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可倩
实习记者：赵越
主笔：王海燕
可倩（化名）是一位图书编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租住于上海市徐汇区宛南小区，属徐汇区枫林街道辖区，自治居委会为宛一、二居委会。3月13日到3月19日，这里有过一次封控，3月27日，小区再次封控，至今未解封。也正是在第二次封控中，可倩作为一个普通居民，第一次对自己所在的社区、小区内的邻居、她的朋友们，有了她以前都不曾有过的了解和观察。
以下是可倩的自述（其中所涉志愿者和小区运行相关情况，已多方交叉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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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男友租住的小区很大，楼号单元有 81 个，居民1000多户，近 3000 人。我们是老小区，老年居民特别多，楼也老，有的楼里，还有两户公用一个厨房、厕所的情况。
3月13日—18日，我们小区已经封控过一轮，那时居民还可以下楼，快递也能送到小区门口，所以我没太感受到什么紧张气氛。第一次封控解除后，我去过两次盒马，囤了一些物资，光鸡蛋就买了90个。事实证明，囤货是有用的。
3月27日，我跟男友准备出门散步，走到小区大门口，发现大门关了。我们小区一共8个门，其他的门早在第一次封控时，就用板子钉上了。于是我们知道，小区又封了。后来我们才看到，小区群有通知，但没有解释原因，也没人问，大家都默认，封小区就意味着小区有阳性确诊病例了。
第二次封控后， 3月28日和3月29日，小区分别组织了两次全体居民的核酸检测，10人一管，混合采样（以下简称混采）。我在3月28日检测的结果是阴性，但3月31日清晨，我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通知我，我在29日的混采结果异常，将随后上门给我做核酸单独检测（以下简称单采）。
这几天里，小区还可以收到快递，线上平台也能买肉和菜，所以我状态不错，下楼做核酸时，如果太阳好，甚至还有点享受的心情。3月31日接到混采异常的通知后，我一开始特别恐慌，但男朋友告诉我，小区不少人都接到了通知，所以我情绪又恢复了一些。
但到了4月1日，居委会通知，出现阳性病例的楼栋里的居民，不能再出入楼栋。我开始感到，封控变得更严了。当天我又下楼参加了一次混采，但当时我的单采结果还没出来，并且我通过小区群知道，部分29日混采结果异常的居民，甚至还没完成单采。这就意味着，小区未确诊的居民里，肯定有人阳性，只是不知道是谁，而此刻大家就聚在一起，场面混乱，毫无安全距离可言。所以为了做好防护，每次核酸检测后回家，我就立刻全身喷酒精消毒，再把衣物换下来清洗。
虽然4月2日时，我在31日做的单采结果出来，显示阴性。但4月2日下午，我4月1日的混检结果又显示异常。所以，4月3日晚上9点，我又下楼做了一次单采，是居委会临时用大喇叭和电话通知的。这是我第一次有点生气，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在3月29日和4月2日的混采样本，在手机上都只是显示“待上传”，并无任何结论，凭什么大半夜突然又让我们立刻下楼。而且，居委会电话通知我时，还叫我帮忙通知一下隔壁的邻居。我说我不认识邻居，不知道该通知谁，结果对方立刻报出了一个名字和出生年份。她如此随便地把别人的信息泄露给我，让我感到有些别扭。
不过，生气归生气，我还是下去了。我在冷风里排了半个多小时队才完成检测，一起排队的还有坐轮椅的老人。我们小区没有电梯，按楼房设计，居民起码都住在二楼，不知道这些老人的轮椅是怎么下来的。4月4日，小区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的全体居民混检，这一次，头天单采过的居民，终于不用再下楼了。
