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润”取自英语“run”的谐音，指中国人去往其他国家定居。近年来，“润”学在中文互联网流行开来，关于它的讨论层层叠起，争论不休。十一月中旬，我们组织了线上和线下两场“润”学夜话，讨论对于“润”的意义的认知。或许，“润”的本质，是在糟糕的大环境下重新思考想要追寻何种生活方式，然而，比答案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开放的可能性，拥有做选择的勇气，通过不同的路径促进改变的热情。
Q1. 你如何理解“润学”？
耳耳：
海外媒体对“润”的解释是“上海封城时期兴起的移民潮流。因为“润”的汉语拼音和英文单词run一样，所以被用来指代逃离中国、移民海外的现象”。我个人在2020年就听说过“润”学，只是感觉上海封城时“润”出现得更加频繁：大家会在朋友圈或者群聊里抱怨防控政策，表达“润”的渴望；“润”这时就不仅指移民或离开中国，而是指“润”出学校或上海；除此之外，大家在说“润”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想移民，并为此做了周全的移民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我认为“润”所代表的移民倾向有其自身语境。此前中国也有过移民潮：改开初期劳工出国讨生活，90年代初知识分子避难。相比于这两股移民潮，“润”学所指代的移民倾向似乎缺少非走不可的理由，也显得有些轻佻油滑，忽略了移民过程中沉重的部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润”的语境，即它作为一个通俗的流行语，在封城期间被许多人（现实情况非常糟糕的时候）不加思索地使用，大家不论“润”到哪、不论多困难都会产生“润”的想法。
我们需要注意“润”的方向性和途径。一方面，大家默认要“润”到一个更加民主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润”的方式默认是留学和工作。这牵扯“润”是否是特权，毕竟处境最糟糕的人是没办法“润”的，真正能付出实践至少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经由留学加工作的方式移民，这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合法移民方式。处境更艰难的人走非法路径，比如报名一所在拉丁美洲的语言学校，然后再通过偷渡，跨过边境墙的方式到达美国，“黑”在美国，即便如此也只有找律师、打政治庇护官司这一条路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如果失败，便只能被遣返或者继续“黑”在美国，处于没有法律保障、低人一等的状态中。
momo:
我对“润”的理解主要还是合法移民、拿到永居这一步，在这之后选不选择入籍都可以。“润”应该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不喜欢很多人为了“润”不择手段，比如“润”群里有些人会宣传女生去澳洲偏远地区做按摩，说能赚很多钱，这基本都是擦边的性服务；我也不喜欢中介一股脑宣传一些本身政治动荡/不民主、语言不通但容易获得居留权的地区，因为“润”了之后你在当地是要有建立新的生活、新的事业和关系网络的能力的，不能本末倒置。
同时我认为“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它意味着你要抛弃原来在国内的事业、人脉和朋友等能给你安全感的环境和你的原有积累，去新的国家从零建立生活、发展事业且在那个地方生活几十年甚至养老，这其实和我们花爸妈钱出国短期读几年书，或者旅行还不太一样。（补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实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哪怕拿到永居后还是要蹲移民监的，随意切换国内国外居住地对普通打工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拿永居前需要考虑清楚自己是否想长期在另一个国家生活。）
海怪：
我觉得“润学”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大家对文化的失望。从整体的生存而言，未必现在比十几年前要坏，可能在文化政治方面是比十几年前要坏，但在经济生活方面，虽然这两年经济一直在变坏，但我也没有觉得比以前坏很多。在我的印象中，2008年时，对于那些真正的特权阶级来说，他们可能不那么在意，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对于整个中国和中国的明天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很绝望，我觉得就是这种绝望的状态才让“润”学变得流行。如果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和朝鲜一样，但大家都相信有明天，“润”学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流行，一定是那些“上层们”在不断地往外移。
所以说我觉得“润”学本身作为一个文化命题，与文化状态是一样的，如果在今天《南方周末》等报纸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我们在微博上发的言论不会被删除、精选，“润”学或许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流行。
原咲页：
想到之前上新闻学专业课时老师提到过对文化氛围的失望在新闻行业的具体表现。八九十年代甚至到零几年的时候，新闻事业也是比较火热的，因为从业者的理想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实践，到了现在，媒体行业已变得异常绝望，环境也越来越压抑，看不到明天。我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是想在择业时去当记者的，而在国内难以实现自己所谓的新闻理想，这也是我想“润”的一个原因。
Q2. 你个人对于“润”的态度有无纠结与转变？
