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北京的十月，秋天要来了，我们想象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阳光很好，于是某个周末下午，你打算骑车去参加一场公开活动。一次讲座（还有吗？），一个论坛（还有吗？），一场艺术展（偶尔还有）。你塞了一袋口罩到背包里，但忘了做核酸。忘记是因为想忘记。于是你被拦在了活动之外，展览之外，公共生活之外。你被监控，被人脸识别，被各种黄码绿码弹窗，被告诉你不能买火车票，被告诉十月不能结婚。这是个非人的城市。因此我们要逃离。
逃到哪里呢？
你曾逃往上海——失败了是吧。你曾逃往海南——失败了是吧。你逃到云南，逃到西安，逃到河南，逃到贵阳，没有地方可逃。逃出去？
夏天你逃到了成都。你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逃来的人，像一场盛大的回光返照式的夜宴。两个月后，成都也无处可逃。没有一个地方有能力嘲笑另一个地方。
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短暂的记录。
—— 谢丁
撰文 李颖迪
编辑 谢丁
摄影 朱墨
1
何怡欣过着两个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在对外经贸大学的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她得做一个好学生，取得好成绩，参加很多比赛，拿到更好的实习机会，再进入最好的投资机构。一阶一阶往上走。这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体系，有关如何获得金钱、名声、地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但她的另一个生活在外部世界，在学者刘瑜和周濂讲政治哲学的课堂上，在北京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里。她关心时事，讨论新闻（遥远的或身边的）。她时刻都在准备发声。
何怡欣26岁，云南大理人。2014年她前往北京上大学。金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也满足她的兴趣。但她很快在当时的大学氛围中察觉到某种异样感。就比如说，她住了四年的那栋宿舍楼，铁红色的外墙，四四方方地围着一个天井，楼里住了接近一万个女生（这个楼有亚洲最大单体宿舍楼的外号）。到了夜里十一点，宿舍定时熄灯。这时，她会看见走廊的地板上像长蘑菇一样出现很多瑜伽垫。垫子上摆一张小木桌，还有一盏台灯。
没有人说话。年轻的女孩们沉默地坐在瑜伽垫上，刷题，很多的题，直至深夜。这是她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她们在准备各种各样的比赛，同样的比赛，为了加分，绩点，保研机会之类的。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在准备考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CFA（特许金融分析师）、CPA（中国注册会计师）。需要背书出声的会去消防通道待着。到处都是瑜伽垫，电梯门口都有。这样的场景每天重复，直到她们离开大学。
她有种失望的情绪，但又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考上90分，还要去考95分？98分？她不觉得这些竞争有太多意义。而且，身边的多数人似乎不太关心公共生活。
大一的秋天，何怡欣开始去清华和人民大学蹭课。她知道刘瑜在清华教书，周濂在人大教书。她在高中时读过刘瑜的《民主的细节》，还有周濂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她在这两本书里第一次读到一些对自由与公正的理解。她找朋友打听到他们的课表。刘瑜的教室总是在3200，周濂的在3102。下课后，两位老师总是会被很多学生围住。
从大一到研究生，只要周濂开课，何怡欣就会去。她会提前一小时抵达教室占座，后来她发现占座毫无必要，因为第一排总是只有她。周濂留着寸头，澎湃地讲着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当下的新闻。周濂总是说，学者应当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所观照。
整个大学期间，何怡欣都在寻找更多的公共活动。比如，她会去首师大听哲学家陈嘉映的讲座。她最常去的是一家位于太阳宫的单向空间，很高的书架，大片的透明飘窗，她很少错过那里举办的活动。还有706青年空间，大望路朗园的电影放映。每次快到周末，她就会搜集北京所有的公共活动通告，然后将最感兴趣的记在备忘录里。
临近研究生毕业，周濂对学生们说：
“政治哲学的作用，也许就是给此时此地的人们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希望你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时代，甚至即使身处一个向下的时代，也要做一个向上看的人。”
她记下这段话。那时，她即将入职一家投资银行。她每天坐地铁去国贸上班，办公室的窗外是中央电视台那座标志性建筑，往下看，马路上拥挤疲惫的车流。她面对着很多数字，很多邮件，很多会议。只有创造更多金钱价值才能坐在那里。每当进入国贸三期门口，闻到那股浓烈的香氛时——她就会头晕。下班后，回到宿舍，她很难再有更多的精力关心外界了。与此同时，她察觉到，北京的外部空间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2020年夏天，何怡欣做出一个让她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意外的决定。她离开了北京。两年后，我在成都遇见了何怡欣。
