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老去世：
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知
离我们而去
张思之，一位被誉为「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知」的老先生，逝去了。
他作为决不妥协的律师，长期秉持着良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一生可谓波澜壮阔。
然而，他的名字，却不为大众所熟知。
这或许是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为素昧平生的人奔走、辩护，希望他们能获得公正对待，却从来不热衷于宣传自己。
亦或是，因为他代理的案件，总是内幕重重，经常被视为「敏感」「不宜公开审理」，使得他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虽然大众舆论场上籍籍无名，同行却对他一致推崇。
法学家江平曾评价，张先生具有一种精神：
「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这就是『思之精神』。」
张先生听后，谦虚地说自己只是「老律师、小角色」，是一个「普通小『兵』」。
但事实上，这样的谦辞背后，他对中国社会人权与法治进步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无法抹杀。
他的荣耀，来自于为那些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却依然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异端」辩护。
1980年，他担任林彪与江青集团特别审判中的辩护律师。
这一事件在审判前，司法部已定下调子，他们反革命的性质不能推翻，反革命的事实不容更改。
他当时面临何等压力，可以想见。
然而，张先生顶住压力，秉持着律师的责任，坚持「任何人都有被辩护的权利，哪怕是大奸大恶的人」。
他尽全力辩护，几乎做到了最好，最终为姚文元等五人免去了总计13项罪行，为李作鹏免去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另立中央与谋害毛泽东。
这场辩护后，有人请他去司法部做律师司司长，他婉拒了。他说自己不适合官场。他选择以律师身份，继续担任异端的辩护者。
2000年，他的著作《我的辩词与梦想》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写道：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1987年，张先生为另一位异端辩护。
这年5月，发生了「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国务院认定：
「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
包括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在内，多名林业管理人员以「玩忽职守」的罪名，遭到起诉。
但张先生多方了解案情后，认为庄学义无罪，奋力为其辩护。他在庭审现场慷慨陈词：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 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外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
张先生说完，现场掌声雷动，甚至有一名公安局干警深受触动，也准备举手鼓掌，却被当场「抓获」，押了出去。
可惜，他的精彩辩词，并未成功改变庄学义的命运：判处有期徒刑3年。
然而，宣判17年后，2004年，在庄学义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持续不断地推动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了再审判决，宣告庄学义无罪。
正如张先生所言，「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90年代后，张先生为更多不平之事奔走。
他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政府」的人辩护，为被指控为「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郑恩宠辩护，为蒙受不白之冤的聂树斌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这一桩桩、一件件案例背后，张先生所展露出来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
即便这些辩护看起来像以卵击石，大多以失败告终——他是一位「屡败屡战」的律师。
他一生打官司，很少获胜，面对的基本全是失败。
这是为异端辩护的结果，但绝非他的耻辱。
他面对的，大多是极为困难或尖锐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像上文提及的案例那样，早有基调，难以推翻。辩护的失败，就像学者萧瀚所言：
「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
失败也从未击垮他。
他就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绝不放弃，一直用澎湃的热情去博取渺小的希望。正如他自己说的：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而这背后支撑着他的，是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个人的良知，是为人权而奋斗的理想。
张先生1927年出生，经历过反右与文革。
时代浪潮下，他无法独善其身，曾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经历长达15年的劳改。
这对他的影响巨大。
他后来说，自己前半生碌碌无为，还是一位「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就是「早年真诚革命，晚年真诚反思」。在2010年接受《律师文摘》访谈时，他直言不讳：
「所谓的真，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党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我过去认为毛那绝对是神啊，到『文革』时，我在想他老人家还会错吗？他不会错。」
劳改与偶像崇拜的过往，令张先生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深刻反思。
他最终决定，后半生要为了人权而奋力抗争。他说：
「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2004年，接受《南风窗》专访时，张先生还留下一句名言：
「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不过，在这条路上，面对「肉食者」，张先生也时常感到恐惧。
他曾承接过一个案件。当事人的夫人准备同他探讨上诉的辩护事宜。
然而，她刚下火车，电话就遭到掐断，然后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强行拽回原审地。
张先生不得不应二审法官邀约，前往原审地交换意见。等他一到达原审地，无论是前往看守所，还是去往机场，始终有警车尾随着他。
张先生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想到，不知何时自己可能也会陪着当事人入狱，不可避免地陷入惊恐。
可是，就像鲁迅说的「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
他选择成为这个人。
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去广东办案，有人放话，说您老不来为好，他去了。后来，去山东办案，有人放话，说律师有去无回，他不信这个邪，又去了。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就算自己再恐惧，为了之后其他人不会再恐惧，依然需要去发声，去做这些事。
在张先生心目中，「免于恐惧」正是实现人权的重中之重。
在极端的年代，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可能一不小心就触怒了谁，犯了某种罪，亦或是被不高兴的当权者一句话而投入监狱。
张先生清楚那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日子。
他绝不想重蹈覆辙，只希望人们一点点远离恐惧，让人们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维护。
所有人都可以公开表达对公共生活的看法，不必战战兢兢。
每个人面对政府都不卑不亢，过着有人权与法律保障的安稳生活。
因此，虽然已在法律界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张先生却仍在为弱势者辩护，依然秉持着良知，为了实现人权社会而不断努力着。
70岁时，他说要执业到80岁。
80岁时，又说执业到90岁，还说90岁后若有力量，还要干到底。
他不愿意自暴自弃，更不愿意做吃饱混天黑的事情。
遗憾的是，奔波操劳一生后，张先生还是无可奈何地停下了脚步。
他或许是不愿意的。他还没有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但是，他的荣耀和良知、理想与坚持，正在传承下去。
事实上，即使生前面对各种困境，他依旧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有希望。
他鼓励律师去议政，寄希望于尚存凛然正气的年轻律师，推动法治的进步。
而对于自己，他曾说：
「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作为一枝带刺的玫瑰，他已身体力行地为后来者做好了榜样。
他不断提醒与刺痛着后来者，告诫他们，不要认输，不要放弃，落实人权与法治的社会，终将到来。■
参考资料
- 陈磊. 庄学义. 被大兴安岭火灾改变的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 2008,(07).
- 郭宇宽. 做一个律师该做的事情:专访张思之. 南风窗. 2004,(20).
- 侯兆晓.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七 张思之:梦想与坚持. 民主与法制. 2010,(19).
- 孙国栋. 张思之:“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 同舟共进. 2010,(05).
- 张驰. 我是张思之. 法人杂志. 2009,(12).
- 赵凌. 张思之:为“异端、敏感”辩护的律师. 南方周末, 2006-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