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一位32岁的女性在给家人烧好菜后跳楼自尽，原因是她无法承受连日来的网暴，留下身后一个年幼的孩子。
这件事原本有一个温情的开头：她家住虹口彩虹湾，而患有听障的父亲独居在西郊的青浦，在封城后她无法给父亲送菜，也无人接单，4月3日晚，她情急中找到一直为她送菜的小哥。
那位骑手王棋（化名）听到她焦急、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刻心软了，当晚7点就出发，穿过重重关卡，行程27公里，最后2公里还是不得不步行的，终于在半夜11点将这一单送达。
事后，她非常感谢，说“发自内心真的感动到要哭了”，要给骑手报酬，但他坚持不收，她实在过意不去，就给他的手机充值了200元答谢。
王棋事后在自述中解释：“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觉得她这么善良，还是这么孝顺的女儿，再难我也给她送过去。”他说：“我本来就没有要她的钱，根本不是钱的事。”
4月4日晚，微博大V“脊梁in上海SH”披露了此事，原本是作为一个“暖心”的故事，但谁也没想到，事件的发展在此之后急转直下：一大堆人指责谩骂她“小家败气”、“尖酸刻薄精明”，人家如此历尽千难万险，才给200打发人，至少要给500。后续就失控了，各种难听的话喷涌而出，她俨然就是不知报恩的无德之人，承受千夫所指，终于被压垮。
一个原本“正能量”的故事，竟然会演绎出这样的结局。那位骑手王棋说，他本来就只是想帮个忙，何况顾客也已经给自己充了话费，他无法理解网上居然有人还指责她给少了，事情演变至此，他都难过得睡不着觉。
别说他无法理解，可能大多数人也无法理解。没经历过网暴的人可能也难以想象那会造成多么深的心理伤害，而对那位女性来说，那或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从她自己的申辩来看，也许她这段时间以来原本就已很脆弱了：
之前因为带孩子，一直失业，没有工作，收入为0，孩子七岁，全家靠老公一个人工作维持。最近刚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但是疫情的关系不发工资，家里还有房贷。住的是经适房，要补贴老人。如果你们觉得200元太过小气，我也只能说量力而为。
但在一个匿名的网络空间里，没人能知道你的为人和处境，甚至就算知道了也仍然不依不饶，因为那些人看到的并不是具体的人，而只在乎用抽象的教条进行道德审判。
正如有人指出的，在此关键的一点是，行为的道德标准究竟谁说了算：
在不久前的东航梧州空难后，也有家属在网上述说遇难者生前经历，希望他们能被世人记住。然而，有一大堆人拥上去谩骂这是“吃人血馒头”，乃至是靠炒作死者借机成名，“猪狗不如”，最终，这位家属被迫公开道歉。
一个社会的道德苛求发展到这种地步，已变得让人感觉既滑稽又恐怖：事件中利益相关的各方都没问题的安排，竟然要毫不相干的人站出来教你怎么做人，而你甚至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社会是由无数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某个人的做法哪怕在他本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但换一个人用另外的角度去衡量，就很有可能显得道德可疑乃至道德败坏。
正因此，我们才需要法律界定的规范和有保障的个体权利，否则每个人都用自己非黑即白的严苛善恶标准去要求他人，就会出现一个吊诡的结果：这样一个人人最讲道德的社会，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悲剧发生之后，许多人都在谴责网暴，希望每个人在这艰难时刻都善良一点，但我们已经看了，这样的道德呼吁根本无济于事，同样的事反复上演，看不到改变的迹象，下一次有类似的事，立刻又有一群人高举道德的大棒冲上去。
看多了这些事，我有一个感觉：别看我们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但无数人的心灵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农耕时代。
对这些人来说，多元化意味着混乱，意味着自己向来固守的道德标准遭受冲击，这个世界他们不仅看不懂，更看不惯，恨不能把所有跟自己不一样的人都敲打一遍。容忍、接受更是稀罕的品质，何必呢？看不惯就直接开骂岂不更爽？
社会学家应星在研究了1951-1976年间一个西南山村后，写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他笔下那个两三代人之前的偏远乡村社会，和现在的网络社区气氛何其相似：
公社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德治标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使那种以往常常是无声的凝视变成了发声的凝视。
他发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那不仅仅是控制人、利用人，人们还自觉地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人、改造人，而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毫不留情的“斗争精神”，使得人们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自以为是的那一套强加给别人。
当然，有所不同的是，乡村社会毕竟不至于像当下这样压抑。当我们为“中国40年就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发展道路”时，常常忽视了一点：狂飙突进是有代价的，那总是伴随着肉身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你被严密禁锢时，心理是很难不受影响的。有心理学实验证明，把人单独关在狭小的空间里，超出四五天就能把人逼疯。当然，网暴的那些人未必都是被封在家里的上海人，但问题是，多年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如此：从开放一点点转向封闭，所有人都看不到出路，甚至已经好久没有勇气谈论未来，在这种笼罩一切的压抑之下，人们就更容易看不惯别人。
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经历了数十年的繁荣与进步，但人们感受到的却是普遍的烦躁不安：每个阶层都寻求伸张自己的权利，社会撕裂加剧，充满着无法调和的尖锐对立，没有人感到满足。
在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的法国，全社会都深感挫败、愤怒，以至于英国《笨拙》杂志担心，1900年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会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
在当时所有各国，原有的秩序已越来越像一件紧身衣，严防死守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压抑而无处宣泄，在平静的狂躁之下，非理性的力量正要脱匣而出，以至于最后战争爆发时，大部分人反而松了口气，因为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攻击欲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了——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那迎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毁灭。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当下隐约可见的是：无数人也都压抑已久，只是看什么时候、找到什么出口了，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因为一个细小的问题被人讨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感到社会“充满戾气”。只不过善良者在无法承受之后放弃自我，而横暴者则肆意而为。
确切地说，那种横暴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懦弱。有句话说：“当你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在骑着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觉察到这一点，又或觉察到了，仍然说不清楚骑着自己的究竟是谁、知道是谁也敢怒不敢言。“弱者拔刀向更弱者”的底层互害之所以如此普遍，大抵如此，但对攻击者来说，到处骂人并不能缓解这种烦闷，常常反倒是变得更难得到平静。
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呼吁施暴者良心发现是无济于事的，甚至压制也仍无法消除那种攻击欲，那有赖于社会转型的完成。对身在其中煎熬的个体来说，很难指望它即刻改变，但至少可以保留善意，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德的前提下坚守自我——做自己，不仅是一个道德律令，有时甚至可以支撑我们活下去。
我很想对那位跳楼的女性说：好好活着，必要时卸载微博，眼不见为净，你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不对那些网暴者祭出上海人那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
她已经听不见了。但你们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