2
这是成都郊区的一个酒吧，名叫敦壩。户外是一片高大的香樟树林。人们三三俩俩地站在树下，有人手里拿着一瓶精酿啤酒，还有人端着一盘炒饭。很多年轻人，打扮时髦的女孩，穿着白T恤的男孩。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嗓音嘶哑（正在变声）的小学生，还有穿着商务衫的光头男人。你很难第一时间判断出这些身份不同的人们聚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不过，你仔细听，他们正在讨论一则新闻——在中国丹东，一对父女因为想去看病而违反了防疫规定。
天黑了，细小的人流涌向酒吧不远处的一座平房，里面是挑高的空间，白色的装潢墙，里面放了几十把椅子，像是一个小剧场。
人们围坐成一个圈。一个中年女人站起来。她叫张颖，是一名律师，也是活动的主持人。她说，今天要辩论的主题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丹东父女与苏格拉底。”
随后她简单介绍了活动规则。其中大多数规则与我们熟知的辩论差不多，正方，反方，自由辩论，每轮发言都有计时。不过，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无录像，无直播，无记录。一切忠于现场。
人们很快分成了三个阵营：
7个人，反方。
11个人，正方。
9人放弃持有立场。他们将成为评审团，对辩论结果做出评判。
我不能描述他们具体辩论了些什么。（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辩论相当精彩，房间里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明亮且柔和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看着对方，观点像是自由地流动着。
那个第一次来参加辩论的年轻人似乎有些紧张，公开发言时，她小心翼翼地低声说话，时不时瞟两眼手机备忘录里记下的论点。
另外两个年轻的女孩来自成都一所职校，她们的家乡在凉山。其中一个穿牛仔裤的女孩说，听完这场辩论，她后天就要去东莞电子厂打暑假工了。
一个男孩说他是做金融的（他应该很喜欢健身，一身肌肉）。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参加辩论。他大胆地当上了“一辩”。
还有一些经常参加活动的“老手”。他们在这里辩论过太多事情了，比如被拐去某个遥远地方的女人，美国的持枪权，堕胎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错吗？该不该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强调性别议题？他们的辩论会持续很久，有时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有时他们还要去某个夜宵摊上继续讨论，直到天亮。
何怡欣就是其中的一员。当她还没有开口时，你不一定能够注意到这个短头发，穿着棕色条纹针织衫、墨色阔腿裤，方框眼镜，打扮略显成熟的女孩。
何怡欣
3
“那栋楼，就是烂尾很多年的绿地468，十年前，这里说要修西南第一高楼，但你看现在。”何怡欣说。我们站在她家的窗前，注视着那栋烂尾高楼，空缺的砖墙，楼顶有两个停滞的塔吊。
何怡欣的家离敦壩不远，是一个新修的小区。她租了一套两居室，在12楼。房子维持着原有的简装，淡黄色的漆，花瓶里插着白玫瑰假花。客厅里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个小吧台和高脚凳（被她当作办公的桌子）。
她从童年时期聊到大学。父母都是大理的中学老师，她在宽松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走过中学时代，来到大学。直到毕业，她即将入职北京的那家投资银行，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机会。我问她，你就这么放弃了？
“对。”她说，这也许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有点特立独行。
她还记得决定来成都的时刻。秋天，她来成都参加一家国企的面试。（即使拿到投行的入职邀约，她还是投了很多简历。她宿舍的同学们都投了三四十来个公司，也许这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她记得那天挺阴冷的，面试结束后，她查到一家叫做“读本屋”的独立书店，在青羊区的斌升街边。她走进去，店铺不大，暖黄色的灯光，她看见标志着“启蒙、自由、性别、美、教育”的书架，查尔斯·泰勒，阿马蒂亚·森，一些冷门的，周濂曾经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推荐的政治哲学的书。如果有独立书店这样选书，她觉得一定能在这里认识和她相似的人。
她买了一本查尔斯·泰勒的新书带回北京，然后回云南过春节。她反复思考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和父母争执过几次。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后，她很快做了决定。上大学后，她一直在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学习，学习，我当时还参加了一个记者团，还参加了学生会，排球队，还得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每天都要刷听力，毕业前你得听满200个小时。那时候我们是5点下课，我就跑到计算机房开始刷听力，买一个煎饼或者面包，边听边吃，听完6:30去上晚课，然后8点下课，开个社团的会，写作业，乱七八糟的，然后到11点，熄灯了。对，其实后来我也买了瑜伽垫。（她笑了笑。）我坐在走廊，每天都弄到夜里一两点。我就想，我拼了六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实习，我真的很累。我为什么要这么拼？”
