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天是2022年11月25日，2022年，已经临近尾声。但于你我而言，这一年的尾声，似乎和过去的任何一年都不太一样。
就像今天的那个新闻一样，那些几乎要从视频与文字里溢出来的一切，似乎在将我、将我们拽回这几年的无数个瞬间里，然后进入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
好像突然又见到了那个被拴住的女人，那个被殴打的女人，沉默的四月，一部电影的消失，一个孩子的死亡，那辆大巴车，锁死的单元门，还有昨晚的那一场火灾…
这是充斥着太多眼泪与哭声的一年，如果要一一列举的话，这一篇文章应该都很难容纳完全。2022年发生了太多事，但越临近结束，我们似乎都愈有一种感觉——它们似乎越来越像同一件事了。
过去的这三年，像一张纸一样，被折叠起来了。
纸的一头是2020年，另一头是2022年，我们艰难地走到了2022年，却在某个瞬间猛然发现，原来2022年和2020年，早在无数个深埋到眼泪都无法触发的时刻里，被折叠到了一起。
生活仍然在循环，终点的光亮却似乎消失了。
我们都在经历相同的恐惧和痛苦，也在经历相同的自我怀疑——
悲痛有用吗？每一次的痛苦和落泪，意义又在哪里？
现实里一直很难有人可以和我去讨论这一切，我还要继续在公众平台坚持说话吗？
为什么总是有人可以如此自然地选择冷漠去大谈所谓的“理性价值”，而对一切痛苦视而不见？是我太过敏感了吗？
共情能力的旺盛，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或是错误？
除了悲痛以外，我似乎做不了任何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持续关注下去吗？
私人讨论里，漠视、对立也始终存在，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与我们站在同一视野里进行理性的讨论与深度的共情，似乎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
在各个公开的社交媒体上，我们都能看见“经常转发热点新闻给朋友，但对方不回应我，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哭泣，我还要继续发消息吗？”的类似讨论。
在哭泣之外，许多人都有种同一种孤独，即是在一个时代的晚上，为什么身边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共鸣同一种悲怆？
坦白讲，最开始想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曾经是想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里，依旧在发生，我目睹着这一切，除了悲痛以外，却做不了任何其他事。
这种无力感，也许就和过去的你我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频繁涌现的无力感，是一致的——在现实面前，我们都没有答案。
这几年，每一次我陷入类似的情绪中时，我总会想起上个世纪瘟疫肆虐时，加缪曾于诺贝尔颁奖晚宴上的演讲说过的那一段话——
“在二十多年的荒诞历程中，孤立无援的我和同代人一样，迷失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仅靠内心隐隐的一种感觉支撑着：在当今这个世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这一行为肩负使命，并迫使你不仅仅去写作。它尤其迫使我按我自己的方式，以我的一己之力，与所有和我一样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起去承担起我们共有的那种痛苦与希冀。”
在荒诞的历史之外，唯有痛苦，始终是我们所共有的。正在经历的历史与那些无法忘却的悲悯，并非是此刻的你在独自承受。
我们恐惧、悲痛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总能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我们恐惧坐上那辆车的人是自己，我们惧怕阴阳两隔于铁门之外的人也许会是我们，我们感同身受，所以被具体的、确切的痛苦笼罩着。
悲痛和愤怒当然不是什么美德，更与任何立场无关，它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是文明给予我们的通识与习惯，在一种共同的焦虑下，去关注远方的哭声里具体的人，是我们作为人应该保有的基本的良知。
这种共情能力，甚至不需要口头或者文字的相约，它是本能，是绝对无错的那一类本能。而这种本能，便注定了我们不会是三三两两的孤岛，我们或许素不相识，在今夜，却终会因为同一种愤怒，同一种悲痛，形成无形的连荫。
活着的人，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而历史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面对选择——要么坚定地站在原地，要么捂起耳朵、遮起眼睛，把自己埋进土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哪怕我们深知这种选择的无力，可它仍旧是在证实了自我的渺小以后，在有限之中作出的最后的选择，而做出选择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成为对自我的秩序重建。
最近经常看见首页有人在转李娟老师那一句：“但是，虽说太敏感的人会受苦，我却情愿受这敏感的苦，也不愿成为另外情形的人。”，其实在20年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在问，“为什么要看微博，为什么要看新闻？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因为时代与周遭存在的一切苦难，并不会因为我们选择成为鸵鸟而有所改变。
我们选择记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随时可能会消失的讯息以外，那些深埋到连眼泪都触发不了的情感，并不是只有能说会道的人才有，它是我们的同胞真切地在经历的一切。所以，宁愿痛苦，宁愿做屋子里唯一了解寒夜的人，也不要让历史忘记它本该记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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