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更新的确诊人数，我们都不禁想问：这些数字后面的人是谁？我们了解确诊数字，多于了解真实的患者。疫情第三年，我们对于数据的增长，常常冒出一种“麻”了的无奈，更渴望了解数字之外，具体的经历。这种经历与流调里的时间、地点无关，而是关于他们确诊后具体的症状是什么、吃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康复、康复后是否完全恢复了之前的生活。
单读编辑部尝试联系了身边几位曾经确诊的朋友，他们有人身在上海，与丈夫先后进入方舱，经历了简陋的方舱环境、方舱之间的转移、两次阴性证明却无法出方舱的困难；有人在法兰克福，花费近三千欧元在医院住了一周；有人在多伦多成为公司里最后一个确诊的人，至今没敢告诉国内的父母；我们“驻西班牙”的实习生前阵子确诊，被室友毫不在意、毫无防控意识地接近，仿佛只有自己是惊弓之鸟……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了具体的人。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个体的故事总是片面的，却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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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
坐标：多伦多
在多伦多白手起家，乐观奋斗的自由小田
5 月初，我阳了。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毕竟三天前，我的室友刚阳了。
2 月底，做老师的室友终于从线上转为线下工作，不可避免地大量与人接触。对于阳性，她早有准备。5 月初，自我检测确认阳性后，她与学校沟通请假，学校同事自觉开始排班代课。同事们对于这个流程已经驾轻就熟：最开始是隔壁班的老师阳了，代课老师顶上，等那位老师回到岗位，代课老师又阳了，这次是代课老师好了，室友阳了……在这种大家都默认不可避免的请假中，“革命友情”自然形成，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会阳以及需要在别人阳的时候代课的准备。我们公司也是如此，之前是我替不能出门的同事，跑需要外出的工作，现在轮到他们帮我了。
我是公司里最后一个阳的，我的“前辈”中包括一位 70 岁的叔叔，一位 30 多岁的大哥——他家里还有个刚过百天的婴儿也确诊了，带去医院，医生说不必开药，孩子有些低烧，三天自愈了。很奇怪，那位年长的叔叔和这个幼小的孩子，症状要比我们这些“中年人”轻很多。
我和身边确诊的朋友症状相似，基本没有高烧，但都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喉咙疼痛。从确定阳性，到最后所有症状消失，大概经过了两个星期，其中，喉咙疼痛集中在三四天里。那几天，除了吃泰诺，我几乎是靠睡觉扛过去的。家里静悄悄，我和室友即使醒着，也是靠比划交流，喝口水嗓子都像刀割一样疼，干脆连说话也免了。
图片描述
周六的公园，图片由田田提供
重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生活早已恢复正常。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告诉国内的父母，我曾经阳过。
每次与父母视频，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他们不担心患病之后的症状，也不担心因此要接受的隔离与治疗，却对后遗症的威力深信不疑。我曾经跟他们描述过同事康复后，与之前生活无异的状态，妈妈却说，后遗症过两年都会看到的，只是暂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一点是我无法反驳、自证的。我无法确定自己未来会一直健康，更无法证明我之后的每次生病与这次的新冠阳性无关，所以只能选择缄默，在父母的世界里做一个永远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也永远不会有后遗症的人。
肖肖
坐标：上海
兼职摇摆舞老师
4 月 4 日晚上，我接到疾控中心电话，说我那一管混采显示阳性，明日复核。
4 月 6 日凌晨，我成为了徐家汇万体馆方舱的第一批患者。
接到电话后，我立刻去寄养家里的小狗，还有洗头洗澡。这两件事都是反应性的：当时已经有主人被拉走后小狗被打死的新闻，也爆出有的方舱乱糟糟的。凌晨 12 点疾控电话通知我说，让我等转运。凌晨 3 点，我再次接到电话让我下楼上车。
方舱里面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床。万体馆建筑本身是安全的，没有漏雨，但除了床头柜、被子和枕头，里面一无所有。有的人只背着一个旅行包，牙膏牙刷也不带就去了，因为疾控给他们打电话时承诺里面什么都有……我当时还有咳嗽和低烧的症状，没有热水喝，只有两小瓶的农夫山泉。生着病，又冷，体育馆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
方舱里晒衣服的方式，图片由肖肖提供