Rust：
我自己有很明显的态度转变，最开始面临出国与否这一选择是在初三，父母问我要不要读名校的国际班。当时的我依旧十分相信十五年来所听到的宏大叙事：国家很好，接下来的五十年国家需要我的付出，而我学到的知识一定会有用武之地。我还为自己的将来做好了打算：学一门有用的理工科，去国家科研所工作。
后面之所以想“润”，首先就是不再相信我过去热爱的那些宏大叙事，我发现我们国家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强大，尽管它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多进步。其次，我在升入大学的时候选择了文科，出国可以在专业领域获得更优质更多元的教育。我还看到一些我太难改变的黑暗面，开始怀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厌倦并且害怕带着过于沉重的镣铐去舞蹈。这几年我看到的是社会上弱势群体想为自己说些什么的时候，总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打压他们；我看到的是面对错误并不诚恳的道歉，有时候甚至用各种手段息事宁人。再加上我在上海疫情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封控，我愈发感受到现实的荒诞以及我的无力，我无法忍受防疫政策对我的限制，也不敢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许哪一天醒来我的楼就被封了，也许突然我的码就红了。
但是近一个月来我又产生了不“润”的想法，我放心不下我的父母，我热爱我的家乡，无法忍受和熟悉的环境告别太长的时间。我也许真的没有准备好告别在国内的人际关系以及我所熟悉的一切。另一个原因在于我和我选修课的老师聊天，他指出在当下，个体不公正的死亡或是受到不公正对待，都会在网上激起波澜，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忘记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我依旧认为我留下来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些什么。到了国外或许有更多自由去做事，但我依旧认为在国内会获得更强的自我实现感，毕竟我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养大的。
耳耳：
一句名人名言：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时代的进程。我认为“润”有意思、有语境的点就在于触发“润”的是公共事件，从一个人对于“润”的态度可以看到公共事件对ta的影响，以及他对于公共事件的一些看法。
从我个人来说，中学时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润”（当然那时也没有“润”的说法），作为一个中产阶层的小孩，我生活得很好，虽然也通过一些渠道知道国内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总觉得还是有空间去推动改变的。所以那时只是想去国外读书，学一些国内学不到的东西，再回来推动一些改变。转折点在于上海封城，我感受到改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了，并且被封在寝室三个月让我各方面都受到了伤害，精神状态直到现在都不是很好，疯狂地嚷嚷着要“润”，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国外交换。封城时我对“润”还是非常纠结，因为我认为它太特权了——很多人比我生活得更烂，他们明明是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ta们都仍然留在这里，那我凭什么“润”？如果我在国内能改变一些事情、能帮到一些人，我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国内。
出国之后，我确定了“润”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出去之后整个状态变化很大，我敢和刚认识的人说一些我以前绝对不敢说的话，也很乐于与ta们分享我在上海的遭遇和中国人正在遭受的事情。我感到自己的创作力正在一点点恢复过来，毕竟创作的尊严就在于能够自由表达，当审查被我们内化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探讨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的。
虽然创作力有所恢复，但我的受众并非我原本想对话的受众，我也纠结于此——直到我开始听yuanli的播客，每一集都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堂而皇之地用中文说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以至于我觉得我在重新学中文。我越来越觉得创作者要应“润”尽“润”，去建立中文的飞地，而受众不论怎样都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虽然yuanli的播客已经被墙了，但实际上国内有很多人还是可以去听。再加上之前jingyao诉刘强东和京东案，海外女权主义者费心力做宣传和普及，甚至还反过来影响了国内的运动，再包括最近的一些事在海外也掀起了很多活动。我意识到在海外也可以做很多事来推动国内，而且是在身心都比较舒展的情况下做的。
氯化橘：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铁拳打击也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我对国内的看法全部来自于自己的共情能力。之前一直在犹豫，而究竟“润”不“润”的想法到达巅峰是在某个会之后，看到了很多“阴间”的事，但身边都是粉红。一次和朋友提到对政策的一些看法和一些让人难过的事实，结果他说“你怎么不关心那些非洲难民去”。虽然这句话很寒心，但我发现自己运用共情能力掌握了另一种能力，就是完全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对待自己。共情是以自己来度别人，而我反过来，也就是反共情，即使我把自己当成那种非洲难民，可能会死在某个铁拳下，而在历史长河中真的被这样砸死，好像也不是一件是多么惨的事情，之后就觉得不“润”也行。