可以看出来，这时小区里已显露出一些紧迫的迹象。但实际上，但那时我的心情仍然还可以，依然每天坚持运动，并列好一日三餐的食谱，按时做饭、吃饭，拍照发社交网络。此时物资流通起码还算顺畅，盒马虽然早就不送了，但3月29日，我在叮咚买菜上买到了一包菜，3月31日，我又通过外卖平台，买了冷肉和芝士。4月1日，社区也发一批食物，有鸡蛋，各种蔬菜，虾仁和肉，一包菜够2个人吃三四天了，家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或者人数在四口及以上，可以报名多领，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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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是4月6日急转直下的，当时我男友成了社区的线上志愿者。通过他，我了解到了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的社区居委会只有8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封控时，就有不少居民加入了志愿者团队，协助抗疫。后来统计，第一批加入的志愿者大约有30人，我男友属于第二批加入的，这次前后有三四十人。
志愿者分线下和线上两种，线下的要求自身核酸检测阴性，所在楼栋未封控。他们每天会领到居委会发放的防护服和口罩，然后按班次巡查各自负责的楼栋。此外，还有志愿者负责医疗援助，包括送紧急患者去医院，开药，运送各类物资，协助老人完成信息填报，帮他们预定和运送盒饭。
线上的志愿者则主要是在网上，帮忙统计社区内核酸检测情况，新增阳性病例，打电话为居民们解答疑问，安抚情绪，针对抗原检测阳性者完善背景资料，比如年龄、是否有基础病症、是否适合转移等。我男友做的是线上志愿者，结果入群后，我们发现，居委会还在使用纸质文件上标记疫情情况，比如混检异常，就在居民的名字后面画个圈，单采阳性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叉，更新非常滞后，容易出错。
志愿者能做的不多，只能先把收集信息的文件先电子化。后来，他们又建了微信群，协调楼栋长、点位长（小区每三四栋楼划为一个点位）了解各户居民情况，汇总诉求，比如为老人配药申请，为独居老人送饭，并制成表格，自发上交居委工作人员。此外，志愿者还根据收集的信息做成小区疫情日报，公布给居民，让信息流通更加顺畅。
我也由此了解到，居委会存在的工作困难。比如4月8日，居委会提交给卫健委的数据是，当天小区新增抗原自测阳性50多例。但实际上，居委会上报时，志愿者当天的统计还没完成，但截止时间又到了，只能先将已统计部分上报。最后，根据志愿者统计的最后结果，当天小区其实新增了70多例抗原自测阳性居民。
而我所在的楼栋，当时虽然未封控，但其实已有阳性病例，成了异常楼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异常楼栋，按理说，楼栋是否封控，根据小区是否有居民确诊划分即可，但实际情况中，有的居民核酸检测已显示阳性，但疾控中心名单中还未认定，有的居民抗原自测阳性但还没来得及做核酸采集确认，他们都不算确诊病例，所在楼栋就只能划为异常楼栋，拉上警戒线，告诉居民不要下楼。
我们楼隔壁楼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楼里有个姑娘，是小区的志愿者，4月3日发烧，当日抗原自测显示阴性，4月4号，她退烧了，做了两次抗原自测都显示阳性。她当天就上报了，也接受了疾控中心的流调调查，但直到4月8日下午2点才被转走隔离。她被运走的当天和第二天，我们楼栋也相继有人核酸检测确认阳性，相继确诊的居民，就住在同一垂直线上，隔了两层楼。巧的是，这两户人家跟我家也是垂直的，所以我和男友都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感染。
除了担心感染，还有一些情况也让我特别焦虑，比如封控楼栋越来越多，线下志愿者的志愿者要么感染了，要么封控在家无法出门，到4月10日，能出门服务的志愿者只剩下个位数了。4月10日，小区又组织发放了一次物资，每户5公斤大米，900克挂面。当天参与配送的工作人员加上志愿者只有不到10人，部分人一直配送到晚上11点，仍没发完。结果，剩余的物资因无人保管，当晚不翼而飞。后来志愿者统计，这次大约丢失了20包大米，67袋挂面，好在居委会后来进行了补充发放。
不光志愿者缺，其他人员也紧缺。比如封控后，社区仅有一位消杀人员，4月9日才补充了一位，根本无法完成消杀要求，也就是“封控楼栋一天消杀两次，其余楼栋一天消杀一次，阳性患者转运过程中，同时需要一名消杀人员进行消杀 ”。另外，按上海市疾控的要求，阳性楼道居民可直接将垃圾丢置门口，由物业上门处置，但我们小区物业人手不足，丢在一楼楼道口的垃圾往往运力不足。截至4月12日0时，部分楼栋的垃圾已经堆了很多。
