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鹏的妻子梅晓阳于2014年9月23日出狱了。距离他“微博救妻”，已3年有余。
2010年7月，园林设计师梅晓阳被检察院以受贿罪立案侦查并提起诉讼，曾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的杨海鹏坚信妻子是被构陷的，于是开始在实名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披露检方与法院程序违法。女儿爱吃蟹，小名蟹妹，杨海鹏夫妻得名“蟹爸”和“蟹妈”，梅晓阳的案子也被称为“蟹妈案”。
因“微博救妻”，杨海鹏一时成为一个和体制对抗的英雄，一个人，在上海，实名抨击上海的执法不公。杨海鹏在微博上的发声，引发众人围观和声援，人们关心这样一个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维权行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蟹妈案”由此成为2011年的一个标志性公共事件。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杨海鹏选择了公开的方式来证明妻子的清白，而不是私下勾兑，他的不妥协让围观者为之钦佩亦为之担忧。
2011年10月，蟹妈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杨海鹏等来了最坏的一种结局。
这三年，杨海鹏没有停止在微博上的发言，他的态度未变，尺度未变，官场八卦和时政典故信手拈来，逢上对手攻击，他变本加厉还以颜色，微博账号一再被封，他便一再转世，不屈不挠起来，连粉丝也叹服其精力。
微博嬉笑怒骂的背后，杨海鹏要担起的是一个非常态的家庭，入狱的妻子，双方的老人，以及9岁的女儿。对看重名誉的杨海鹏而言，他还要面对各种言论的非议和责难。或许还要承担这样一种失落，如果妻子没出事，这个家本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没几年，杨海鹏就要满五十岁了，这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无论外表还是言行都给人以强大之感。他说，有时自己也会觉得无助，一切都要一个人扛。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拒绝沉默，拒绝妥协。“我们不装外国人。现实的黑是普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拿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变成一个公平社会。这就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姿态。”
一
接妻子出狱那天，杨海鹏9点不到就等在上海市女子监狱门前。仍是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台风将至，地是湿的，有支撑不住的老人坐在路沿，或靠着潮湿的树干。一夜没睡的杨海鹏站着站着，腰开始隐隐作痛，据说今天一共释放6人。第一批放了5个，都不是，杨海鹏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雍和觉得他有些不安，一米八几的杨海鹏看上去很疲惫。“换洗的衣服都收了，肯定会放的。”雍和安慰老友。
这天是2014年9月23日，杨海鹏原以为7、8月份就能接人。一位熟悉减刑与假释相关法律政策的体制内朋友打听到的时间更早，春节后，但5月份正逢上海亚信峰会，有关部门打招呼，峰会过后再办。“这个要求呢，也不是恶意，所有人的都停了，安全考虑，可以理解的，是吧？”但他也怕，担心是借口，一推迟就不知道推到哪天。直到程序走完，确保假释，他才告诉杨海鹏。
11点50左右，梅晓阳神情放松地出现在久违了的家人和朋友面前。消息并不准确，同天出狱的有10多人。“梅晓阳很淡定，反倒是杨海鹏有点受不了，见到他老婆的刹那，也不能说崩溃，有些激动。”雍和说。
杨海鹏对出狱后的梅晓阳说：“你出来了就忘记仇恨，要是记住仇恨，你还不是自由的，你心中的垃圾老公帮你处理”。
妻子的出事在杨海鹏心里打上一个结。这个自诩懂政治的男人忐忑不安地度过了这三年，重重压力之下，他对外界的任何变动都表现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