关于刚才耳耳讲到的，创作者应“润”应“润”，我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一些想法。我以前甚至跑去找我的课程老师询问战争期间会不会有杰出的建筑作品出现，后来决定不“润”可能是因为建筑学有很强的在地性，不像语言文字可以迁移，而是一定要在一个地方保持不动。对于国内的建筑发展，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去实实在在解决的问题，“润”了对我来说可能算一种逃跑。我也被今年我们建筑学内拿了最高奖的人鼓舞到。他虽然是出生在一个很穷困的、连像样的房子都无法盖出来的地方，但他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到今天的位置。我就想，我是不是也能克服目前糟糕的境遇。
Monsieur Y：
提到创作问题，我想到了一位课友，她对影视传媒方面很感兴趣，但她觉得中国的影视行业实在没有希望可言，所以才报考了历史系的研究生。我当时听到她的讲述，内心非常感慨，近几年文化方面的确在出现越来越多难以接受的事情；至于新闻方面，会感觉真不知道在为谁说话；还有艺术创作方面，在这样一团乱麻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发展，“润”的确是当头的一件事。她的例子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她每周三都会去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观看放映的电影，但她觉得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爱好，而不能当成一生的职业或志业。在当下的情境下，我不得不赞同她这么做的想法。
我有一个认识了非常久的朋友这几天要来北京，中途经历各种不顺利的事，她本来是在四川念大学，要先回到浙江，找一个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县级市停留，之后才能订机票来北京，等北京健康宝的弹窗消除了才坐飞机到北京，整个过程非常繁琐。我和她谈起这个话题时，发现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精神内耗”，她会选择出国读研。对于是否要“润”我现在还在纠结，我每次跟这位即将润的朋友聊的时候会明显地意识到我的耐心、意志力总是被消磨在其中。或许能“润”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拥有特权的表现。虽然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有较好的福利保障，但我觉得“润”的讨论度提高就是在疫情爆发以来，特别是这一年，无论是接触到的信息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越来越消磨我生活的耐心，自己好像是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仿佛政治的触角已经触及我的每一个角落，我现在总是要用是否做核酸来判断今天是星期几，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创作者们
哈哈：
我一直在某南实习，我们内心都知道这几年的变化是很糟糕的，连我们报社的老师都已经想“润”了。2020年，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打算出国留学、移民，再也不回来，我当时比较抵触，也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润”。我还对他们说了“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很糟糕，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一些改变”这样天真的“人民日报体”。总之现在在这个地方真正坚定下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内容创作者无法进行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表达、被阉割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和耳耳一样，我当时听到yuanli的播客觉得很震撼，即使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一些嘉宾的观点，但他们能像那样表达本身就很棒。
除此之外，我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她也很想“润”，但她跟我不一样，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她的父母更需要被赡养。对我来说，“润”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涉及自己的处境。对她来说，“润”是一件只能想但很难走出第一步的事，其实是很残酷的。
玉米：
如前几位朋友所说，我也感受到过去十几年间随着自身经历和大环境的变化，心态发生的变化。最近我也在回溯和反思：是不是说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一定是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自由进取的全球化时代，还是说即便在那种令我感到积极乐观的时段里，由于一些不平衡的机制，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些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我好像总是容易被表象遮蔽。譬如会认为在世纪初的十五年，接收到的信号都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流”、“我们所在的国家一直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但一直太少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潜藏的隐患和危机。同样地，今天“润”这个话题在舆论上的高调，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全球化危机的到来？
