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最后一天，所有人都给它加上了象征意义，希望在告别2022年的同时、也告别过去的三年的疫情时光、及这三年里的种种伤痛。
但实际上，我们能告别的，只是作为政策事件的疫情。随着官方对新冠疫情重新定性和管控调级，短期内我们应该不会看到专门针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了。剩下的只是每个个体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默默应对，或忍受。我们很难分辨，社会正在承担的，是疫情的后果、还是政策的后果。
我们也根本无法告别伤痛。因为伤痛仍在持续发生，作为社会事件的疫情并没有结束。而在人人被迫独自面对这一笼罩全人类的事件时，原本就在社会结构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因其弱势、而不得不承受更多伤害。站在农村的角度来回看过去三年，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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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全国紧急封控时，各地农村也封村。原本在年后要外出的人们都留在家里，完全靠积蓄过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没有什么收入，支出却临时增加，即使维系生活也需要小心翼翼。我们团队2020年走访粤北地区村庄发现，在那些农田抛荒比较严重、村民生活用品高度依赖市场的村子，什么都需要买，突然滞留在家的村民的生活压力并不小。
疫情对农业的影响也呈现出同样的逻辑。这三年里，每当地方加强封控、导致农产品来不及销售或滞销时，土地都接住了烂在地里的菜，农民也接住了跌到零点的价格。（一个蔬菜包的150公里历险记：天寒了，河南菜农仍急求助）
不管是人口流出或滞留，还是农产品卖出或滞销，农村都像一个“蓄水池”，看起来是极具韧性地承受住了外界带来的冲击，也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农村可以根据城市、工业或市场的需求来自我调适：不管是人力还是产品，外界需要时就哗啦啦流出去，外界不需要时就储存着、维系着。这种“蓄水池”作用被很多人所称道，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秘诀之一。但实际上“蓄水池”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农村和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村人默默承受了代价、消化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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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现象贯穿了整个全面清零的三年。在清零政策的末期，2022年11月，广州疫情日趋严峻，地方政府号召和组织外省务工人士返乡，以减轻广州本地的疫情防控压力。一句“在疫情胜利的那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创业及生活”，再次为广州的“包容”形象添砖加瓦。但满堂喝彩，都来自看客。“外省务工人士”身为局中人，又岂会看不明白“包容”的内涵。
说到底，这种事与这个社会让儿童留守/老人留守乡村，性质完全一样。当疫情严峻、清零任务紧迫时，让外省务工人士返乡，其实是要求这些外省的农村人及其家庭、村庄和家乡的政府来承担疫情的代价。就像城市可以容纳那么多青壮年在城里务工、但无法为其子女和老人提供保障一样，农村人也得在自己老家解决家庭层面的再生产，从而导致大量儿童和老人留守。城市欢迎健康、有序、能贡献于城市的农民，农村依然在默默承受代价、消化伤害。
在全面清零的三年里，农村作为“蓄水池”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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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全面清零时期对农村的系统性伤害是以直接的防控动作表现出来、从而显得赤裸裸，那么，疫情放开后，这种伤害则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来施展威力：它使农村拥有了流动自由和买卖自由，也宣布从此人人为自己负责，但这样似乎也意味着早已解除了农村的防护能力。
当疫情蔓延至农村，大家才发现，基层农村医疗体系早已千疮百孔、无力维系。集体经济解体后，作为集体一部分的村医也在经历私营化的过程，政府只为村医提供若干补贴。但因为人口外流、市场萎缩，行医的收入并不多；村医更多时候要靠完成国家医疗体系下达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来获得有限的补贴（要耗费大量精力填大量的表格），同时也兼顾着自家的农业。村医老龄化严重，后继无人。2016-2020年间，全国村医数量平均每年减少近5万人。很多地方的村医务室已完全停摆。（村医数量平均每年减少近5万，专家：建议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统一管理）
雪上加霜的是，过去几年，全国各地都在严格限制村医的服务功能，“未获得审批不得开展输液服务”。新冠疫情以来，村医也被排除在整个防疫体系之外；2022年上半年，更有河北、湖南等地的村医因“违规接诊”新冠阳性患者、“违规输液”、没有及时上报而被刑拘或立案调查。（违规接诊新冠患者，一诊所医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其实，当农村面对疫情，村医务室和村医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比有村医和没村医的村庄，就能发现这一点。
但问题是，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下，在村里做医生是没有出路的，就像在村里做老师、甚至搞农业都没有出路一样。农村医疗体系虽然没有发生像农村教育体系里“撤点并校”这样的釜底抽薪之举，但其存在的基础已被人口外流、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卫生体系不予兜底等现实条件所摧毁。农村的医疗体系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无法迎接凶猛的疫情。
中医等传统智慧可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关注农村的人们也比官方更早地觉察到农村药物的短缺、并发起了药物传递，但这些都只是自救的动作。一如这40年来，开放了、自由了、发展了，但在不公正的系统里，人人都只能自渡、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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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公正的系统面前，痛哭流涕是没有用的。农村的老人们说：医不好就算了撒，死了就算了撒。（探访疫情下的乡村：有老人不知“新冠”，诊所退烧药已经见底丨视频）
在不公正的系统面前，爱心和自救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不公正的系统为人们带来诸多痛苦。那是具体的人在承受具体的苦。很多人抱着不同的向往，做了很多具体的事，希望缓解人们的痛苦。不管是社会组织一直以来为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老人提供一张安全网，还是为当时流落广州街头的人们送物资，或者如今为面临疫情威胁的农村老人送药。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行动，因为它不仅是在缓解具体的苦，也是在为落难的人们维护尊严。
但农村人在这个社会里，岂止是“落难之人”？农村人不是因为意外才跌落谷底，而是一直被压制在谷底。农村老人缺医少药那么多年，也不只是到了今天才可怜。爱心和自救可以缓解一时的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要否认爱心和自救的作用。村里的老人缺药，我们也积极送药，也做点事去抚慰农村老人独孤的晚年。但我们只是觉得，仅仅想到这些、做到这些还不够。事实上，每一次溃败都伴随着对社会力量的号召。爱心与自救，早已被编写进维护社会稳定和再生产不公正的结构的程序。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检视的行动：在互助共渡难关的时候，我们揭示了这困境的根源吗？在传递爱心的时候，我们也传递了改变的动能吗？唤起了更多人内在的力量吗？开辟了更加自主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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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做得太好。发问更多是指向自己。
只是，面对系统性的不公正，我们不能温柔地走进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