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清川
坏消息越来越多了。
哮喘病人和血透病人的死亡，我们以为这已经是极端的个案了。
但是昨天传出来的金山区婴儿被集中隔离的画面更加让人不安；在一个视频画面中，一位小伙子因为和居委会吵架，被迫拿着喇叭在公共场合道歉；在另外一个地方，号称是志愿者的人，闯进一个居民的家里。
如果说病人因为疫情政策而被拒绝收治是一种公共政策失控的极端案例，那么以上看似恶劣程度远低于死人情形的事件，却预示着疫情政策已经可以随意侵入市民的个人生活了。
作为一个居住在上海的外地人，从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我成为了坚定的沪吹者之一。我在冰川思想库和个人公号上，曾经发表过多篇支持上海精准抗疫政策和张文宏专业化思路的文章。
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坚定的“沪吹主义者”，相信上海及其政府所奉行的精准抗疫，人性化与文明性的抗疫政策，以及专业化的抗疫操作，可以堪称是整个中国焦土抗疫政策之下的楷模。
但是，这阻止不了我们已知的上海，正在消失之中。
事情当然就是从华亭宾馆事件之后开始的。
现在看起来，我们对于上海独善其身的看法，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因为在统一性的政策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我们对于官僚体系寄予了太大的期望和希望。所有的官僚体系，本质都是一样的。它们是非人化的、缺乏价值观体系的。官僚体系要求的就是令行禁止和一刀切，而罔顾特殊性、人性与文明，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官僚体系才是高效的、忠诚的。
我并不是说，官僚体系中的人全是非人。在这个体系中，是有专业化、职业化、人性化和文明化的人的。这些天里，不断有卫生系统的官员，以各种形式，提出抗疫的不同思路，但是它无从改变事实的走向。
这是官僚体系的另外一个惯性：在其滚滚车轮的碾压之下，所有不服从、不顺从与不同意见的人，就会被这个体系所抛弃。
这两天传出的另外一个消息说，有些社区自发签订了生死状，以居家自愈的方式进行隔离。乐观的看法说，这显示了自治的苗头。
这个看法自然是好笑的。在整体政策走向未改变之前，这种看似有创意的民间创造，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扑杀。
相反地，我们所看到的道歉、闯门等事件，反而揭橥了另外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当隔离政策日益推进，基层组织所获得的权力与暴力就会越多。
基层滥用职权与变本加厉，这是政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论断。基层惟有忠诚，甚或加码执行政策，才能或获得生存空间。另外，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理解能力，基层偏向于更加彻底与忠实地执行上面的命令。
在一篇核酸检测人员的日记中，处处显示出她对于市民不配合、不理解与不遵从的抱怨与厌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层行权姿态。首先她自己的利益受损，其次她的权威受到挑战，再次，她无需，也不想追问政策的合理性。
而她的对立面，只是一些想维持个人生活方式，不愿被政策干扰，渴求自由生存的普通市民。
在日常环境，以及整体管制系统良性的情况下，基层的权力和暴力欲望被管理，被压制，甚至被打击，于是整体的人性化和文明性就出来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魔鬼不会那么容易回去。
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人性化、文明性与专业化，建设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摧毁，只需要几天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接下来的走向是什么，各种消息满天飞，已经没有了一个准确的信息渠道。这是这个城市正在suffer的另外一个代价：信息的封闭性，正在使整个城市的管理信誉，荡然无存。
我非常坚定地相信，它原有的专业化系统曾经甚或仍然在竭力抵抗不符合城市利益与管理习性的政策与方法，但是它的结果依然是失败：无论是妥协，还是屈从。
起初，他们拿走了咖啡和红酒；接着，他们拿走了青菜和草莓；后来他们拿走了孩子。等到你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只剩下了你自己，和无所不在的病毒。
先消失的是生活方式；然后是社会；然后是自由。
没有人会主动拿走你的生存。当你只剩下了生存，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人只不过是圈中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
现在想起来，几天前，一位卫生官员告诫我们，要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是一句多么富有远见的谶语。
渴望自由的灵魂，永远是最后、最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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