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是一个谜，解谜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们评判历史、臧否人物，喜欢掰着手指头说话，是五个手指头和五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过去三年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但是一个手指头也是手指头，而且有可能是关键的手指头。
关于这一个出问题的指头，现在的任务不是给它开药方，而是首先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尽量清晰地描述出它的症状。如果有人说，十个手指头全都倍棒，一点毛病没有，那咱就不用讨论了。但我相信，放眼整个社会，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已经感觉到了，好像哪里不对，好像有些事不该那样发生，可就是直挺挺的发生了。这些事，就是我想讨论的那个手指头。
对核酸公司和防疫人员的攻击，大多是情绪发泄，即便他们有问题，也是局部的、技术性的问题。这顶多是指头上带的一点泥巴，不是指头本身。
如果我们不弄明白，不该发生的事为什么可以发生，那么同样的事还会继续发生。
回顾过去三年，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我还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打了好几场仗，那时候全社会的心是很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杂音也有，但不是主流。
但是渐渐的，人们的疲惫感开始上升，意义感逐渐丧失。转折点应该是2022年春天上海的那波疫情。从那之后，我们的防疫叙事一分为二，人群开始撕裂，互相对抗。整体否定这三年的声音，也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假如在奥密克戎毒出现之后，我们便开始主动、有序地为开放做准备，无疑是最理想的局面。但祸福相倚，成功清零和过度防疫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过度防疫不是一种失误，而是一种能力。还是那个木桶比喻，要让木桶不洒一滴水，那么最短的那块板就要足够长，而其他的板可能是过度长的。如果不能过度防疫，那么就做不到清零。
假如我们誓死不愿意让渡个人空间，那么从最一开始清零就不会成为可能，甚至不会成为目标选项。对，这是我们的集体选择，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过做选择的机会。
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了，集体主义在我们内心的天平上占据着压倒性的分量。且看那两个泛滥的句式：非必要不XX，应X尽X。这两种句式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生活的大量篇章被瞬间贬低为“非必要”，而让个人受苦牺牲的事却统统“应该”。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边界原本是由法律界定的，要修改必须走法定程序。但是在我们这里，一纸通告、几句口号就让法律暂停了。这既说明别人不把我们的法定权利当回事，更说明我们自己不把法定权利当回事。
集体主义天然正当，个人主义天然不正当。哪怕我们上网议论的时候，论据也往往是底层群体、弱势群体受到了多大的伤害，而不是“我就要这样”。这依然是一种集体主义。
虽然已经拥有了高铁、飞机、智能手机，我们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实现现代化。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
直到今天，我们的讨论依然是别人应该做更好的安排，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们如果自己保护不住个人生活的边界，是没有人替我们保护边界的。
所谓边界，就是别人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如果还要仰赖别人的善意和克制，那就不是边界了。
过去三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边界都是虚设的，业主自己花钱雇的保安都可以随意越界。
这不是法律完善不完善的问题，再完善的法律如果不能深入人心，都是没有用处的。归根结底在于，大多数人的主体性不清晰，人们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配合集体任务被随意调配的客体。
我们最需要补的课，正是增强主体意识，识别集体主义思维的陷阱。自我边界之内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对自我边界的侵犯，则需要最严格的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