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世界杯伊朗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开战前，伊朗队22人集体拒绝唱国歌，以表达对国内女性争取权利的支持。看台上一位伊朗女性目睹这一幕，难以抑制地流下了眼泪。
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平日很少能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更别提伊朗女性了。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她们都还只生活在中世纪。然而，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她们也是人，也有血有肉，也有自己的挣扎与呐喊。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所想要传达的，就是这样一层意思：借助对《洛丽塔》这部小说的阅读，阿扎尔·纳菲西反思了伊朗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机制，以及女性逼仄的生存处境。在此需要切记的一点是：关键词是“在德黑兰读”，而不是“《洛丽塔》”。
阿扎尔·纳菲西 著，朱孟勲 译三辉图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德黑兰在这里也不是具体的那个城市，而是1979年以后伊朗的缩影，是某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这里，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在内的一切动作姿态，都被泛政治化了。
头巾和领带的颜色、不戴面纱、化妆、不蓄须、与异性握手、和父兄丈夫之外的任何成年男性并肩走在公众场合、在公众集会中拍手或吹口哨，都会被视为西化和堕落的象征。
这不是开玩笑和简单的警示，街上有持枪的风化警察巡逻，确保人们遵守上述规则。一个女学生被开除，理由是有人控告说她在头巾底下隐约看得见的白皮肤挑起了他的性欲。与此同时，美国这个作者认识和居住过的地方，突然被幻化为想象中的国度，它“已同时成为撒旦国和失乐园”。
原本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想象与虚构，这也无可厚非，如果有人确实是出于自愿而选择这样的生活（如书中所言，那甚至还是一种有尊严的独特认同）；然而它现在获得了权力，试图按照这种设想来改造人们真实所处的生活。
它为人们设计了一个个应当遵守的理想形象，把真实的人塞进那份理想蓝图之中，这就激发了一些人对它的抵抗，他们拒绝一个自我标榜的哲人王强加的规范。
因为，“我拒绝的不是那块布，而是当局对我的强迫改造，使我照镜子时厌恶起镜中那个陌生人。”这些异端最后坚持的，也是一种想象的自由，因为“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
于是，文学和艺术变成了人们最后坚守在内心的堡垒和支撑力量。在一个虚幻的、彻底孤独的世界里，它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是一种抵抗手段。小说反倒比生活更真实一些；而且，除了文学之外，政治也几乎已经抹煞掉了关乎私人的一切。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之所以跟在别的任何地方读它都不一样，原因就在此：小说本身给德黑兰一种不同的色调，而德黑兰也重新定义了小说。它变成了“德黑兰的《洛丽塔》”。
在一个价值观保守的教授看来，这部小说只是一个“少女贻误了聪明男人一生的题材”（作者不失时机地讽刺说：尽管他诋毁纳博科夫笔下轻佻的小狐狸精，他挑选新太太时，最重要的条件仍是年龄不可超过23岁），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乃是“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人剥夺。”
作者并不是要把自己置于洛丽塔的位置（“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并非洛丽塔”），但她看到的，是一个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囚犯与狱卒之间有着一份“反常的亲昵关系”的洛丽塔形象；在此，“洛丽塔不但失去过去，也缺乏过去，成为他人梦想中捏造的产物。”也正是在这里，她看到了在德黑兰的自己，以及自己年轻的女学生们。
不止在《洛丽塔》之中，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亨利•詹姆斯、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她都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对盖茨比来说，“想借由历史重演实现梦想，到头来却发现过去已逝，现在是虚假的空壳子，而未来没有前途可言”，而现实中的伊朗革命，“以人民共同历史的名义出师，又以梦想为借口，毁了我们的人生”。
全书的四个部分各有侧重：“洛丽塔”是一种权力关系下的反常亲昵，“盖茨比”是幻灭感，“詹姆斯”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故乡，而“奥斯汀”则是现实中女性的的处境：人们被鼓励要以最夸张的方式表达对领袖的爱，却不准在公开场合流露私人感情。这四重奏构成了一部同一主题的交响曲：借助着文学赋予的内心自由，在公众与私密之间取得平衡，是人们生活意义的基本要求。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剧照该片获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在这里，文学并不是一个与现实无关的领域，相反，它在外力的重压下表现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源泉。有时，它甚至变成了生活的全部，人们借助它确保自己想象的自由不至于枯竭，因为它给予了现实所不允许的自由，因为传世小说总有“一股借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使人通过小说来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它是个人化的抵抗，是关于“灵魂如何存活”的应答，是在权力清空了人民的灵魂之后，恢复灵魂的手段。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本书自身就是这样一个样本。
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个吊诡的结果：为了抵抗一个泛政治化的环境，文学本身也被泛政治化了。正如书中作者对儿子说的，“你为了违抗我，变成了我认为你不可能成为的样子。”
可以想见，会有很多人把这本书当作政治批评的文本，而不是文学作品来阅读。作为一部小说，本书的语言非常通畅优美，但它又显得像是一出道德保守主义倾向的戏剧，让观众马上就明白应当支持剧中的哪一方。
阿瑟•米勒1983年在北京指导自己的成名作《推销员之死》，也试图理解在一个不同文化中如何展现和重新阐释一部作品，但他却以一种纯艺术家的姿态要求：不要孜孜于追求作品的意义，因为“作品如同一个张开的帆，它的‘意义’只是在捕捉生活的风向时所产生的价值观。兜售意义只会使艺术变得畸形，是对艺术致命的降格以求。
这些观点的争议显然因人而异，而且如果置换一下生活经历，阿瑟•米勒在德黑兰或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解读《洛丽塔》。说到底，我们的生活经验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在作者本身身上就再明显不过了：她父亲曾是德黑兰市长，母亲自己挑选丈夫，且是1963年头一批当选伊朗国会议员的六位女性之一；她本身成长于一个女性权利与西方相差无几的时代，成年后长期在英美留学。这样一个人，在1979年之后的伊朗感到压抑是不难想见的，何况她和许多大艺术家一样，认为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和国籍。
阿扎尔·纳菲西
她的出身和思想都属于一个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极少数世俗化精英。这是在中东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反复上演的悲剧：推动现代化的努力与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猛烈的复杂反应，其结果，秉持现代价值观的精英往往最感到压抑和腹背受敌。
1920年代以来，曾有许多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东政治家强力推动改革，这些领导者的个人生活常常蔑视传统（凯末尔打牌酗酒、礼萨国王在公开场合饮酒并禁止妇女佩戴面纱），崇信现代化，有时甚至以相当粗暴的方式对待所有反对者（1959年阿富汗的达乌德让皇室后妃公主不戴面纱会见公众，当遭到抗议时，他把50个毛拉打入牢狱）。
虽然其用意是为了促进现代化，但其激烈的步骤却使许多社会阶层感到不适，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对底层平民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想要现代化，但却不要西化。
这也是为何她会遭到一位年轻女学生的反诘：“你必须考虑我们的出身。这些女生大部分没被人夸赞过，从没有人告诉她们，她们本身的价值何在，或应该独立思考。现在你来向她们兴师问罪，责怪她们背弃从没人教过她们该重视的原则。你的能耐应该不只如此吧？”
这样的责难或许太过尖锐，但也表明，对《洛丽塔》的解读，在德黑兰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些年来伊朗国内社会的变化将会证明，究竟谁才站在正确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