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编者注：这封新闻信除了正文外，还包括科技/技术、环境/气候方面的信闻，我们只在这里收录了正文部分，如果你想阅读全文，可以点击这里。
大学一个暑期的末尾，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一辆车久不使用，会变得无法启动。油箱是满的，但在漫长的瘫停中，电被耗尽了。这原不是问题，发动机日常运行会供应电力，使其源源不断。惯性打断，便带来意料之外的烦恼。我和朋友不得不向过路的车求助，一面打火，一面推车，步履维艰地向加油站进发。
这一年我常见到这样的车。乌鲁木齐居民镜头里，停了四个季节的车，火灾发生时，消防通道像积木一样围堵在一起的车，只是小区里、马路边也时常停着，沉默着，积攒了许多落叶与灰尘的车。再次试图上路，他们是否也会遭遇那样的窘境？我常常闪念。
过去三年，我们数次想象放开，数次失望，以至于“十年”这样的时间都被提上讨论。放开则来得突然，缺乏实感。对于许多人，意识到锤子真正落下，是当看到核酸亭被吊车抬走、地铁站健康码被撕下、“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的那一刻……这意味着，这一次，不再是用更强的管制来换取有条件的流动——人也不再因去过哪里、见过谁、核酸是否新鲜，而被认定是否危险、是否有罪。
回溯源头：2020 年 2 月 7 日，健康码的雏形余杭绿码正式上线；四天后，杭州版健康码启用，开启了“红、黄、绿”的区隔。由于寄生原本装机量就很高的软件（支付宝与微信），它的推广畅通无阻，之后半个月，健康码迅速被应用到全国 200 多座城市。
同年 5 月 7 日，中国最后一个县域降为低风险——那可能被视作过去三年的“数次清零”之一。但健康码并没有随之消失，同一时期，《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出台，14 天便完成立项到发布，以实现跨地区的数据共通和信息互认。那是人们第一次产生疑虑：这样一个综合了个人身份、敏感生物信息、精确行为轨迹的治理工具，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如今，站在回望的视角，能够看到它确实至今存在，且衍生出“弹窗”、“灰码”、“场所码”等诸多变化；期间，不时有欲将健康码扩展成为市民码、“文明码”的试点；今年六月，还发生了郑州村镇银行储户维权被无故赋红码的事件。
这番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一文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可引用了一句话：“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
数据对于流行病研究和防治至关重要，但健康码的本质也是管控人的工具，个人“出行、复工资格的法定证明”。这时，他进一步解释：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思维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进到健康码之中。
“赋码”的行为正是体现。“赋”的权力成为方便的工具：维权被赋码、入豫即赋码、全域人员临时赋码……人因为不一的标准而受到限制。
通信行程卡则于同期出现，它通过电信基站判断个人位置，形成一个人 14 天内的行程轨迹。它的变形是曾让许多人都寸步难行的“*”号。今年 6 月 29 日，工信部宣布摘“星”。
12 月 13 日，行程卡正式下线，人们不禁提问，健康码是否会同样走入历史，以及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
12 月 12 日晚，三大运营商先后表示，行程卡服务下线后，将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但更确切地说，南都隐私护卫队的报道如此解释，由于位置信息是通过基站计算出来的，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在产生，本就存在于运营商的数据库内，只是这次为了提供行程卡服务，才被针对性地整理出来。
哦，那便值得一提，小程序关停前，通信行程卡显示为“暂停服务”，而非永久下线。
另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借用网友的话：三年防疫过去了，疫情正式开始了。各国数据也能看出，随着防疫限制的取消，免疫逃逸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大流行，许多地区都在今年出现了死亡人数远超前两年的情况。
疫苗接种、医疗资源这些核心要素之外，技术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好？技术手段是否可能剥离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服务于疫情防控？
许可举例，同样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在欧洲，欧盟委员会与多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合作，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匿名元数据，了解人口的流动模式。一方面，这些数据有助于判断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帮助定位更弱势的群体，以提供资源的倾斜；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病毒传播进行追踪、建模和预测，尤其是针对二次爆发的预测，以实时进行政策的调整。
这些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是必要的。从减缓传播的角度看，早期，强力的封控的确卓有成效。它让中国处于一个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时间表上，在原始毒株与 Delta 毒株的流行阶段并未经历大范围的感染和死亡。但面对不可能根除的病毒，回归正常生活之前，中国必然要经历数轮大规模的爆发——生活在北上广等城市的朋友们已经身处其中了。
如果说，防疫工具同时拥有防治和管控的逻辑，如今管控逻辑消失，工具应声下线，留下的却是一个信息空洞。并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新思路，来拉平感染曲线，帮助整个社会更平稳地过渡到“后疫情时代”。最显见的一点是，“新十条”颁布后，感染大面积铺开，北京每日公布的疫情数据却完全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反而迅速下跌。
通过《晚点 LatePost》的梳理能发现，自去年下半年起，全世界各国就陆陆续续启动了与病毒共存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一直在不断判断趋势、调整政策。其中，新加坡足足用了一年，历经四个阶段，才进入大范围的放开。这个谨慎的步调下，它的超额死亡数得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