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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江雪:“U型锁”十年记
作者:江雪
发表日期:2022.9.27
来源:微信公众号“我们这枚园地”
主题归类:民族主义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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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Wilson Tsang

北大街报话大楼上的钟又响了,还是那首《东方红》的曲子,声调之间拉得很长,空旷地回旋在医院上空。

报话大楼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墙下的李健利4岁。

《东方红》的曲子播放了几十年没变过,如今,李建利也61岁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康复床上,任凭两个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给他活动着手和腿脚。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说,对着两个实习生。

两个年轻人,大约也就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他们仿佛在听他说,却又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点多。李健利,就是那个10年前被一把U型锁砸断了头骨,也砸断了平静人生的倒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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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5日,在北京、西安、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风风火火,说话大嗓门。那年她刚48岁。高大,爱体面,头发总是盘起来,穿大花朵的裙子。

那个秋天的下午,丈夫头顶上汩汩冒出来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样磨过来的。说不成。”她说。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被抢救到深夜。他头顶左边的颅骨被蔡洋用U型锁打断,脑浆都冒了出来。万幸,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那个心灵手巧,喜欢自己捣鼓车,喜欢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来了。

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夫妻俩都是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度过的。

从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号病床,搬到43号,又搬进走廊尽头最偏僻的一间病房,他们把医院当成了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医院大门口,摆摊卖红薯的,打烧饼的,换了好几茬人了,早先的报刊亭也没有了。就他们夫妻俩,一直没离开过。到了2020年10月,医院要装修大楼了,万不得已,他们才办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两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们。最先是六个,后来成了四个,再后来留下两个年轻的小警察。白天他们就呆病房里,看手机,晚上支起铁床睡楼道里。有时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会开车拉她去。“说起来,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说。

事情刚发生那两年,来采访的媒体很多。一茬茬记者,契而不舍地来。王菊玲记得,有一次,来了位日本记者,可能是习惯,一说话就鞠躬,迅速地被识别了,“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来了位美国记者,一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因为进不了病房,就守在医院门口,呆了两三天。王菊玲的姐姐来送饭,记者一直跟着她,想采访,直到她上了公交车。“我啥都没敢说。”姐姐后来告诉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轻警察劝她的话,“你这事情,影响这么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们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医药费有着落,这样下去也可以。

一开始,李建利的康复效果不错。慢慢能走路,还能慢慢挪着下楼。现在回想起来,王菊玲都觉得那是这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了。常常,她安顿好丈夫,还能跑回家去,照顾一下刚出生的小孙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后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儿子结婚。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她担心准儿媳妇嫌弃这个家,就催儿子先把婚结了。2014年,他们抱上了孙子。孩子给病中的李建利,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他们当时新买的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游行”人群堵在劳动南路上,车窗玻璃烂了,车身也坑坑洼洼的。当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紧急送医院后,人群散去,车总算保了下来。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几百辆车被砸。后来政府组织免费修理这些被砸的车。车修好后,给了儿子。王菊玲把家里的小店,也交给儿子去做了。她一门心思照顾丈夫,靠着自己的坚强,撑起了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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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健康灵活的李建利,至今,不愿意接受坐轮椅的现实。

2 、医疗费的单子快到190万了

2022年9月15日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点点走到小区门口,在路边等6路公交车。

两年前,因医院装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还得去医院做康复。两年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没有一天落下。

也因为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王菊玲觉得丈夫的状态“还可以”,但她如今也越来越担心,毕竟李建利是颅脑损伤,后遗症也日渐明显。

去年有一次,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让李建利一个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买菜。不料菜刚拿到手里,电话响了,他打来的,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过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没人扶。那一刻,她“特别伤心”。

自那以后,李建利又摔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车上。从此,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了,必须要她搀扶。不仅如此,因为当年的颅脑损伤导致神经受损,他每次要上厕所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好几次,他们在电梯里,或车上,都遭遇尴尬。

这么多年了,他思维还很清晰,但说话一直磕磕绊绊,一急,就说不出话来。

如今,王菊玲最担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续发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龄大了,她怕自己撑不住,迟早得给他找护工。

她也发愁往后的治疗怎么办?前些年,他们怕出了医院没人管,就一直住在医院,虽然医院常常催他们出院。

康复治疗很花钱。他们两口子早年都从集体企业下岗,如今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如果不是政府当年承诺管医疗费,他们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

她看着中心医院账单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截止到最近,大约是190万元人民币了。

2022年9月14日这天,她接到区上政法委领导的电话,说第二天书记要来家里慰问他们。15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康复就回家等着,结果,只来了一位科长,没见到书记。

她说了自己的诉求。她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地给予补贴,解决这个问题。科长只是说,她的诉求“已经上报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换,这十年,书记都换了四茬了。新来的领导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事,我真怕以后没人管了。”王菊玲忧心地说。她也担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加上记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释半天。“怕时间长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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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5日这天,李建利在妻子的陪伴下,到西安中心医院做康复治疗。做完治疗,他们坐公交车回家。

