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事喜办，顾名思义，是指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这在民间被称为“喜丧”。
中国自古就有这种风俗。在民国人徐珂创作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
“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喜。而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
也就是说，死者必须“福寿兼备”，其丧事才能称之为喜丧。“福备”即儿孙满堂，门丁兴旺；“寿备”即年过80，寿终正寝。
当然，称之为“喜丧”，只是表现出一种人们对于正常死亡的豁达。而丧事终究是丧事，亲人离去所带来的悲痛实实在在，不是一个称谓可以轻易抹去的。
到了现代，“丧事喜办”一词就像近些年流行的“内卷”这个人类学名词的泛化一样，开始逐渐衍生出别的内涵，用来指代一些美化灾难与过失的行为。
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泛化的似乎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仔细检索了一下发现，目前能看到最早这么使用的例子，是天涯论坛里的一个帖子。
帖子的名称叫做“【新闻纪实】把丧事当喜事办！”
帖子的内容是：
2.21某新闻报道
（此处原本是图片，但已不可见）
报道文字:
昨日,xx县人民政府在xxxx中学为xx同学颁发”革命烈士”等荣誉证书。
2003年9月29日,为抢救两名落水同学,xx同学奋不顾身,献出了年仅14岁的宝贵生命。
为此,市政府特批xx同学为”革命烈士”,xx县政府还授予xx同学”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光荣称号。
图为烈士家人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
此后，“丧事喜办”这个词逐渐流行开来，每逢此类事件发生，都会见到它的身影。
比较有名的如2009年“楼歪歪”事件、2010年大连油管爆炸事件、2011年动车事故、2013年青岛油管爆炸案等等，不胜枚举。
在这些公共安全事件中，不仅有广大网民参与，也经常能见到官媒与地方媒体亲自下场，只是他们扮演的角色有时候略微不同。
比如2013年的青岛油管爆炸案。在这起62人遇难的惨剧下，青岛本地媒体不仅没有刊登灾情，深入报道。反而连续发出《官兵做饭百姓喊香》《排队献血爱暖寒冬》《水电气已通，生活步入正轨》《住安置点如家温暖》等等新闻。
这一系列报道让人不禁疑惑，这哪里是灾难现场，简直是人间天堂嘛。难怪当时有网友讽刺说：换个标题吧，干脆叫＂人民群众喜迎管道爆炸！″
再比如同年2月在造成10死12伤的河南义昌大桥垮塌事故中，新京报发表名为《一篇事故报道怎么那么多“领导重视”》的社论批评河南本地媒体大河网说：
有网友指出，“1300字，提到16位省市领导的重视，1134字表扬河南省委省政府如何辛苦工作；其中褒扬用语25处，如———‘迅速、立即、有序、精干、全力以赴、难度很大、全力救援……’没有出现一次伤亡人员或家属名字，没有家属一滴眼泪、没有一句对政府的批评，没有一声领导的道歉……”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垮塌事故让10位同胞罹难，令多个家庭陷入悲痛。人命关天，报道却寥寥数语；死者为大，却大不过领导的“重视”。说这篇报道眼中只有官员，而没有民众，或许不为过。塌桥废墟之上，“人”不见了，只留下对当地政府、官员的大篇幅褒扬，这是对生命的漠视与麻木。
虽然大河网马上做出反应，写了一篇题为《千字新闻稿提多位领导的背后———谁该被吐槽？》的文章辩解称“报道只是大桥坍塌专题中的一篇，把这一篇文章割裂式地拿出来讨论，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嫌疑”并说“新闻的生命力来自于准确、真实和全面，说事实、只说事实、说全部的事实应是每个新闻人的自律。”
不过次日，羊城晚报发了一篇名为《“丧事喜报”怪官员也要怪记者》的文章，毫不客气的驳斥了回去：
这篇报道确实非常“全面”，从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安监局长、公安厅、卫生厅，到三门峡市委书记、市长、市领导等一路“点名”，简直就是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诠释。它之所以引起反响，是因为它几乎“全面”地契合了中国事故报道的常见格式：事故发生后，引起＿＿的高度重视，＿＿当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连夜赶往＿＿现场，看望伤员，随后召开＿＿会议，部署施救和善后工作，＿＿在发言中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的批示，并要求举一反三吸取＿＿教训，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成立了以＿＿为首的事故应急处置小组，＿＿。目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广大群众情绪稳定……
据说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很爱面子，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当主角。“我父亲不喜欢参加婚礼和葬礼，”他的儿子回忆说，“因为在婚礼和葬礼上他既不能当新娘，又不能当死者。”
可是我们的一些人比罗斯福更“爱面子”———哪怕在惨烈的灾难事故中，也仍然像个救苦救难的绝对主角！
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恍惚。请不要怀疑，这些情景的确是当年媒体报道的真实写照，也是大众对于“丧事喜办”的普遍态度。
现如今，“丧事喜办”这个词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但批评的音量却越来越小，曾几何时对此义愤填膺的各大媒体们也都悄然换了阵地——也许，有人真的需要这种内心的热量与精神的寄托吧。
追溯过往，其实不难发现，虽然“丧事喜办”的另一层内涵被应用的时间不久，但这种现象却自古有之。
举凡天灾人祸，必有歌功颂德。
1900年，庚子国难，慈禧挟光绪出逃。当时率军勤王，在老佛爷轿前护驾的甘肃布政史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称：
“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
这等狼狈景象可比当年唐玄宗溜去四川要惨得多了。难怪岑春暄感叹：
“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
在朝廷都自顾不暇，社会秩序崩坏的情况下，老百姓将要承受何种灾难，可想而知。
然而尽管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慈禧却没有丝毫反思悔过之意。在满足了列强的赔款索取、惩办“祸首”、签订《辛丑条约》等条件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功臣”，好像这不是一次耻辱，而是一场胜利。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庆功宴之中，唯有满怀报国之志的军机大臣瞿鸿禨不揣冒昧，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
“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
意思是说：首先，我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恩赏。其次，眼下时局艰难，内外动荡，若在这个时候大肆封赏，不仅容易出现诸多纰漏，且拿什么跟天下人解释呢？
不过此时的慈禧已然忘了逃亡途中的悲惨与凄凉了，哪里听得进劝谏。回到紫禁城，依旧“兴高采烈”“大事铺张”。
其实，在回来的路上，岑春煊一直在不停喟叹：“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自己与国家遭受的苦难通通合理化并将其幻想成一种通往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然而，他却忘了：若反思不彻底，则灾难无意义。
果然，十二年后，他亲眼看着这个帝国在最后的一次灾难中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