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自己对全球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回头看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全球化1.0：贸易全球化
通常我们把二战后作为全球化开端，首先是贸易的全球化。随着远洋运输、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配套设施逐渐成熟，资本可以寻求本国和附近市场之外更大的市场，迈向全球、互通有无，这是第一阶段的特征，我称之为“全球化1.0”
全球化2.0：寻找成本洼地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日本、韩国为代表，以及后续东南亚一带（亚洲四小龙）经历过二战创伤的国家和民族完成独立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治理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因而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开放。与此同时，欧美自身的生产成本快速上升，需要寻找新的成本洼地，这些东亚国家应运而兴，制造和服务产业实现了第二次转移，我称之为“全球化2.0”。
全球化2.0最大的标志就是成本洼地，包括廉价、充沛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税收优惠，不严格的环境政策、劳工制度，具备这系列因素的地方构成了成本洼地，表现就是当地招商引资，引进外资来这里设厂，在这里生产代工，把更低成本要素整合后生产的产品再通过远洋运输卖回欧美去。这个过程中美国、欧洲自身的制造业空心化，但其国内产业同时也实现升级为金融服务业、高科技、高端制造业等。中国接过了全球化2.0的最后一棒，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化2.0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阶段大家其实并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制度是什么，只要成本足够低就可以了。而且往往需要政府深度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帮助外国资本更好地落地，提供包括征地、解决劳动纠纷、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支持，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套动作。
国内招商引资的部门也干得最娴熟、最漂亮、最有效率的工作。远的比如郑州建富士康百万人工厂，近的比如特斯拉前几年在上海设立工厂从签署协议到投产仅仅一年，我还到访过早年的天津滨海新区当地政府给三星代建工厂50天完工交付开工，这些都是全世界都无法想象的速度和现象。
这些“成本洼地”国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受益极大，特别是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制造链条，我在深圳搞制造业的朋友说，他可以同时在一天内召集50个供应商开会协调新品协同开发，这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无法比及的产业集群优势。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工程师，经理人，营销人才。资本的快速积累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国家机器的力量更受益于经济成长愈发强大，但独特的国家体制却反过来对国际贸易秩序提出了很多新挑战，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秩序上的挑战，由于国家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于是在地缘、政治、人权制度等各方面都跟西方国家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导火索是特朗普于2017年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几年下来叠加了疫情、战争等多重因素之后，大家逐渐看清楚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美国也意识到，如果继续让中国从现有秩序中获益，中国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挑战者而不是原有秩序的建设者。中美贸易战被许多人认为是全球化的倒退，但在我看来全球化没有倒退，只不过需要迭代到新的版本上。
全球化3.0：民主世界再全球化
以这次俄乌战争为起点，俄罗斯以能源要挟欧洲，却使得欧洲达成了一个充分的共识，就是宁肯舍弃短期利益，包括能源的短缺、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成本上升等，也要重构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简单地说就是要把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接入全球化的新入场券。这样的大背景下，包括中国、俄罗斯在接入新的全球秩序过程中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被这种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彻底踢出局。虽然西方也会有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宁肯忍受短期的痛也一定要这么做。
全球化3.0时代，中国企业的出路
在这个全球化3.0的时代，特别是叠加中国内部市场自身的问题，我觉得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如果中国没有根本性的调整和改革，仅仅是出台一些优惠举措或者重唤信心的官方言论，完全不足以召回企业家的信心。
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最难得的最宝贵的是我们培育了庞大的企业家、经理人、工程师、工人等人才力量，就我目前接触到的东南亚科技创业圈的创业者跟中国创业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说我们的创业者是专业选手的话，他们还是业余选手。当然人人都可以学习，他们也会快速进步。
当中国本身的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市场被极大地削弱了，在中国做生意、搞企业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不是市场本身的风险，而是来自非市场因素，比如政府的干预和管制。那么能力已经非常强的中国企业自然而然会想到不得不开启全球化的新道路。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全球化1.0阶段是把中国产品卖到全球去，从义乌的鞋子袜子到广东的小家电，made in China迈向了全球，虽然没有自己的品牌但可能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东西都是中国造的。