她决定离开北京，过上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毕业，学校封校。没有毕业典礼，行李委托老师寄回家。她从大理飞到成都，花了两天看房。
在成都，她的新工作仍然与金融有关，工作强度不大，薪水也够她在成都生活。下班后她常常打车去玉林，那里是成都的中心地带，聚集了很多livehouse，酒吧，唱片店，还有书店。她是“读本屋”的常客（她在那里买了快一万元的书）。她也常常去一家叫做“一苇”的书店看电影放映。
她通过一苇书店得知了“敦壩”，也走进了我们相识的那个明亮的小剧场。她参加了两场有关女性话题的讲座，一场讲女性的写作，另一场讲被拐卖的女性。随后，她开始参加小剧场里的辩论。她参加了很多场。
她说，这不像她参加过的大多数活动。在敦壩，没有人是权威的中心，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能得到平等的倾听，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或者地位。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得到些什么，具体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朋友，也许还有一些别的。
我们坐在床上，吃着西瓜，外面阳光很好，令人舒适。我说你会不会觉得疲惫。每天看到这么多新闻，没有后续的新闻。
“不会啊！”她有些乐观地说，“哪怕我们无法改变某些现状，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黑暗中和他们遥远拥抱一样。”
然后我们聊了点儿轻松的，比如感情经历（她说这得保密）。我问她有没有偶像。她说她是个“玉米”。她从2005年开始喜欢李宇春，读大学时，李宇春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开演唱会，她还攒钱买了一张1000多元的看台票。
“你现在还喜欢她？”
“你看过她上《十三邀》吗，许知远问她，最近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她说是《1984》，哈哈。”
一苇书坊
4
我又去了敦壩，参加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的讲座。那天来了很多人，不过多数是冲着《杀马特我爱你》来的。但李一凡说，今天他不想聊杀马特了。主办方也没跟他说要准备讲什么，他决定任性一把，按自己的兴趣来。他讲了三个小时的美学教育和现代艺术。
“不是我不想听，是我真的听不懂。”刘浪和何首龙后来跟我说。他们站在一旁，话不多，拿着一杯啤酒。两人都二十八岁，大学室友，也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约好隔天见面，约在天府新区。很多人都说，天府新区就像北京“后厂村”的雏形。那里聚集了很多互联网公司，走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许多高楼，似乎都是新建的，透明的玻璃反射着天空，路也很宽。还有人说，从北京和上海跑来成都的年轻人，至少有一半都得往天府新区跑。你去坐一次通向天府新区的地铁就知道了。
刘浪正在找工作，因此他的时间要自由一点。何首龙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审核工作。我们在咖啡馆等着何首龙下班。
刘浪穿一件深蓝色T恤，黑色运动裤，耐克鞋，一张圆乎乎的脸。他是南方人，父母都是公务员。他说父母启发了他最初的阅读兴趣，不过到中学时代，他的阅读开始转向更为严肃的话题。他会在学校的图书馆借阅《自由论》。高考后，他到天津一所大学读法学。到宿舍的第一天，他看见何首龙的书柜上有一本《国富论》。他当时就觉得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俩总是想一起做点事。他们建立过一个线上读书会，还想在学校里申请一个读书社团。
“不过最后学校没批。”他说。
“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就是没批。”
几次受挫后，刘浪和何首龙决定自己读书。从大三开始，刘浪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卷的实体书，每天读一小时再睡觉。他在网上也很活跃。中学时他经常逛《魔兽世界》贴吧，看新闻，看人们讨论的立场。大学时，他成为一个小吧主，那个吧大约有一万人。他想改革选举吧主的方式，以前吧主是由吧务团队选派的，而他想让一万名成员自行选出下一任吧主。不过，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没人认可他的想法——“小吧主问我，有的人只是来逛逛贴吧，也没有文化，凭什么给他选举的权利？”
到了毕业，一个迷茫的时刻。他迷恋上一款游戏，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电竞选手。几个月的训练后，他认清现实，电竞这件事尤其靠天分。长时间的训练与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严重的胃炎，他一个月瘦了十多斤。