其实来方舱的前两周，3 月 22 日，我刚结婚。进方舱后不久，我老公也阳性了。我每天和他打电话，问有没有人通知你要来，快点来陪我哈。但是他一直没有接到通知。后来同一栋楼的邻居有意见，在阳台上打电话报警，也打电话给居委会，问这个人阳了，为什么没有被转走？我老公在家里都听得见。直到“应收尽收”的政策一出，他就接到电话要转去方舱，也不给复核。那天是 4 月 18 日，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他已经痊愈了。
虽然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荒谬的事情，但我觉得在荒谬之中，有很多人在使劲地加码，有很多人在以发声的方式解决问题，也有人在做“枪口抬高一寸”的事情。
刚进去时，一天 24 小时，可难熬了。我常坐在护士台边上一个比较通风的地方，听人吵架。一般去吵架的都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战斗力太强了！年轻人普遍还是很安静的，很多人带着电脑，从早到晚地开会，或者自己刷手机。上了年纪的人则常聚在一起聊天，一聊天就抱怨，一抱怨就去吵架。只要有一个人去反映问题，边上一定会有人看热闹，你一嘴我一嘴的。
我本来特别不喜欢吵架，但我很神奇地发现，你只要去吵一吵，东西都会来的。刚开始每天都有人去护士台吵，吵了三四天，有热水的饮水机就来了。吵到第七第八天，牙膏牙刷和脸盆也有了。写了《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的早见，她的床位就在我旁边五六米，这篇文章被大家看到后，一些实际的改变在我们方舱发生了，比如再有身体条件差的老人转过来，他们申请调去酒店变得方便一些了。
说有人“枪口抬高一寸”，是因为我老公真的来方舱之后，很快就测出了两次阴性，可以出舱了，但我当时感觉自己也许怀孕了，希望他能留下陪伴照顾，工作人员也就默许他留下了。我觉得他真的像一个神仙从天上降临，解救了我。他带了很多好吃的进来，甚至还带了一整个哈密瓜。我本来是兼职教摇摆舞的老师，和他是在上课时认识的，这下子终于有人能来陪我练舞了。吃完饭，我们就会在方舱前面的小广场跳一段。
肖肖在小广场教老公舞步，由@早见 hayami 拍摄
怎么连续测出两次阴性，真的是玄学。住到方舱之后，除了有一次一连收到十袋中成药之外，我们没有接受过什么治疗。大部分人过一会儿就好了。我那时一直阴阳反复，其实自己身体的感受好得不能再好了。在万体馆的方舱测出一次阴性之后，我们集体被转去另一个方舱后又测出了一次阴性。我们俩特别高兴，觉得可以一起回家了。结果当天晚上出出院名单时，我们都没有在上面。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方舱之间的数据没有互通，他们也不认前一个方舱给我老公出的出院报告。
现在回想起来，原来我们也是吵过架的。那天我们一层一层地找人沟通，靠自己联系之前方舱的工作人员，帮他们互通报告。新的方舱的人说，他们是没法联系到万体馆的。一群人都有相似的情况，有报警的、打 12345 的、找主任和志愿者的，从晚上十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即使你痊愈了，拿到两次阴性报告都是很难的，没有人愿意放弃回家的机会。
最后吵出结果，新的方舱认之前的阴性报告，但是不认之前的出院报告。所以我可以回家了，但我老公还不能。一上回家的车，我就开始哭。那是 4 月 26 日，我在方舱里住了 22 天了。再见到他是两天之后了。
我的确能感受到，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那么一点点力量的，加在一起的确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很希望这种力量能够把我们推回一个正常的世界。
方舱里的高考自习室，图片由肖肖提供
Vale 老王
地点：德国法兰克福
意大利留学生/创业者/B站同名博主
被救护车拉走的那一刻，我以为我的阳寿要尽了。
因为疫情，在意大利留学的我四年没有回国。疫情刚在欧洲爆发，封城隔离的那段时间，我在阳台上正面晒完晒反面，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甚至还和对面楼的几位邻居用在窗户上贴纸条的方式聊起了天。我记得，这样的日子大概维持了半年之久。当身边的朋友逐渐“跑毒”回国，因为临近毕业和不忍抛弃猫咪的缘故，我决定留下来，心想只要做好防护，应该不会被感染上。
就这样，到了 2021 年的 7 月，我感染了德尔塔病毒。
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是在结束毕业旅行，从瑞士的巴塞尔坐火车去德国法兰克福找朋友的路上接触了病毒。整趟列车挤满了人，也没有安全距离，我走了很多节车厢才找到一个空位置坐下。不巧的是，这节车厢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整整两个小时，我吓得戴紧了口罩，完全不敢摘下来，硬着头皮坐到了目的地。
见到了朋友的第三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宿醉感，一直持续到下午。我问朋友说，我是不是阳了？朋友安慰我，可能只是累了，或者着凉了。第四天早上，我发烧了，检测为阳性。我特别自责，倒不是因为对病毒本身的恐惧，而是害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病毒传染给了朋友们。我第一时间通知了所有见过面的朋友，奇异的，也是万幸的是，朋友们无一中招。