杨海鹏带着处于假释期的梅晓阳去社区矫正中心报到。梅晓阳想去湖北老家探亲，对方说那你现在不要办，十天内回来就行。杨海鹏感觉不妙，“按规定是不能出省的，你要是走的话，属于脱离管制，他可以通缉你。嘴上说你可以走，空口无凭”。第二天下午，杨海鹏接到对方电话，上面突然命令今天去报到，杨问，不是还有七八天吗，对方答，必须现在。
“我们这种人，草地上闻到气味不对，我说有蛇，证据呢，我说不出来，但是你呢，还没有等你说出来的时候，蛇就把你咬死了。”杨海鹏说。在他看来，这是对方所设的陷阱，一旦妻子真的回家，对方就有理由逮捕她。而梅晓阳却认为，这不过是他的阴谋论。
二
“昨天晚上，一个律师朋友带了案卷找我，开了夜车。”上午10点，杨海鹏脸色苍白，短发耷拉下来，那状态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话题很快被转移到“东星航空案”，继而又是一个案子。话匣打开后，杨海鹏的精力反而恢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下来，时而大笑，他的朋友翟明磊调侃他外表像巨灵神，很高，眼睛又大，说话有点咄咄逼人，但“情感细腻”，“心地特别善良”。
不断有人带着案子来找他，记者、律师、举报人，他给对方分析、解读。这方面，法官出身、又做了10多年调查记者的杨海鹏有着充足的自信，他曾说，很多记者是照搬律师的话，而他则是在律师拿来的基础材料上进一步做研究。他会把一些料放到微博上，嬉笑怒骂一番，收获追捧或敌意。
他可能从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媒体行业告别。蟹妈案判决前一周左右，《财经》杂志派人到上海，提出和杨海鹏解约，要求是不说原因。“你想不到，全国最牛逼的杂志社啊。”3年后，他一边冷静地条分缕析这背后可能的利益与压力，一边也感叹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本寄望于东家能保持沉默，“我不需要它帮忙，它一帮忙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勾兑，就没我什么事了。但它不吭声，对我至少是一种保护”。
蟹妈入狱，判了4年。“微博救妻”过后，杨海鹏要面对的是，设想的所有可能结果中最坏的一种。
杨海鹏的父母和姥姥搬了过来。于是，在可预见的三到四年内，杨海鹏家的格局是，47岁的杨海鹏和3个老人，1个9岁的孩子。蟹妈出事前，这个上海男人已经变成了半个居家男人，如今这个家将全靠他一人负担。“棋局已经输了，我只能一点点往外扳。”杨海鹏说。
四十多岁的这年，突然没了单位。一开始他有点慌。做了10多年记者，杨海鹏很自然地想到再谋一份媒体工作，且必须在上海。但他竟然没找到。有时明明谈好，后来又变了卦。家里的老人经历过文革，当时悲观地认为，儿子要成为“贱民”，他们的经验是，在一个为组织高度控制的社会里，脱离组织的个人是没有力量的，遑论对抗。那段时间，老人的担惊受怕分毫不差地传递给杨海鹏，后者试图安慰，但老人一出门，接触一下外边的人，对方说可怕，恐惧感就又回来了，反反复复。“就像感冒一样。”杨海鹏说。
朋友轮番作陪，叫他出去吃饭，然后一块洗脚、泡桑拿。离杨海鹏家不远的某星级酒店地下一层有休闲会所，做记者的时候，他常去那儿，一边泡脚，一边和人谈事，“地下宣传部长”的称号便是得名于此。现在他去得更频繁，有时候一个人没事也会跑到那儿，手机放家里，放松，午睡。朋友们给他打电话，说你不要担心，实在困难有我们。有律师朋友干脆道，这个事大哥帮不了你，但大哥钱还是有一些的，先拿20万吧。
他没拿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有这么一些朋友在那儿，给孤身的杨海鹏很大安慰。他慢慢冷静下来，重新盘算。经朋友介绍，他给人写传记，一本书三四十万字，自传，署人家的名。以前他非常傲慢，不屑去写。也开始炒股，小赚一笔就收手，这同样是他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时他是专业财经记者，不能碰股票。在回顾过去这将近三年的经历时，杨海鹏简单地总结了他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并进而安抚一家老小。
“为什么说我不怕这件事情了。政府怎么样诬陷我、怎么样搞我，但是我倒不了。你让我失去工作，你最多只能让我这些官员朋友害怕，但社会上的朋友，他们还是跟我越走越近。以前这个国家，组织控制了人的一切，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现在有了社会以后，你想由上至下否定别人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杨海鹏说。