3、十年里,这座城市消失的另外一些事物

从李建利的家到北大街的中心医院,每一天,6路公交车都要经过他当年遭遇“U型锁”的劳动南路,也要经过西安的地标钟楼。

这一段路,正是10年前的那场“反日游行”中,人群集聚最多的地方。

2012年9月15日,摄影师老胡也在现场。他是当地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

那时他已50多岁,跑现场的经验十分丰富。他记得当天,听到有人游行并开始砸车的消息,就急忙从家出发,往市中心跑。

到了北大街,他看到人山人海,车已经开不动了。他把车停在一个巷子里,挤进了人群。

市中心的钟楼饭店门口,他看到有武警在维持秩序,据说有人想冲进钟楼饭店。这是本市一家著名的接待外宾的饭店,武警是担心有日本客人受到冲击。

他听见狂热的人群在喊着口号,包括“打倒小日本”,“还我钓鱼岛”等。喧嚣中,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反对腐败!”但并没有引起回响,就被别的口号声淹没了。

他举起自己手里的尼康相机(也是著名的日本品牌),拍下了狂热呼喊的人群。那一刻,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相机被暴怒的人群抢夺。还好,可能因为他的本地口音,人们也知道他是记者,他手里的相机没有遭殃。

站在人群中,那种狂热的气息让他有些担心。“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借这样一个机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可能和真正的反日也没有太大关系。”他后来回忆。

因为担心相机的安全,两个小时后,老胡撤了出来。他同时庆幸自己的车属于德系,所以躲过了一劫。

老胡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他的同事们当天在现场的采访,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9月16日,这家本地最大的报纸上,没有对此事的消息。但在头版的右下方,有一条转载的消息:“全球爆发反美浪潮”。

当日的报纸评论版上,有一篇评论,题目叫《理性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9月18日,这家报纸的评论版,出现另一篇文章,题目叫《若法治被践踏,则爱国无意义》。

文章在结尾说:“那些比暴力拼罪恶的’爱国’,本质上是虚伪的、荒诞的、罪恶的。法治是一国之魂,若法治被践踏,则爱国无意义。”

“……虽然不能报道新闻,但我们努力争取后,还是刊发了这两篇评论。”马九器说。他是一名资深评论员,也是当时这两篇评论的作者。那以后,随着言论环境的改变,他已于2015年离开了媒体。同时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评论人,在这里“已无处可去”。

2022年的9月15日,他身在异国他乡,若不是朋友提醒,已忘了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和他一样,摄影记者老胡,也已在2015年离开媒体,如今,也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了。

现在回望,“西安915”的那一幕,只有少数记录。《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星曾到西安采访并做了深度报道。而我当时担任本地一家报纸的评论部主任,做了一篇职务工作之外的独立记录,题目叫《915,西安之痛》。

在那之后,我曾和另外一位学者,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安局公布当年对“反日游行”发展为暴力事件的调查结果,并公开批准游行前是否有安全预案等等信息。当时官方“非常重视”,而我则深深地感受到了或明或暗的各种压力。

另一位当年亲历“915”的西安市民则记得,2012年,西安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草根自媒体,叫“在西安(INXIAN)”。这是一个年轻的自媒体,风格诙谐而犀利。在微博上,拥有数十万粉丝。9月15日这天,目睹这座城市陷入疯狂的西安市民,纷纷向“在西安”投稿,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一天,“在西安”的系列微博称,他们总计收到了关于游行和打砸行为的上万条投稿。“这是我们团队有史以来最忙碌的一天。……”

那是“在西安”的辉煌时刻。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三年间,“在西安”就在国内消失了。

4 、“感谢政府”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因为疫情“封城”。此后的一个月,李建利无法出门去医院,只能呆在家里。王菊玲每天给他的右手戴上分指板,持续一两个小时,为了防止手指粘连。

解封后,他们去医院,康复师说,疫情这一个月没来做康复,李建利明显退步了。

2022年4月,王菊玲听到消息,说蔡洋出狱了。2012年,因为用U型锁殴打李建利致残,蔡洋被判了10年,如今减刑半年,算是提前出狱了。有外地的记者联系王菊玲,问她的感想,她没好气。“到现在,我都想不通,无冤无仇的,他就那样下狠手把一个人往死里打?”

她见过蔡洋两次,一次是开庭,一次是宣判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再没发生过这种(反日游行打砸)的事情,可能多少还是让人吸取了点教训吧。”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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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王菊玲陪着丈夫外出散心。

2022年9月15日,做完康复后,王菊玲带着丈夫又去做了个核酸。回家后,她就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带丈夫去参加一个“299元四天”的夕阳红旅行团。

生活太苦闷了。她希望能给自己和丈夫找点乐子,她给丈夫准备着轮椅。他的自尊心太强,这么多年,一直不肯拄拐杖。但要出门,去看景点,还是离不开轮椅。

她的愿望是,政府能够一次性给他们补偿,以后他们就不用老去找政府,还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的医院治疗,甚至可以去别的城市请医生给李建利会诊。

这天下午,区里的科长到家里来慰问时,她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要求。科长只说让他们耐心等待。

把科长送出门时,她听见丈夫说了句:“谢谢政府。”

【作者简介】江雪:独立媒体人。本文首发端传媒。略有删节。

征稿:聆听良知,坦鸣心声。我手写我心。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