他还是没找到工作，回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通过父母的介绍，他进入一家单位学习写公文材料。他在这家单位待了四年。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兴趣，几年来没有买过实体书。他在手机上看书，比如《第三帝国》三部曲。他会将读书笔记发给何首龙。（后来他找出了一些读书笔记给我看，那些笔记写得很长。他和何首龙的聊天记录也很长。）
我们喝着应季的荔枝拿铁。他很快喝完第一杯咖啡，接着喝第二杯。也许因为紧张，他一直在流汗。他说他原来是个和便利店店员说话都会害羞的人。
他第一次来成都的原因很简单。爱情。2021年秋天，他想来成都见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他在学者周保松的一次讲座上认识了她。（后来他发现，成都很多热爱参与公共活动的朋友都曾参加过那次讲座。）他和女孩第一次在线下见面，聊各国的政治体制，也聊女性主义。他们一起去逛街，IFS，宽窄巷子。
刘浪开始留心寻找成都的工作。有人向他介绍了敦壩的辩论。他再次来到成都，第一次发现线下交流的魅力。后来，他不仅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而且，他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了。他打电话给何首龙。他说，你一定要来成都看看。
5
何首龙看着要更严肃一些，他比刘浪高，穿着薄薄的外套，背着双肩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我们决定去一家粤菜餐厅吃晚饭。
和刘浪相比，何首龙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他用了三个小时描述他在大学毕业后做过的十多份工作：在知识产权商标公司打印资料，在物业公司做楼管，在人力资源公司打电话，在金融公司做信息核查员，也做过快递员。就像很多年轻人会碰到的窘境——学历并未让何首龙有任何的优势。他也不像刘浪那样，家庭能带来一定的资源。
他一直处在迷茫的状态。他是内蒙阿拉善盟人。父亲曾在煤矿工作，母亲开服装店，家里有一些羊，种过苹果，不算贫穷但也不算富裕。有段时间，他曾想过再去上一个考公班，但家里不同意，觉得这样的投入是浪费。母亲更希望他做一个实在的行业，比如快递员。他无法说服母亲，即使这让他觉得大学就白读了。
他在北京送快递，冬天的风很冷，他开着三轮车送货去郊区，没有楼房的遮挡，他只觉得更冷。快递员是纯粹的体力活儿，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月休息四天。“每天都要被训话，站成一排，他们会指着鼻子骂你。他们要求你必须理平头，真的像军队一样管你。”有次三轮车翻了，他在黑夜里摔下坡，停在一堆树叶前。他站起来，看见不远处有一块石头，他安慰自己，运气没有那么差，没有受重伤。另一次他送快递到人大，碰见高中同学。他们彼此点了下头，不再说话。
他发微信给刘浪，说那种窘迫的感受。他们也聊一些对公共事件或历史事件的看法。那时他住在公司安排的地下室，空间逼仄，风漏进来，一个房间睡四五个人，高低床，没有暖气，洗漱要上二楼接热水。但他还是在地下室里坚持看书，看《资治通鉴》。不过每天他只能坚持读半小时，直到撑不住了就会合上眼睛。
“这就好像一种遥远的寄托。”他说，“我是一个很在乎尊严感和价值感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寄托，老实说，我不一定能熬得下去。那一年里我什么都没做成，有时我会想自杀。”
换了十多份工作后，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内容审核员：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审核与血腥、色情、暴力有关的信息。这不是他最理想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坚持一段时间。
接到刘浪的电话，何首龙第二天就请假到了成都。那几天，他们一起住在青羊区的一家酒店，白天睡觉，下午就打车到敦壩。
他们一起参加观影会，看电影《危楼愚夫》、《母亲》，还参加了一场讨论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现场掌掴主持人事件的辩论。那场辩论的主持人就是何怡欣，后来，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何首龙回到北京后，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找成都的工作。他随后辞职来到成都，和刘浪一起合租了一套一居室。两人特地选择一个离敦壩近的小区——为此，何首龙每天上下班坐地铁需要花四个小时。但他认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吃完饭，又去一家茶室喝茶，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何首龙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认为他得强调这点：“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在那些工作中变得很冷漠，我变得不会再关心身边的人。”他因此很看重那些辩论，那些线下交流。他说：“我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掉我的冷漠。”只要不上班，他就会去敦壩待着。