全球化2.0阶段，中国企业家们已经在贸易中逐渐成长壮大了，开始雄心勃勃地去收购海外品牌，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联想收购了IBM、吉利收购沃尔沃，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这个过程中国企业在做全球化的探索和尝试，但这条路并没有完全走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除了自身具备的实力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有吸引力外，我们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并没有输出性。这是我对中国企业在全球化2.0时代始终保持的一个质疑。
再后来，新一代的科技企业包括游戏、电商企业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表现，最成功的是TikTok，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品牌。
全球化3.0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只会更加困难，一家中国背景的公司可能越来越不被接纳，中国公司会面临两难的抉择，但并非没有选择。
选择之一：把现有的业务一分为二，中国公司只做中国市场的事情，另外在新加坡这样的地方设立一家新的全球性公司，切割开法律和财务的关系，甚至换一个全球性的品牌，完全独立地去耕耘全球市场。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基地，承担包括人才、研发、生产制造的功能，而新加坡公司以全球整合资源的角度来看待母国资源。
假以时日，或许五到十年之后以新加坡为中心，中国企业的被迫全球化可能会取得很大进展，甚至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对中国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他们是世界一流的选手，走到哪里都能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选择之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比较快，过去十年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模式创新、应用创新上都做了非常多领先全球的事情，我觉得都有机会去东南亚再做一版，就是把中国模式复制到东南亚去。当然有很多挑战，东南亚分散的、碎片化的市场，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不同的模式等等，但有机会的地方在于当地创业者的整体水平跟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选择之三：当下最热的Web3 ，加密货币。在Web3这一轮新的科技创业中，中国人也会在海外做出一番景象。
选择之四：关于稍微老一点的钱（old money），中国人的资本以境外美金的方式投向全球，但这方面会面临很大的政治干扰因素，比如被投的国家会不会对中国背景的资本有顾虑？中国政府会不会管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这是相对来说风险最大的一种模式。
无论如何，全球化新秩序正在发生重构，中国企业在内忧外困之下不得不被动地开启自己走向世界的新征程。
越南，接棒中国？
最后，额外说说越南。
我很早就感受到越南像80、90年代的广东，肮脏的街道，不安全的社会环境，随时可能发生的偷窃和抢劫，充满了混乱、风险和威胁。但那也是蓬勃发展的时代，年轻的人口，良好的口岸，开明的政府，一切都跟我们的八九十年代非常像，假以时日，越南一定会成为新的广东，甚至比广东的潜力更大。他们会用比中国更短的时间赶上来，成为新版本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原本也有一手超级好牌，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作为最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背靠科技重镇深圳和整个珠三角腹地，原本有机会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大湾区，但现在看来这个美好的梦想可能不得不遗憾地搁浅了（因为没有了香港），而新加坡+越南会接过这一棒。
在政治上，越南也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样本。
他们会再次实验：到底是先经济发展再推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变革？还是经济发展反而强化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利益和能力？又或者是政治改革先行却过于激进陷入民主幼稚的混乱窠臼？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悲剧，那就是越南改革几十年后也失败了。
然而如果越南成功了，一方面让大家看到更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感到独有的一份失落。
我保持谨慎的乐观。
之所以乐观，是因为越南有过很深的法国殖民地的历史，而且新一代应该会深刻吸取中国的教训。
之所以谨慎，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会带来很多副产品。
任何发展都是不均衡的，不均衡就会带来贫富分化，长久以往会形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底层民众会在这一轮发展中受益，生活得到改善，但中上阶层会成为更大的受益者。
同时，不可避免这个阶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会很深，比如招商引资建园区，特别是像越南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很多关键资源，比如货币、金融、土地都是国有的，政府不得不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且活跃的角色。但任何改革的前进方向都是放松放宽，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但他们手中的权力减少之后既得利益也就自然没了，那么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会不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如何处理好发展中贫富分化？以及政府在发展中是否愿意逐渐主动退出主导地位和自觉丧失利益？恐怕是至今发展中国家还没学会做的一道难题。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全球化3.0时代已经开启了；不管我们如何眷恋故土，中国企业家也不得不开启被动全球化。我们到海外去征战，如果幸运有所成就，那也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祖国终究是需要我们去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