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律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律师，他的一生既有高光也有低谷，他经历了十五年劳改，也因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名噪一时。在53岁的年纪，张思之重回律师职业，在辩护席上，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一个个具体的人厘清罪与罚，厘清公道和公义。他的辩护词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缜密的逻辑，据说当他在法庭呈述完毕，连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师张思之也是一位“常败律师”，几乎从未赢过自己代理的案件，有人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但也有人感慨这位大律师从未有过名正言顺、惊天动地的胜利，其实知者寥寥。
晚年的张思之因为中风，中断了绵延近六十年的执业生涯，疾病和衰老日复一日侵蚀着他，而他的态度依然和一位身处法庭的律师一样，举止得体但坚决回击——他拒绝轮椅和拐杖，一个人读书、思考、关心这个时代的正义与命运。
燃烧
在人生最后的时间，大律师张思之最想吃的是蛋糕。他是个可爱的人，最亲近的朋友们都这么说。在人生就要走完一个世纪的时候，快乐往往变得简单，一顿羊头肉，得是带羊眼睛的，一坛白酒，得有朋友相伴，相比年轻人，老人更加欢迎畅谈和朵颐之乐，即使他已因中风行动不便，交谈迟缓，即使当朋友离开后，他将在公寓里精疲力竭。朋友们说，希望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感到畅快，因而在他们的记忆里，与老人和美食相关的，除了小蛋糕，还有伤心凉粉、涮羊肉、一两白酒。但朋友们也都知道，大律师张思之是带着难解的遗憾、孤独和无可如之的伤怀离开的这个世界。
张思之律师一生与大案要案相连，他曾因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名噪一时，也曾为蒙冤者据理力争。他的辩护词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缜密的逻辑，据说当他在法庭呈述完毕，连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师张思之也是一位“常败律师”，几乎从未赢过自己代理的案件，1987年他为“大兴安岭大火案”中一位倒霉的基层公务员奋力辩护，他的辩词堂堂正正无懈可击，但直到十七年后，公务员早就刑满出狱，案件才得到平反。
事实是，他代理的案件越是重要，他就输得越是没有悬念。有人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但也有人感慨这位大律师从未有过名正言顺、惊天动地的胜利，其实知者寥寥。如果说前者有过誉的嫌疑，那后者就有些孤独。
张思之曾经说，如果活到一百岁，并且从律师职业退休了的话，他就要和朋友去卖四川泡菜，玩笑中是否有失望的成分，并未可知。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是一名律师——他的执业生涯停留在八十七岁，成为律师的第五十七年，依然有案件萦怀，但他突然中风，说不出话了。而后的岁月，张思之日益被困在自己的身体之中，疾病和衰老日复一日侵蚀着他，而他的态度依然和一位身处法庭的律师一样，举止得体但坚决回击——他拒绝轮椅和拐杖，一个人读书、思考、关心这个时代的正义与命运。
万淼焱律师是在这之后去拜访的张思之，拜访持续了四个小时，前两个小时都是张思之在阅读她带去的卷宗，很多年前他就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但他依然细细地看，两个小时看了一百页，这是万律师手头一个难解的案子，能做的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万淼焱流露出出国学习的想法。她记得张思之听了之后，既没表示支持也没反对，只是告诉她，“你的故土还在这里，你还是要竭尽你的所能，竭尽你的律师所能，为我们民众的权利，努力争取多少是多少。”
关于律师，张思之有过两个说法，他说“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另一个说法是，“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两个说法，都是浪漫中有些倔强，前者是弱者的对抗，后者则是燃烧。如果说前者的表述中还有着应时度势的技巧的话，那后者就有些不管不顾了，因为所谓燃烧，都是燃烧自己。
张思之的传记作者孙国栋，曾经见到过大律师燃烧殆尽的样子，那时因为脑梗加脑出血，他的话语能力受到损害。一家电视台想来采访他，录下大律师对时事的真知灼见，但采访只进行了五分钟就进行不下去了，张思之曾是天生的演说家，但面对镜头，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所有话语都困锁舌尖，他有那么多话还想说，但说不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张老，尤其是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想说话而不能的时候，应该是怀着非常深切的孤独感的。”晚年的好友，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轩说，他还记得初次见到张思之的场景，他独自待在窄小、晦暗的公寓里，那场景现在想来，他说也契合着大律师晚年的心境。
伤痕与希望并存