救护车没有立刻来。我得到医院的答复，让我自行回家隔离，等疾控中心的电话。等待的几日里，我反复发烧，一直到 39.5 度。我的味觉和嗅觉也逐渐失灵——准切地说，是总能闻到一股酸臭，后来我总是戏称它为新冠的味道。最后，我高烧不退，呼吸困难，不得已自己拨打了救护车的电话。由于我的医疗保险在意大利，我需要支付来回 800 欧元的救护车费用。救护车直接把我拉到了私立医院。
Vale 被救护车抓走的当天
在医院，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房间被安排在与住院的老人们一个楼层。一整层除了我，只有另一个大哥是新冠患者。我走到登记处，看见一个特别和蔼的老爷爷在楼道里遛弯，没有戴口罩。他冲我走来的那一瞬间，我猛地向后退了一步。
我被分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依旧发烧，依旧呼吸困难。护士只会讲德语，当我用英语询问是否可以给我退烧药和氧气瓶，她停顿了两分钟，说：“OK。”再次呼唤她时，她表示这些也许是我紧张而产生的症状，可以给我打一针镇定剂，吃两片安眠药。我坚持要医生来。来回呼唤之后，一位眼神冷漠的医生终于走到我的床头，隔着三层手套摸我的额头。他说我没有发烧。我问：“可以用温度计测吗？”
本以为住一宿就可以出院的我，一住就是五天。没有人告诉我要住多久，只是发烧就吃退烧药，输生理盐水，反反复复。我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阳寿是不是要尽了。连续半个月，我每天都在发烧 39.5 度左右，就算退烧，也是只退到 38.5 度，就再次烧了回来。惊慌之中，我还找朋友推荐的算命大哥，算了一下我能不能度过这个劫。第五天，护士突然通知我说，错过这班救护车它就走了，飞速地拔掉了我输生理盐水的针管，帮我穿好衣服送上了车。这五天的治疗费用是 2700 欧元。
救护车把我送回了朋友家隔离，一周之后，我转阴回到意大利，咳嗽持续了一阵儿。现在回想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后悔没做的事情。病愈后，我开始健身，和朋友创业。每当有人问起我的这段经历，我觉得面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更加勇敢和积极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Vale 被救护车送回的当天
Iris
坐标：西班牙格拉纳达
西班牙留学生/译者/被博士论文持棍追打
4 月 16 日，西班牙发布了室内不再强制使用口罩的规定。至此，公共交通工具成为这里唯一必须戴口罩的场所。
一个月后，我在发热之中首次见识到了弱阳性的快筛结果。
而两天之后，我发现我是周围唯一把这当回事的人。
因为合租的房子里还有另外三位室友，我测出阳性后第一时间把照片发到了群里，掏出常备的酒精喷雾、免洗洗手液和口罩。我的计划是尽可能地少出房间，用完厨房和厕所之后马上酒精消毒。虽然条件不允许完全隔离，但至少该尽可能地保护室友免受无妄之灾。出于愧疚，我一边道歉一边表示如果她们想买快筛试剂，钱可以由我来付——虽然这边一次核酸检测还要花个 80 欧（约人民币 570 元），但谢天谢地卫生部将快筛试剂统一定价为一份 2.94 欧（约人民币 21 元）。
接下来两天的事情逐渐超出我的预期：首先是在西班牙长住了 6 年的中国室友热情招呼我跟她一起吃饭；随后是在我戴着口罩做饭的时候，西班牙室友走进厨房开始跟我闲聊；最后，我的摩洛哥室友甚至半夜来敲我房门，想借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我仿佛一个外强中干的反派，屡次在心里大叫“你不要过来啊”。
逐渐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一位西班牙同学抱着电脑来找我一起上中介网站看接下来要租的房。我：“你知道我阳了吗？”对方：“小感冒，没事的。”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不准备摘下的口罩和放在手边的酒精喷雾是我最后的挣扎。
三天后我再做了一次快筛，结果已经恢复了阴性。同学说这很正常，他对我阳性结果的评价是：“吓我一跳，你说发烧，我还以为你猴痘了呢”。但我仍然决定在家待满 10 天。对于一个热爱宅在家的人而言，这并非难事。冰箱里有一周的食材，中国超市只要买满 20 欧就可以免费配送到家。
我时常刷着微博，感叹手头的几瓶维生素片过于讽刺——在来西班牙之前，看了几份隔离必备物资清单的我将各种维生素都买了一小瓶，以防在某次封城封小区里因为缺少蔬菜水果而罹患什么疾病。
而此时，我啃着苹果，看着窗外南欧夏日的阳光落在街旁的橘子树上，刚放学的小学生在院子外互相追跑，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们一边等公交一边笑着聊天，高高瘦瘦的年轻人骑着电动滑板沿着街边一晃而过。世界似乎早已向前挪动了一步。
疫情袭来的两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节日已经逐渐恢复。图为2022年格拉纳达基督圣体圣血节（Corpus）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