何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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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我不是待在敦壩，就是待在玉林。我和所有人约见面地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选在玉林。比如万万，她说我们最好在一苇书店见面。
这家书店在玉林的“彩虹街”上，橱窗打出“精神按摩”四个大字。旁边还有几家咖啡馆、茶馆，每家店铺都会在门前的街道摆出一些木头躺椅。这个城市有太多躺椅了。
现在，我们就躺在街边。我们身旁的两个年轻女孩正在聊海德格尔和加缪。一个老头推来一辆卖煎饼的车。空中传来香气，还有自行车经过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在2022年6月，这样秩序正常的生活显得如此不真实（也许很短暂）。
万万24岁，画着年轻的妆容，穿一身酒红色的T恤和工装裤。她是一苇书店的常客，她最近刚听说敦壩。她去参加了一场有关唐山打人事件的辩论。那晚的辩题是唐山事件中是否应该强调性别议题，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是”，她是当晚的正方一辩。（何怡欣是那晚的反方一辩。后来何怡欣说，参加完当晚的辩论，她开始怀疑，对未知的恐惧，对秩序打破的恐惧，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她的女性身份上的？）
万万说，她看到新闻后一夜没睡。她转发了很多相关的评论文章。她还统计了微信朋友圈为这件事发言的人的数量：一共73人发表看法，其中女性54名，男性19名。
她是成都本地人。她说，她目前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叫做“研习社”的社团。起初我没太听明白。她接着说，读书时，一个教公共空间设计的老师对她影响很大。毕业后，她没想好以后干什么。这位老师也离开了学校，有天邀请她参加一次讲座，来了六七个人，有些是她的学长学姐，他们讨论了很多事，城市保护，公共情绪的变化，女性议题。她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许是出于好胜心，她加入了他们。此后她继续跟着这位老师上课，每周一次线上课堂，每次上课两个小时。老师给他们讲文化人类学，经济，政治，祭祀文化，以及性别。
“这个课堂需要花钱吗？”
“要啊。”她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听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无目的性的课堂。”
“它不是无目的。”万万说，“它只是没有功利的目的。”
说到她的学校时，她会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你可能没有听过。”而她的老师说，为什么她的学生就无权接受小班制度的研究生教育呢。你可以将这看作教育平权的某种实践，她的同学们大多都是已经毕业的人。除了上课，他们还会聚在老师家中，一起做饭，看电影，出游。
万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社会。她去海底捞打工，想研究这家店的服务究竟是怎么做的。那家海底捞有60多个工种，迎宾（带你落座，给你拿水果，上豆浆或是酸梅汤）、服务员（点菜，给女士拿头绳，拿口罩包、围兜、唱生日快乐歌）、夹毛巾（这是单独的一个岗位）、上菜（计件制），收桌子，擦板凳，推（放脏盘子的）转移箱，给独自来的客人放娃娃，美甲师。她在店里待了三个月，岗位是服务员。
“就像是玩经营游戏，你得去负责很多部分，然后脑子在高速飞转，而且海底捞最严格的一条要求是，你不能站在那儿不动，你必须要走起来，跑起来，动起来。”她背出了这些要求。
我们还在这条街躺着。
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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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了一个男人的很多故事。他有些神秘，绰号叫风哥。他是敦壩的组织者之一。
现在，我们约在一家湖畔咖啡馆见面。午后，刚刚下过一阵雨，遮阳伞、桌椅都湿答答的。灰色的鸽子正在啄食人们留下的面包屑。鸽子飞走后，风哥匆匆坐下，点上一支烟。他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因此无法判断他的发型），中等身材，黑短袖，黑裤子。他看上去很严肃，一双稍稍分开的眼睛，整张脸显得凶悍，或者粗旷。他一直在抽烟。
他说话又快又急促。你能感到无数个活跃的点子正在他脑袋中运转。
在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些年，风哥曾活跃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比如天涯论坛，那几乎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管理论坛，如何选择公共讨论的议题，怎么去把握讨论的边界。四川5·12地震和雅安地震之后，他到了成都。起初他只是参与援助，后来干脆在这里定居了。在成都，你会经常听到风哥这个名字。
2021年冬天，风哥和朋友们在酒吧坐着聊天，面前摆着一盆炭火。除了他，还有灵子。灵子此前在北京做媒体，后来去英国留学，夏天刚来到成都，打算在这里做她的社会人类学博士论文。他们聊天，看电影，烤土豆、榴莲，吃各种奇怪的东西。一位朋友说，这幅场景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十日谈》。