“律师”一职，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在传统社会，与之相应的是“讼师”，但讼师从未取得为人辩护的法定资格，常常被当做教唆百姓与官府相抗的奸邪小人。直到清末民初，被告人才在随堂发落之外，获得辩护的权利。张思之出生于民国，他的生涯贯穿新旧中国，青年时代既是动荡的战争岁月，也有着民权初张的氛围，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显赫一时的大律师，但为工人争权利的大律师施洋被杀害，另一位大律师史良则终于成为政府高官。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新兴职业依然弱势的证明。“文革”后，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张思之拒绝了从政的邀请，他说自己愿意重新做律师，为弱势者鼓与呼。
许多友人都提到，张思之直到晚年都对着装一丝不苟，冬天的时候是潇洒的大红色的夹克式棉袄，夏天到了在家中也是身着衬衫。他告诉朱孝顶律师，“他说做律师要有尊严，你自己的形象，自己得严格要求。”朱孝顶从中得出身为律师，就不可懈怠的结论，因为这关乎形象，也不止关乎形象，而是自己得看重自己。
强烈的正义感贯穿着张思之的一生。他出生于一个医术世家，不同于他的祖辈以药救人，他要以法救人。张思之的青年生活，是叛逆与激情的交织，他几度因领导罢课被开除，又在16岁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远赴印度，他既在学堂内学习法律，学习和平年代的以理服人，又以青年的激情参加救国运动，在跌宕起伏中盼望一个崭新的中国。
22岁的张思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但世事蹉跎，后来几十年，他辩护过的案子其实只有“一个半”，“一个案子”是指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华，要去法院旁听审案，张思之被司法局叫去出庭辩护，代理一个抢劫案；“半个案子”则是一起离婚案，案子还未结束，“反右”呼啸而至，他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然后就是十五年的劳改，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1980年，真正以一名职业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时，张思之已经53岁了。首份委托，就是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这自然是组织交付的任务，但即使极恶之徒也该有受辩护的权利，也是法律的精神。
同一年，中国第一次有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法规《律师暂行条例》，曾经一度被中断的职业律师，重新在法庭上有了存身之地。
就像许多“文革”后重新寻回工作权利的知识分子，张思之渴望追回被抹平的时间，这些被蹉跎的半老已老之人，以巨大的毅力，重启未尽的事业，其中伤痕和希望并存。张思之既创办了杂志《中国律师》，为新兴的基层律师编选案例，也站上辩护席，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一个个具体的人厘清罪与罚，厘清公道和公义。
在一次庭审中，法官告诫张思之，“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的回答是：“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但名震一时后，张思之却没能拥有更加热闹的声名，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可能是时势使然，在短暂的八十年代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一切，浪漫的正义观让位给了趋利之心，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1998年，当时还是法律记者的孙国栋曾想编写《中国大律师》，首篇就要选择张思之，但让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不像其他著名律师，关于张思之的资料非常少。那时，张思之默默住在朝阳区松榆里的老旧小区，就离他当年教书的中学不远，连小区物业都不知道自己的辖区住着这样一位“国宝级”的律师。
熟悉之后，孙国栋有了和张思之长聊的机会。他记得，是2004年，传来了“大兴安岭大火”案在十七年后平反的消息。张思之却对他说，这件事情也不值得高兴，蒙冤的被告当年年富力强，平反时却已到退休年龄。还有一批人受牵连，也有着悲惨的遭际。“这不但是冤案，也是个社会性的悲剧。”
在历史中永恒
在将满八十岁的时候，张思之萌生了退意。虽然外界赞赏他的屡败屡战，但孙国栋说，内心深处，张思之也会感到失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谁不愿意胜诉呢，对当事人对家属也才有个交代。有时旁观者只是忘了，一个八十的老人，也会有力不从心之感。
朋友们决定为他搞个八十庆典，牵头者之一是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李轩。他和张思之因为一篇前者写下的法律论文结识，当收到落款“张思之”的读者来信时，李轩首先诧异的是这个年代还有人手书来信，紧接着就对落款的名字将信将疑——如果这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位大律师，如此位尊名重，怎么会给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之辈写信？再看寄信的地址，不过是北京城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小区。抱着惊奇的态度，李轩决定上门拜访，直到见面之刻，才相信眼见为实。那天前辈和后辈聊了很多，李轩说他听出了英雄落寞之意。