他颇得意地提起这几年总结的经验，食物是最好的安慰剂。他上淘宝，搜罗全国各地的食材，“人有他的共性，如果你现在活得很苦，吃的食品越来越差，这个人就很担心了，未来怎么办？但是有很好的食物，有丰富的这个业余生活，比如说给老人家看很好的碟片等等，有时候我自己去买，说朋友送的，他们就很开心，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抛弃他。”菜谱会被杨海鹏发到微博上，供粉丝及对手们欣赏。
三
事情并不像说起来那么轻松，更远非编成段子后的快意。人们带着各自的惨痛经历找上门，他们感到混乱，找杨海鹏寻求帮助，分析之余，绝望的时候杨海鹏还要负责递上安慰，这些老板随时可以出国，但杨海鹏却和一家老小给困在了上海，“实际上我也是一个近乎崩溃的人，再加几根稻草，我就崩了”。
事太多，且杂，杨海鹏说，他习惯专注，不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事一多就乱了。他喜欢读书，这三年他也买了不少，书架摆满，又在地面摞上好几叠，以前他可以一晚上连续读几本书，一页一页耐心读完，非常开心，但近三年他只是翻一翻，“心态不一样了，不平”。
他并不喜欢阴谋论的世界，成天打听哪个领导跟哪个领导关系，谁谁谁又被哪个领导敲诈勒，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总觉得有人在算计你，生活就没法保持单纯。
杨海鹏说自己是被逼成了一个斗士。此前，他做过4年法官，10多年记者，人生一路大体顺利，做调查记者时虽然会和现实的暗面打交道，但记者毕竟是旁观者，悲剧并不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基本上，很多黑暗我也不愿意去面对，我就想老婆进入上市公司挣了钱，我们就走人了，过简单幸福的生活。本来我是自愿到一个冷僻角落里头，不愿意成为中心的人”。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反抗：“我们不装外国人。现实的黑是普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拿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变成一个公平社会。这就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姿态。我也不想领导别人，但是我绝对永远站着，哪怕死，也不会乞求什么。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他们有一种对自己一种权力的迷信，他们认为权力无所不能。让你哭，让你笑，让你下跪求饶。但他知道我们拒不下跪的时候，对他群体的一种震撼是非常厉害的。”
雍和和杨海鹏认识了差不多20年，他说，杨海鹏个性如此，很多事情他也放不下，他想去做一个战士去战斗，那就比较累，有时候说话也会有些过头，不太注意，会伤到一些人。在《青年报》共事时，因为好几件合作采访的事情，惹怒了权贵，“他是不会弯腰的一个人”。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很多粉丝过于仰头看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什么都好。贬他的人往往受不了他的脾气。我比较好的是，能稍微比较宽容地去看待他，而且了解他的这个案件和他的行为方式在目前社会的意义，所以从公益的方面特别支持他。” 他的好友翟明磊说。
四
杨海鹏的女儿喜欢吃蟹，得名“蟹妹”，于是父母就成了“蟹爸”、“蟹妈”。称谓很可爱，连接着某些柔软的情感。在名为“窝主杨海鹏”的博客里，躺着2006到2007年的一些文章，一类新闻，一类蟹妹，前者或严肃或调侃，后者逗趣，杨海鹏长于文字，调侃起现实来，语气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有趣。微博兴起之后，这风格在“杨海鹏在上海”的账号上被发扬光大。“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很多人因为这句话关注到李庄案二季时的杨海鹏，进而继续关注了“蟹妈案”。