风哥对灵子说：那不如我们找十个朋友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另一个朋友补充说：就像一场真实的十日谈。
他们给认识的朋友发邀请，问他们愿不愿来分享。风哥说，“确实就像灵子说的，最开始同意的都是男的。”我们又大笑。灵子说，那《十日谈》的第二季就全部请女性嘉宾。最开始没有主题，漫谈，闲谈，谈历史、女性，有嘉宾一口气讲了七个小时。他们在七个月里完成了七十多场活动，迅速传遍了成都的文化圈。
但风哥渐渐发现，在活动现场，观众讲起话来总是啰里八嗦的，可你能看出来，他们又非常想要表达。风哥决定另外搞一件事，这就是“明亮的对话”，让大家敞开来说，讨论议题，同时可以训练表达能力。这个名字借用了学者徐贲的《明亮的对话》。那本书里写道，在理想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但这个活动需要一个主持人，风哥叫上了他熟悉的一位律师，也就是张颖。
风哥说，我们要回到现场，因为现场才能给你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体验，个人的生命体验。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们依然能够尽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去接触不同的人，去交流。哪怕在现场吵得红脸都没有关系。
他说，就像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得尽力使自己活在真实中。
对风哥来说，似乎真正的一天得从下午开始。他刚刚起床，买来两袋刚出炉的面包。过一会儿他就得去敦壩了。活动结束后，他还偶尔组织一些夜宵局，不喝到四五点是不会散场的。
灵子
“明亮的对话”主持人，张颖
8
在敦壩，这两个女孩很醒目。其中一个穿着黑色背带裤，坐姿挺拔，手里拿着笔记本。她很专注，记下现场其他人的发言，似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话。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从哪里来。她说她们是凉山彝族人，现在是成都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她叫吉阳金子，刚满十八岁。另一个女生叫沙金雄，十六岁。
离开凉山后，吉阳金子正在以一种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在职校，她们同样是辩论队的成员。“我们的那些辩论真是无聊透了。”她说了一些题目，比如，“哆啦A梦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口才重要还是文才重要？”“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是智者胜？”
这时，吉阳金子接到家里的电话，我继续和沙金雄聊天。
沙金雄同样扎着马尾辫，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我犯了个错误，也许我们的聊天不该从头说起。来自凉山的孩子大多有一个沉重的过往。她的家庭发生变故后，一个慈善机构帮助她来到成都读职业学校。她和吉阳金子在同一个班级，很快成为好朋友。她们学的是建筑。
她对建筑没兴趣，但认为学建筑也许有个不错的前途。如果不能继续读书，她就只能接受并习惯这个世界的秩序。比如说，13岁时她第一次去东莞的电子厂打寒假工（她们通常会借别人的身份证），去过车间，流水线，做手机摄像头和无人机的装配，有时一小时挣10元，好的时候挣到12元。在工厂里的时间就像是噩梦，她说，她的生活被分成无数个十几秒，十几秒，十几秒，一台手机，又是一台手机。第一次去工厂，那些灰尘让她的皮肤起了不少红疹。第二次，她负责擦零件，手泡在酒精里，再戴上手指套，双手被沤着，指甲周围长很多倒刺，皮肤会脱落，流血。第三次，坚硬的机器打在她的指甲盖，将她的指甲整个掀起来，很多血。没有补偿，也没有被认作工伤。
她说，以后正式工作时，她绝不再进厂。她不愿意做一个会被淘汰的工具，也不想像同乡的女孩们一样早早嫁人。自从拥有手机后，她开始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信息。她想，如果学建筑，以后也许能从事装修这行，攒点钱，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好能够去江南生活。她在网上看到那些美丽的水乡，还能坐船。
学校刚刚放暑假，她准备后天去东莞电子厂打暑假工。
临走前，老师说要带她们在成都转转。他们先去了一苇书店，老师说，每人都得挑两本书。她选了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她记得吉阳金子选了《挪威的森林》。晚上，她们就来参加这场辩论。
这是她第四次参加敦壩的活动。她说她们学校的辩论更像是某种游戏。“像泼妇骂街，就比谁声音大。”但到了这里，她没想到现场能这样平静地交流，即使那些大人们持有的是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聊到一些新闻。她咯咯地笑：“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她爱打王者荣耀，爱看网络上的言情小说，追剧，追综艺。她刚看完易烊千玺的《奇迹·笨小孩》，也追刘亦菲演的《梦华录》。我问她会不会觉得这里讨论的事情离她的生活有些遥远。她摇摇头。她说即使有些内容她听不太懂，但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
