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余秀华和养蜂人杨槠策的爱情，看来已告终结。在余秀华遭家暴的传闻公开化之后，两人的关系已难以继续，何况分手也不是难事，杨槠策说过两人“没有领证，真的爱情不需要结婚证来约束”。
他们的爱情，曾是当代传奇：一个因脑瘫而备尝生活艰辛的女诗人、在39岁终结二十年的婚姻之后，遇到一个真正能欣赏她的小伙。虽然也有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当然，无数人都愿意给他们祝福。可能谁也没想到，杨槠策会有一天这样自我辩解：“把一个爱她的人逼到动手打人，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这种话无疑让人寒心，但像这样的“逆向投射”向来是男权文化无师自通的话语，它的潜台词是：都怪你，我才不得不这样做。甚至在谄媚语里，你都能不时看到同样的逻辑：只因你太美了/引诱我，才让我发狂。对当事人来说，这么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免除了自己的行为责任，何必呢？要怪也只能怪你。
既然如此，可想而知，这样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道歉。在杨储策那封“道歉信”里，他先说“看书没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你喜欢看书”，但接下去却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建议不要老看小说、外国小说，活在童话世界里，也要看看中国的儒家思想书籍、国学书籍，这都是一辈又一辈的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智慧的结晶。”
他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应该说，这在我们社会是尤为常见的一种说辞，连做父母的也常常并不爱那个真实的孩子，但他们会把这种不爱包装成一种有条件的爱：“你现在的样子不好。如果你成为我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才值得我爱。”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训。
余秀华是诗人，但在杨储策眼里，她看那些文学作品助长了她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之所以要抬出那些典籍，是因为在他看来，“读书”本身就应当是“修身”的一部分，是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而对余秀华而言如生命一般珍贵的精神生活，却不过证明了她仍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心智还不成熟。
你可能会震惊，他自己写的道歉信都满篇错别字，何况也比余秀华小了十来岁，哪来的自信这样老气横秋？但这种家长式的说辞，却正是无数中国人从小到大听惯了的，杨储策可能只不过是把这一套话语早就内化了。
可悲的是，有时正是那些看起来“懂事”的孩子，更容易接受这些。他们早早地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本真和欲求，尽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虽然有时他们也被生活一遍遍毒打，但却从不怀疑这才是他们人生价值的唯一来源。
作为神农架的养蜂人，杨储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可能确实也受过很多磨砺。或许可以说，余秀华那样的纯粹既代表着他失去的另一半自我，但他却又本能地觉得那是“不现实的”。
他确实曾背着她爬山、抱着她赏花，甚至租了架飞机带她欣赏神农架的风光，但热恋期这种表面上的诗意浪漫，并不表明他真的欣赏和理解余秀华的内在精神世界。这种分歧恐怕也是他们争吵的根源之一。
爱不是控制，它不是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而首先应是欣赏彼此的独特性，温柔地善待它，让这嫩芽能有机会生长出来。这需要一种真正平等的态度，因为家长制的结构下，这一点很容易被遮蔽——每一个有点自己喜好、但被父母视为“玩物丧志”的孩子，想必都体会过这种痛苦。
余秀华因为身体的残疾，对这种体会应该更深得多，诗歌对她而言远不仅仅是“童话”，那应该就是生活的支撑，因为她说过，“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我一位女性朋友“墨涅涅”对这件事颇感难过：
我无法预测余秀华在经历过种种风波之后，是否依旧有勇气去追寻属于她的真正意义上的伴侣，还是会选择凭借自己对文学的信仰和造诣孤身远去。在整件事情中，有一种心理被巧妙的遮蔽了：余秀华被当作一件信息时代的“快消品”被大众趋之若鹜地消费着。一个写下2000多首原创诗歌、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的有残缺的女诗人，她的不幸、她的婚姻、她的期望、她的爱情，常常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与大众的显微镜下，被当作一种“先锋式的奇观”供人们品咂、评价与消遣。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太荒凉了。
怎么说呢，这确实是一个荒凉的时代，但我相信余秀华可以走出来，她曾说过：“从本质上来说，花草树木更惹我爱，然后是文学。男人嘛，只属于锦上添花。”
如果真是这样，那她本身就是自足的、不假外求的，这当然也无须否认曾有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然而重要的是，没有这些她也可以活下去。爱情并不是两个人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而必先有赖于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像她说的：“我从来不指望自己能够吸引别人，我觉得这样很浅薄，我得吸引我自己，让我自己有了热爱，才能完成以后孤单又漫长的日子。”
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