之所以说是遮蔽，是因为态度的转变恰好是反过来的。15年以前我会觉得世界如此好，国家如此开放包容，我肯定不会有“润”的想法。反倒是今天后知后觉，意识到危机、意识到可能越来越闭塞的情况下，我才开始考虑跨越藩篱。因此很难说，我是不是依旧被前15年的表象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
momo：
上半年上海封城以后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搜集信息，第一阶段是简单的有了想要跑路的想法，但这个时候对长期在海外生活（而非短期旅行、用父母钱留学）这件事是没有实感的，同时也不清楚为了拿到永居需要经过哪些坎坷，只是想逃离原有的环境，这时候我低估了移民这件事。后来认识一些移民十几年的老“润”人，在和他们聊的时候开始从多角度考虑要不要移民这件事，这时候是很纠结，毕竟我发现“润”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意味着你要抛弃到原来在国内的事业、人脉和朋友等等这些给你安全感的环境和你的原始积累，去新的国家重零建立生活（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考虑到移民后大部分工作的性质，很难随意流动于国内国外。）我之前提到，我不是很喜欢移民中介无脑吹“润”，简化了移民这件事，仿佛只是从一个地方跑路；我也不是很喜欢一些言论美化“润”后的生活，简单化“润”的process，低估了“润”需要的获取信息、金钱、专业能力、运气等各种因素。或者有一些人把移民作为一种“上岸”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心态和想考编制上岸其实差不多。从来没有一个solution for all，移民后的新生活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原来take for granted的东西会成为新的问题，比如原来在国内不用操心的温饱和身份问题到国外可能是一个不安全感的来源。我之前查了一下国外工资和国外生活开销，我震惊地发现国内物价算各国里便宜的，包括和“润”群里得华人朋友聊，我发现各个地区的普通百姓其实每个月都攒不了多少钱，很难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我当时就觉得国外的月亮也没那么圆了，阶级问题哪都有。甚至极端点说，在“润”的初始阶段，我可能留在国内现实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会小很多，反而在年轻的时候能有更多空间来追求理想。
所以我当时很纠结于要不要“润”的问题，觉得这个问题事关我的人生规划，我一定要考虑清楚。但我**后来发现现阶段很难给出一个关于怎么走是更好的答案，也许路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先准备起来再说。**于是我上半年封校的时候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去官网了解移民政策（因为我发现很多中介的信息过于简单化了），搜集“润”哪，怎么“润”的各类信息，确定以后想读什么移民专业，为了读移民专业需要做哪些准备，哪条路最适合我。我现在在一个海外的我想读的职业的群里，通过和在当地呆了很多年的华人群友聊天，也算是对我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工作场景有了具象的认知。这个阶段我也耗了很久，因为我想移民这么重要的人生选择至少要了解自己的才能和喜好才能做选择，但当我在考虑的时候，很有可能我第一天觉得我要work life balance，后面一天又觉得我很看重个人事业的发展，一天一个样。
Q3. 有了解过父母对“润”学的态度吗？
ta们怎么看？
玉米：
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譬如最近我发现在“润”这件事情上，父母一代和祖辈所想的未必相同。我原以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铁板一块，直到前段时间回老家，和爷爷奶奶聊天，他们以自己更长时段的生命经验跟我聊未来。他们说：“如果打仗了，我们国家就打穷了，你爸妈挣得钱就不是钱了。如果打输了，钱就更不是钱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国家穷了，就去有钱的国家挣钱。”
我当时听到这样的教诲，第一反应是震惊，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合理。联想到祖辈的经历，他们在改革开放前后政策并不明朗的年代，从农村到厂矿和城镇讨生活，所要突破的藩篱未必比我今天去另一个国家立足更轻易。但是因为流动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可以改善生活处境，他们愿意冒一定的风险。
而到了父母一代，如果借用萧凤霞的观点来解释，会感觉尽管他们也发挥了个人的能动性，但是在参与一个更大的共谋。在当今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风险和压力，但由于目前的情况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恰恰是趋于保守的一群人，他们希望稳定，他们希望下一代可以延续家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由于社会横向关系的缺失，这种延续又需要小家庭在下一代中的中坚力量。
Rust：
