店,老板张志勇早年间在日本打工。用他的话讲,拼不动了,伺候不动小鬼子了,回国开了这家店。

做内容的,时常加班。回家时偶尔看到亮着灯的店,我就会进去喝一杯。

6月12日的深夜,阿勇发了一个朋友圈:事情不妙,明天闭店。

当天,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中传出“三文鱼切割案板,检出新冠病毒”的消息。

即便后期有多位专家表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三文鱼本身可以感染并传播新冠病毒。

尽管后期海关监测数据表明

——对来自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15,638个生鲜冷链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但是,但是,但是!

涉及三文鱼,连同进口生鲜和日料的多米诺骨牌,还是被推到了。

第一个下架三文鱼的,是永辉超市。

紧接着,北京多家超市和日料店,纷纷紧急下架。

再然后,数家媒体报道“三文鱼可能是新冠新宿主”,餐饮协会倡导大众“不要吃生食”。

到最后,三文鱼,甚至日料店,都被直接打上“传播新冠”的标签。

自此之后,阿勇的日料店营业额跌到了平日的一成。

——一天能卖七八十,客人打包一碗面或一份寿司就走了,连店都不进。

有天下班回家,我看到张志勇把自己的核酸报告做成了易拉宝,放在门口。

阿勇说,我还想把店里的三文鱼拿去送检,但是被拒绝了。

——连人都测不过来,还测鱼?

我对张勇说,就算成功自证清白也是徒劳。

我是做内容传播的,深知自从那条“未经核实且充满诱导性的报道”发出来,就足以引发公众对“三文鱼和日料”的恐慌。

当天晚上,我看到阿勇发了条朋友圈: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阿勇说,他这家小店最多也就每天赔个一千多。

更惨的是他的供货商“老董”,每天赔10万。

短短十天,老董已经赔了100多万。

6月13日,老董看到了有关三文鱼的消息。看到消息时,新进的1000多件三文鱼,已经正在运送途中。

冰鲜三文鱼的保质期,只有15天。从原产地运到批发市场的店里,需要4-5天。

卖不出去,就会臭到店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冰鲜三文鱼送到加工厂,变成冷冻三文鱼,保质期能长达2年。

为了不让损失扩大——

老董把进价90元/斤的冰鲜三文鱼,变成了30元/斤的冷冻三文鱼。

200万的三文鱼进去,60万的三文鱼出来。

一进一出,10天,140万。

三个月后,阿勇的日料店关门了,老董也发誓“疫情不走,不碰三文鱼”。

阿勇说,原本还能再挺一阵子,但是没意义了。

刚熬过二三四月份的疫情寒冬,感受到疫后的回暖。为了迎接新局面,还专门重新修缮了店面,更新了菜单,就遭遇了一帮傻逼媒体的“诱导宣传”。

全中国一共有30家的三文鱼一级批发商,1000多家的中大经销商,7万多家品牌日料店,上百万生鲜进口和日料从业者……

6月12日的这天,是他们的生死线。

那篇“毫无依据却充满诱导的文章”,是斩向他们的刀。

最终的最终——

我不知道有多少批发商、日料店和从业者,如阿勇一样,倒在了那天,倒在了那篇文章下。

阿勇关店的那天深夜,在朋友圈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理性的报道再多,也会淹没在‘日料传播新冠’的有罪推定中……大众舆论已经陷入了“日料是元凶”的狂欢中。

今年,阿勇又开了家中餐馆,主打小龙虾。

墙上挂着花枝招展的招牌,上面了一句话: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这句话,是于文文在《体面》里的一句歌词。与此同时,它也是青年创业者茅侃侃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

今天,它在阿勇的中餐馆,我想可能是——

一个餐饮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后疫情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大疫第三年,阿勇创业的第五年,餐饮人过的很苦,中小个体户过的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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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不做企业,对诸多事情,无法感同身受。

只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按月领钱,不发就跳槽。

自从前年开始创业,我才知道“创业之艰难,赚钱之不易”

自打创业后,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见不到落日的加班,无数次吵得面红耳赤的头脑风暴,无数次没有尊严的市场拓展,无数次披星戴月的考察调研,无数次奔袭在外与疫情擦肩而过,扣扣搜搜节约所有能节约的成本……一年辛辛苦苦,才堪堪勉强有那么一点利润。

——这还得是你运气足够好,不犯方向性错误,不死掉,不被商业以外的麻烦盯上,顺利躲过疫情冲击。

外人看到的大碗,光鲜亮丽。

于我们自身而言,或许千疮百孔,满身疲惫。

往日里,我往往会在一篇文章的收尾,告诉你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今天在这种“疫情频发”和“泥沙俱下”相互叠加的大环境系统风险面前,我无法告诉你解决方案。

个人再多的折腾,遭遇大时代的不幸,可能也是螳臂当车。

你越努力、越勤勉,死的可能越快。

甚至临死那天都不知道——

谁是哪个引致惨祸的执刀手?有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就好像,我无法预测疫情到底何时结束,你的小店到底何时开门。

我能做的只有“祈祷它早点结束”,祈祷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可以不再经历如此多的殚精竭虑,如此多的惶恐无奈,如此多的波折磨难。我们可以简单地思考,简单地赚钱,简单地去爱,简单地去生活。

40多年前,北岛在《今天》杂志的创刊词中写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多年后,“今天”对与我们来说,像贴面刀锋一样冰冷而真实。大货司机、底层父母、个体商贩……我们都被疫情裹挟进这个焦灼的时代,无人独善其身。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