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一些观点。比如，“道德是多元的，法律是保护多元的。”“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自由。”
“如果这次去工厂再受伤，你会去找老板为自己争取权利吗？”我问。
她立马说，“我会尽量争取让自己不受伤。”
沙金雄
9
现在，我得问问何怡欣，为什么来到成都的第三年，她又打算回北京了。
“我感到我在专业上没有进步。”她说，来自工作本身以外的束缚越来越多。她刚辞去工作，打算重新入职两年前向她发送邀约的那家投行。由于北京疫情，她的同事们正在居家办公。她推迟了返回北京的时间。
但她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很爱一本叫《微小的命运》的小说。她在书店里买下这本书的所有库存，十几本，都有作者签名。她将书送给朋友。那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女人，在三十岁那年，她和男友分手，决定离开北京。从此开始，她分裂为两个自己，平行生活在美国纽约和中国自贡。何怡欣说，在两个相差巨大的城市里，两个她的人生际遇相差却没有那么大。无论是在自贡做公务员，还是出国学法律，似乎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困境。
“所以命运是屈从于外力，还是屈从于内心？”她说。
在北京生活，在成都生活，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也许都得承担一些代价。更何况呢，她清楚成都这两年平稳的生活含有运气的成分。至少在我们见面的那个时刻，成都还没有经历过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样大规模的疫情。还有那些活动，一切能够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这是告别的一周。她告别每一位朋友，打包东西，准备搬家。
隔天晚上，我们在玉林见面。她最常去一家叫做“爪梦角”的酒吧。在四川话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走神”。一间临街的狭小的店铺，没有窗户，没有墙壁和遮挡物，只有一个矮矮的格挡，你可以坐在这里看街边人来人往，就像一个电影取景框。
何怡欣认识酒吧里所有的人。店主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短发女人，学过美术。一个客人是成都知名的画家。还有几个年轻男孩，他们是附近酒吧的老板。晚上八九点，店里拥挤起来。她之前总是在五点下班后就赶到这儿，喝啤酒，听朋友弹吉他唱歌，聊天，吃老板做的油泼面。凌晨她会躺在酒吧门口的长椅上，躺着，看梧桐树。
现在她要离开了。她将她的一些书放在这家酒吧。酒吧门口的书柜里放着的书都是她的，一整套理想国译丛，牛津通识读本，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我们坐在窗口，晚上十点，她一直面对电脑，填着一个又一个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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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去敦壩，还是和何怡欣一起。那是一场对整季活动的告别礼。刘浪也在，何首龙因为要加班就没来。所有人都围坐在香樟树下，抽油烟机和风扇在一旁嗡嗡地响。昏黄的灯光。
他们开始谈论这些天聚在一起交流的感受。
一个男孩说，去年冬天，他和女友分手。他感到他的身体在房间里不断下坠，直到他决定走出门，来到交流的现场。他没有说那天他们交流的是什么，但他磕磕盼盼地说，当他站起来发言，看见陌生人与他对视的目光，那些目光就好像将他托了起来。
一个纪录片导演说，有天放映他的纪录片，碰上雨夜，观众没有离开，都打着伞在看。那天他们同样点了一盆炭火。纪录片的主角也来了，他们已经有十七年没见。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
一个女人说，她此前在互联网教培行业，她一直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里运转。直到离职，她来参加活动，她终于才开始某种自我探索。她痴迷这些活动，丈夫甚至怀疑她在参加传销。她像念诗一般说着这些话。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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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何怡欣和我在微信里聊天，我们都在北京。
“我反复想到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她说，“为什么我们在成都那么有热情，都不倦怠的吗？”
我问她，是不是在北京做了太多的核酸检测后，她的想法有了变化。
“我想你说得对，在北京，都得倦怠。”
我哈哈大笑。她开始上班了，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她说她在进行一些微弱的反抗：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现在，她骑共享单车上下班。
应受访者要求，刘浪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