关于八十庆典，李轩说，“最初张老是拒绝的。”后来他们不得不晓之以理，理由包括这样的庆典也是一个契机，当京城的同仁们汇聚一堂，有利于打造律师群体的共同体，等于“请张老帮忙”。
后来在朋友们的回忆里，八十庆典热烈又让人感动，上百师友齐聚一堂，年轻人来了，是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同辈的老人也来了，当年一起舞镰挥锨的劳改战友就到了四个，一种乐观的奋进情绪笼罩着在场的每个人。这一年也是张思之执业五十周年，他哑着嗓子，在答谢致辞中收回了萌生的退意，他说自己尚未气馁，并不沮丧，“我愿把今日聚会作为我的起点，接受大家的祝福。”
这一年张思之八十岁，离他中风还有七年，命运留给英雄人物的时间总是吝啬。
青年律师王令当时也在现场，一年前，他因代理一起拆迁诉讼遭到殴打，萌生放弃律师职业的想法。呆坐办公室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你是王令同志吗，我是张思之。”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你做得很好，我支持你。”
王令说，张思之身上有一种纯粹的精神感召的力量，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会在事实和法律的框架内去追求一个最理想主义的结果。他感召年轻人追寻理想，但光有赤子之心还不够，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他们还需要严谨和专业，这不仅是职业上的高要求，经得起检验，也才可以保护自己。有一年，王令将自己写的一份辩护词拿给张思之看，当时后者八十二岁。“拿之前我是有些小得意的，觉得自己写得不错，我觉得至少有80分。”但张思之在他的辩护词上修改了283处。汗颜之余，王令将这份辩护词挂在了办公室里，作为警醒自己的纪念。
2014年9月25日，孙国栋还记得张思之中风的准确时间。当时后者保持着高密度的工作节奏，他刚从欧洲回来，没有倒时差，就要马不停蹄会见当事人，参加编辑会议，公开活动的媒体问答环节也在等着他。那天中午，孙国栋去看他，请他吃饭，菜还没上呢，张思之喝着茶，喝着茶就中风了，他说不出话来，只剩在笑。
“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八十几岁体检，连大夫都吃惊，说你这个身体各个零件太好了。比年轻人的都好，所以老爷子挺自信的，接受采访说，到九十岁的时候如果健康允许我还干，但是八十七岁他就干不了了。”孙国栋说，“就是这个中风，虽然抢救得比较及时吧，恢复得也挺好。但是毕竟他就属于一个行动（派），是吧。越在法庭上越来劲，他可能越长寿，这样一中断了，所以他就没活到一百岁。”
张思之无法继续工作了，他不再代理案件，不再参加公共活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大部分时候待在家中。摄影师窦海军曾经抓拍过一张照片，是中风前一年，老朋友们聚会，其中有诗人邵燕祥，教育家钱理群，几个白头发的老人围坐在沙发上，看得出来中风前的张思之已有疲累之色，所有人都在开怀大笑。当时钱理群还没住进养老院，他告诉朋友们，支撑他的是写作，持续而单纯的晚年写作生活甚至让他认为，如今他“大脑和身体都处于人生的高峰期”。
那么张思之的支撑又是什么呢？窦海军诚实地说，事实上无法继续工作之后，张思之已经失去支撑了。
既然人生的遗憾永远无法填补，那就至少还可以有些简单的满足。按照医嘱，张思之是不能吃小蛋糕的，但王令一次给他下单七八个，“我说你给他吃，他想吃多少给他多少。”从四川去北京看望张思之时，万淼焱特地买了近三千块钱绵阳的糖果和糕点。去年，张思之满95岁生日的时候，王令带他下楼吃了涮羊肉，两个人喝完了一坛白酒。
张思之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文章里，一个常常被提起的点是，他一生代理的案子都是败诉，这成了一段传奇的起点。但王令说，这么说也不符合事实，虽然大部分都败诉，但张思之也是有赢过的时候的。想想也是，不然这一职业还有什么趣味可言？
而且，对于律师而言，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呢。孙国栋说，如果就具体的个案来说，败诉或许意味着失败，但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律师在过去那些案子里准确有力的辩词，辩护的理由，已经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留在了过去的时间里。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成败，律师的辩护都将以辩词的形式，在历史中永恒。
6月28日，张思之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疫情，追悼会只能限定20人到场。朋友们把他的灵堂设在了家里，在他的遗像面前，摆满了一圈五颜六色的鲜花。除了律师同道的纪念，有些意外的是，那些在张思之早年短暂的教师生涯中，受教过的学生也赶了来，泪洒当场。张思之曾经说，下辈子他不想当律师，他其实还想当老师，因为五年教师岁月，才是他这漫长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其前其后，都有太多波澜坎坷。如今，他的一生走到终点，而朋友们还是会每天早上给他沏上一杯茶，一切就像他还在的时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