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更换账号，都有热心读者建议：不用吊死在这一个平台上，可以去外面写啊，那样更自由。有的读者甚至很贴心发来教程，要如何出墙，下载什么软件，什么平台上发表会更好等等。
每每看到，我虽然嘴上一边说谢谢，一边说我试着学学，但从来没有付诸过行动，关于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写，我思考过很久。
这是一个关于母语与母国的问题。
最直白的原因，当然是出于恐惧，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即便勇敢，也只能小心翼翼的勇敢，我所熟知在外面比较活跃的文字工作者，之所以可以活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外面，已经脱离了母国，他们不会因为表达自由而被母国为难。
恐惧之外的原因，是关于表达的立场和思考的角度是否会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关于表达的对象是谁，表达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与受众建立怎样的联结？
的确，在母国，我们的表达总受限制，我们带着母语逃亡，从语言上，我们变成了“异乡人”，在外面，我们的表达空间更广阔，可以更加自由的使用母语，但在地理上，我们又变成了“异乡人”。
在母国，我们可以更在地的感受面前发生的一切，这里的善与恶都是那么具体，那么映入眼帘，连带着的，愤怒也会更具体，同情也会更具体，希望也会更具体，绝望也会更具体。在外面，地理上的疏离感要么让这些感受更淡薄——因为母国的人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算我的“同胞”，要么会让这些感受更剧烈——因为我知道，我的文化，我的血脉，都在那片土地。
我亲眼见过所谓在外面表达的表达者，满心都是对曾经的同胞的鄙夷，也亲眼见过另一些人，身在海外，每当看到母国的悲剧，他们的悲痛和想要尽力帮忙的意愿，丝毫不比母国的人少，但这些悲痛和意愿，往往又不能传达到母国。
如果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那么必定要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异乡人，就是母国为中国且用中文表达的表达者的宿命。
这好像是某种悖论，离开了母国，我们可以使用母语做我们希望做的，更加有意义的表达，但那些意义感，至少对我来说，却又和我的母国紧密相连。
去外面表达，或许可以更加酣畅淋漓，但表达的受众也被隔离了，想要看到这些表达的人，必须有能力越过防火墙，而有能力翻越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相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可以在外面看到更加丰富的东西，不缺我一个。
但最令我最开心的，不是一个早已清楚一些东西的读者跟我表达同感——这些读者大多有能力翻墙，而是看到一些读者对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这些读者有上初中高中的弟弟妹妹，也有年逾五十的叔叔阿姨，我想大言不惭的说，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即便在母国只能磕磕绊绊的使用母语，但能够影响一两位没有能力接触外界的人，已经足够让我喜悦，对我而言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有一天，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那就没有了，说不会难过是假的，但我知道，我曾留下过一点什么，尽管微弱，可萤火也是光。
如果真的到了那种时候，或许我们每个人更要把母语好好保存住，那时，母语的写作，母语的表达，唯一受众就是我们自己，要用母语记忆一切，用母语“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十年动乱中，木心先生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他继续偷偷写作，那些手稿，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木心先生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最高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
在那种关头，我们和母语是互相救赎的关系，我们靠母语自救，也在拯救母语——拯救母语不要被“宣传”污染，不要被“新话”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