人手紧缺，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老人。我们小区老人多，很多都需要长期用药，但小区只有一位医生志愿者可以在每天上班之余为他们配有限的药物，也仅有一位居委人员可以外出外出配药，剩下一位线下志愿者能参与小区内的配送。部分老人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需要志愿者上门收集信息，目前也仅两位志愿者，能够参与这项工作 。根据志愿者的统计，许多老人在3 月 31 日就将医保卡、用药单、押金等交到了居委会，但截至 4 月 11 日，仍未配到药物。
4月11日一早，小区居民还发现，小区大部分的楼栋都被铁链锁了起来，居委会未做任何说明，只说是上级/街道的通知。但我们作为老小区，楼道里没有任何消防物资，所以居民特别担心。期间，4月11日上午，宛南一村某楼中，居民突发疾病，志愿者根据居委会指示，找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放在单元门外的钥匙。反复交涉后，4月12日凌晨，这些铁链又打开了。
经过了这样的场景信息持续轰炸，我的好情绪荡然无存。差不多从4月6日起，我基本上不再认真做饭了。4月10日，从上午10点多醒来，一直到下午3点多，我只加热了一个可丽饼，煎了个鸡蛋，一口水没喝。
我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比如我的猫以前进食，着急时会吐出一些，属于正常现象。但4月10日早上，它喝水太着急，吐了一点，我立马想到，如果猫生病出事了怎么办，我无法送它去医院，是不是只能看着它死掉。想到这些，我一下子情绪崩溃，坐在地上大哭了几分钟。
我因为疫情伤过一次心，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我母亲生病，很快就去世了。我母亲当时在我老家，也就是一座江浙某三四线城市。她去世前的就医途中，有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我当时在上海，接到医院的电话，我以为对方会告知我，我母亲的病情。结果他们只是来询问我母亲的流调情况，比如她身边有没有人是从湖北出发的。母亲过世后，我的情绪非常不好，做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才有所好转。
我朋友都劝我，不要看太多消息，吃好喝好，防护好，休息好，才能增强抵抗力。但我做不到，我总害怕错过什么消息，失去了做预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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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男友吃得也不多，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所以我还是在持续抢菜，一开始主要是通过叮咚买菜。叮咚买菜上，我们站点目前的抢购时间有两个，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和八点半，我平时每天都是上午10点左右醒来，但为了抢菜，我定了每天五点多的闹钟。
醒来后我会提前把东西加入购物车，快到开抢时间，就疯狂点击结算，然后选择食物送达的时段，选完时段才能付款。这个动作平时很简单，但现在，我把手机都快戳爆了，结果几乎次次都是，送货时段被选满变灰。4月8日我倒是抢到过一次，当天我在购物车里加入了价值五百多元的食物，从六点零五分开始，持续不断点击，点了20多分钟，抢到两瓶沙拉酱，加起来接近五十元。
不过，好在去年我加过一个买菜群，是小区附近一个超市老板建的。我平时大约每周在他那里买一次东西，4月8日，有人在群里发了一个二维码，说扫码可以进群团购，六十份起送，每份包括五斤肉、一份绿叶菜和一大袋蘑菇、一颗莴苣、一小袋小番茄、六根黄瓜、两颗蒜和三四棵葱，288元一份。这些蔬菜，尤其是葱姜蒜，是我和我身边很多人家里急缺的，所以我当时看到特别感动。
