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谈到成都、贵阳等地疫情防控之下人们的艰困生活时，有朋友坦承：“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些，我现在心底里没办法起一点波澜。”很快有人附和，但也有人尖刻地嘲讽：“你自己被封在家里的时候也尝过滋味，现在没落在自己身上就没感觉了？”那位朋友也不生气，只是说：“我知道你会觉得我没有同情心，可是同情有什么用？”
虽然中国人什么事都惯于甩出“有什么用”来反驳，但在她这么说之前，我还真没想过“同情有什么用”，似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会去考虑有没有用；但她这一说，我意识到，有些人理解的“同情”并不只是一种自发的共鸣，还在召唤行动——如果同情并不能激发作为、改善当事人处境，那这种“不带来结果的同情”就被看作是“无用”的。
如果是这样，那这种看似麻木的表现，乍看上去是“没有同情心”，其实是“被压抑的同情”——自己都经历过，怎么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困苦？但与此同时，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了，因此“没感觉”并不是对他人处境的冷酷，而是心怀善意却无能、无助与无力。
这样的人通常并不会奚落“同情”本身，或许还会真心赞赏那些有能力去做点什么的人，只是他们觉得自己难以做到。就此而言，他们这种“被压抑的同情”看起来冷淡，其实隐含着某种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道德内疚感乃至自我谴责。他们自己可能就需要帮助。
我不清楚像她这样的心态，在社会上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让我意识到，有时看起来相同的表现，内在的成因可能千差万别。此时简单地去谴责他人“没能做对”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可能加深了误会。在指责之前，我们最好先去理解。
疫情这两三年来，我们似乎更多见证了人群的撕裂，而不是共情。这有时是因为观点的分歧，有时是因为经历的差异，所以常有人说“等到每个城市都挨个轮一遍，就都明白了”——但现在看来，即便这么说也是乐观了，共同的经历仍然能将我们分开。
上海封城时，有不少人给我留言，幸灾乐祸之极，因为他们觉得上海此前那么高调地标榜“精准防疫”，现在终于破防，“还不是和我们一样”？还有人说同情不起来，因为之前上海人可也没同情他们那儿，当然也不乏有人挖苦说：“我没资格同情高贵的上海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都受了苦，但这些共同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人们产生共同体感觉的纽带。很多人似乎把这些苦处看作是类似命运那样随机、不可预测又无法避免的东西，轮到谁头上都只能自认倒霉，独自默默忍受了事，不然还能怎样？
《与屠刀为邻》一书中说，很多卢旺达人在大屠杀期间经历了太多煎熬的苦难，“人像被抽干了一样”，幸存者不是团结一致，相反，“很明显，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来往了”：
所有人都蜷缩起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里承受痛苦，似乎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不再去想这个痛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男人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小酒馆里消磨这么多时光，却并不交流内心的想法。女人们在家待一个月，可没有任何一家人来串门。一个男人可以三个月都不去了解自己妹妹的近况，如果了解到不好的消息，他们也只是无动于衷地回家。家人之间的纽带断了，似乎每个人都只想把剩余的生命留给自己。
我们所承受的痛苦当然远没有那么可怕，但表现却也不无类似之处：很多人不愿意倾吐，也不知道怎么述说，又或觉得自己的感受归根结底是他人无法真正理解的。这样，“同情”被视为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奢求，人们实际上相信不存在共通的经历，每个人只能独自面对命运。
经历了这些，我有理由怀疑，“同情”本身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自发、自然的，相反，现实世界中存在太多阻碍这种同情发生的机制，只有我们反思进而排除这些障碍，才能达到那种看似自然的共情。套用王尔德的那句俏皮话，“表现得自然，是一种很难做到的姿态。”
同情就是同情，它未必需要有什么用。即便它没能带来什么后续的行动，但它本身就是善，也正是这种自发性证明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尽管当下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要人做到同情他人甚至显得有几分苛求，但即便是对个人心理健康来说，这种被压抑的同情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因为一个正常人不应该是这样。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接近尾声时，马洛在经历了许多之后回到老家，家人发现他十分虚弱，整日为他忧心，他说：“我的身体无须照料，我的想象力才需要抚慰。”
我们当下许多人的处境也像马洛一样：真正需要得到抚慰的是自己的想象力，那种对他人处境的理解——当然，对有些封控中的人来说，或许他们的身体也需要得到照料。不论如何，独自去应对所有这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
坦白说，我有时也不知道自己的记述有什么用，但我还是在做。亡友张晖生前有一番话是我永志不忘的：“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有些事做了未必有结果，但不做就真的没有。讲出来、写下来，确实微不足道，但我也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时就是从这样微不足道的地方萌生出来的。
我们的人生还来日方长，不能就这样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