“蟹妈案”的前后在网上仍可查到，它们拼凑出了一场发生于2011年10月20日的上海的一场审判。判决书上写：被告人梅晓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判决书所不能记载的是，庭审时，台下的某个人向法官递了张条子，然后法官敲锤的次数明显增多，以及被拒绝出庭的证人、三位律师集体拒绝辩护的抗议。在梅晓阳回忆检察院审讯过程的口述实录中，充斥着这样的辞令，“我今天非要撕开你这张嘴”，“你们园林设计院是个烂摊子、黑窋窿”。在一个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人看来，这情形可能会让他恍然究竟身处何时何地。
但也有另一种言论，斥责杨海鹏在网上太嚣张。杨海鹏的好友翟明磊分析：这是一种奴性。奴性就是对反抗的恐惧，他自己不敢反抗，对反抗者也是冷嘲热讽，以获得自己心理的安慰。海鹏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他在很多的层次上跳跃了这些心理，而选择了直接反抗，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我最佩服的。
当时翟明磊帮杨海鹏在网上公布案情，他也困惑过。杨海鹏告诉他没关系。“公开的方式有一个特点，要唤醒社会的良知，再一个，这种事，你不公开的话，就是被他们做死，他们操作非常严格，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操作娴熟了。你只能公开化。”杨海鹏说。
杨海鹏的微博账号已经转世到了第184回。这三年，他的微博粉丝最多时有20多万，一路转世下来，尚有五千多稳定而忠实的蟹粉跟随。水浒传的人名用完了，现在他更新用的是唐德宗大封功臣表。
要跟上杨海鹏的转世节奏并不容易。网友“兰州O记还咳嗽”说，他从李庄案二季中，杨海鹏的一句“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开始关注杨，每条微博都看，杨海鹏被删号了，他就在微博里搜索关键词，然后再关注。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回杨海鹏可能是当天被封了三次，他正在看杨的微博，第三次被封时，他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搜到。这个五十岁的兰州男人说，他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这个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微博上面有个信息提示，增加了一个粉丝，点开一看，刚好是杨海鹏。
在粉丝看来，关注杨海鹏起初往往都是因为他的言之有物，他们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启蒙。O记把从关注到粉丝的变化归功于网络上那些攻击杨海鹏的人：如果五毛们不那么疯狂攻击杨海鹏的话，我可能仅仅是了解杨海鹏，当这些五毛越是疯狂攻击杨海鹏的时候，我越觉得应该要站出来，还是要站在杨海鹏那边。
蟹粉给杨海鹏很大安慰。回首前三年，杨海鹏说，给自己打85分，谢谢这批粉丝，给他们100分。
今年杨海鹏的女儿升中学，摇号。他担心极了，如果进不了好的中学，跟蟹妈要没法交代。他拿出调查记者那会的谨慎做足准备。一个是摇号，一个是一所中学的校董朋友，再一个就是杭州那边有所国际学校。三重保险，他稍稍能安下点心。摇号那天，女儿一脸平静地回到家，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个学号，一个中学名字，没露出一点高兴的样子。他一看，摇中了。
“以前这种事情很普通，哪怕没摇中，也许找找关系，但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假如说你没有摇中又进去了，你的敌人就会盯着，这就会给帮助的人带来麻烦。”杨海鹏说。
这几年家里一直有种压抑的氛围，没什么好事，只能尽力去清除消极情绪，女儿摇中号，仿佛天大的喜事。蟹妈也要回来了。家里人想着，今年应该是好年。
杨海鹏想起做记者时的一段经历。1998年抗洪的时候，他们去了湖北嘉峪，那时已经决堤了，他们看到某电视台在那边拍摄人在堵缺口，造假。当时杨海鹏注意到，镇里挂了一个横幅，写着本次高考镇上多少名考中，他们看一个男人跑着四处找自行车，问他干什么，对方一脸兴奋：我儿子考中大学了。这个中年男人一直在大堤上抗洪，几十天了，杨海鹏和同事决定跟着他拍。
女儿摇中号，他突然回想起十多年前的这件往事，家里的兴奋劲，跟曾经报道中的主角是一样的，“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