这次团购的蔬菜包，当晚就顺利到了，其中的一大块猪肉，朋友说是猪肋骨附近的一整块。本来我找了一些解猪视频，想学学怎么分解。我以前实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要学这个，关键是最后还一点没学会，只能瞎分成9份包起来。其实我算幸运的，我有朋友下单团购，肉都领到手，并消杀放进了冰箱，结果被通知，当天的肉分量比计划少，她领到的猪肉是属于别人的，她只好退了回去。
我们小区这次团购的物资能顺利到达，跟团长的判断力有关。我们的物资原本预计4月9日送到，但当时出现了传言，物资上路，可能被管控，团长于是立刻决定，当晚就把东西送过来。我是4月8日晚上11点收到的蔬菜包。
我们团长叫三三，她特别能干，比如我们参加团购接龙后，她要统计姓名、电话、数量、楼栋信息，制成表格，很繁琐，但她做得特别快。还有些居民在接龙后，会早早转账，她都是等物资送达后，才逐一点击收款。也就是说，三三不仅能力很强，做事干脆利落，而且非常可靠。我有个朋友之前参与团购，提前付了款，结果后来没拿到食物，也没退回货款。更奇的是，我后来才知道，三三并不住我们小区，她是在帮丈夫和儿子找物资时，才在我们小区发起团购的。
我也有不那么幸运的时候，比如4月8日，我在叮咚买菜上的沙拉酱比团购蔬菜包先到，所以我想着，沙拉酱放一放，晚点同时下楼领取。结果等我下楼，根本没看到自己千辛万苦抢来的沙拉酱。它丢了。因为抢菜难，最近我做了不少关于抢菜的梦，其中一次，我梦见自己抢到三颗蒜，喜滋滋拿到手上才发现，哦，不是三颗，是三瓣。
4月9日那天，我给两个朋友打视频通话。她们也在上海，我们互相展示了自己的冰箱存货，汇报了团购成果。其中一个朋友说，她抢到了鲜奶，感到很珍贵，决定用高脚杯喝下。
其实作为年轻人，我们的情况算很好的。目前为止，我虽然瘦了七八斤，我男友也瘦了10多斤，但其实我们的物资还很充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我团购成功那天，群里有位胡奶奶也想团购4份蔬菜包，但她跟我们不在一个小区，这边没法给她送过去，只能放弃。后来我加了老奶奶的微信，帮她进入了她自己所在的小区团购群。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会给她发几条信息，问问她的团购蔬菜收到没，是否需要帮助，她都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谢谢我。
直到4月10日晚上11点多，她第一次跟我开口，说家里缺尿片、床垫、卷纸等。我才知道她家里不仅没有年轻人，她和丈夫还要照顾她瘫痪在床的父母——一位93岁，一位97岁。后来我找到一位跑腿小哥，帮忙买了一些尿片和纸巾，送到奶奶手里。也是借由跑腿小哥拍的小视频，我第一次看到奶奶的样子：满头银发，走路很精神，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为了帮助胡奶奶，我发了朋友圈和豆瓣，得到很多人的帮助，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身边原来有这么多热心朋友。
我平时常常熬夜，经常凌晨十二点才睡觉，最近就睡得更晚了，因为总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点开各种微信群，查看各种微信公众号，刷新社交网络页面，一直到刷凌晨一两点。除了持续地刷手机，我没法再完整地做一件事，自然也不能工作了。
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我男友，他不但能正常工作，还能完成志愿服务。我的另一个作家朋友，也在组织联系志愿者，帮一些有困难的老人送物资。4月9日，他们团队帮130位独居老人送了饭。我这个朋友其实已经确诊了，但她还是一边隔离，一边做线上支持，我特别佩服她。4月10日，我帮她和一位老人牵上了线，老人获得了一点帮助，虽然做得不多，但这算是帮我稍微找回了一点力量，那天我总算打起精神，好好做了一顿饭。
为了给你（记者）确认信息，我翻了一下第一次封控期间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发现那时我们好轻松啊，除了核酸检测，聊的都是晒被子、养雪柳、做帕梅拉，而此时（4月13日早上），窗外又传来了通知核酸检测的喇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