我父母希望我在国内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他们也不是很能理解我为什么对一些现象感到愤怒，进而产生出走的想法。他们会觉得我没必要为了别人家的事情做到这种程度，还会觉得我听信了谣言，把外国想象得太好，把在国外生活想得太简单。
耳耳：
我父母的态度转变很大。在我中学的时候，他们非常反对我移民，觉得孩子一定要在自己身边。后来我经历上海封城，父母看到我每天状态都非常差，再包括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他们才相信此地确实很糟糕，转而支持我“润”。类比方方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其实应该是，时代的一粒沙落到自己熟悉的人身上，才会变成一座山。
Shui：
我在跟我父母聊留学或者移民的事情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比较保守，后来我跟他们聊了之后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反对我移民，而是担心我自己没有想好出去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仅仅为了逃离当下环境。
原咲页：
我父母可能和大部分家长的想法恰恰相反。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来自西北某省，那边的氛围是极具老中特色的。我父母在30岁出头的时候从甘肃省搬到了该省定居，他们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格，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定居的时候，便能明显地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氛围。尤其是在这几年情况越来越夸张之后，他们深受其害。其次，我的姐姐在该省从事文科专业的工作，她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总之，我们家的成员都能明显感受到环境的黑暗和对未来的绝望。其实他们并没有想那么远，也向来比较支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考虑到中年及以后包括养老问题、是否有回来的可能性等等。不管怎么说，他们不希望我继续留在这里受罪，毕竟他们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多次铁拳的降临。
momo：
我爸还算支持我“润”。他年轻时候的环境还是比较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有留学潮，他当时想去澳洲读医学，雅思都考了，但最后还是没去，但我爸并不后悔，因为他们这代人确实吃时代红利，而且他们出国之后发展大概率不会有他今天在国内发展的好。不过他也不是很坚定，今年上半年封城的时候他很支持我“润”，甚至当国家出入境政策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他比我还紧张；但当防疫政策稍微松一点的时候，或者他多看了主流新闻报道，他又会觉得国内很好，花很大力气移民没必要。
我妈觉得国内的月亮更圆。所以在家尽量不和我妈谈论政治和移民，因为一谈就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她会觉得我是白眼狼，国家抚养你，你怎么能觉得国家不好呢？她也要求我出国以后也不能批评国家。我现在希望以后能争取读个好学校，这样我妈也能比较满意，因为我本来也有留学的计划。
我发现老一辈会觉得小孩想移民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可能和他们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有关，他们觉得我花了那么多精力和财力抚养你长大，当然希望等我老了以后小孩也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之前我外婆和我妈聊我出国的事情，我外婆评价说“赔钱又赔女儿”，这个说法还是挺让我伤心的。不过我也能理解，我的外公外婆身体不太好，我舅舅和他们住在同一栋楼，不管是平时每月去医院看病还是封城的时候，住得近照顾他们会方便很多。移民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是我要考虑的。
Q4. “润”是懦弱的体现吗？
耳耳：
个人的“润”显然比改变当前的社会环境要容易很多，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确实是懦弱的，并且因为“润”的目的地往往是更加民主自由的国家，会有一种坐享其成的感觉。但如果“润”了之后做了一些事来推动大环境改变的话，就并不那么懦弱。即使个体没有蓄意去促成转变，“润”所代表的“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即选举相对，通过移民来表达自己的愿景）也可能会间接导致原先社会环境的改变。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德在《自我颠覆的倾向》里写道：
“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原本是有意识的纯粹的私人退出行为——分散的个人竭尽全力想前往西德——最终却转化成了广泛的公共呼吁运动。1989年，想离境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行为完全是私人行为，但是他们这一企图却因以下两个因素而落了空：有同样想法的人太多了；同时，由于某些外界事件的影响（比如说，由于匈牙利与奥地利放宽了边界控制），他们的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无法再保持机密。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东德民众大规模出逃的画面，于是沃尔夫、赖希等异议人士的批评声调也提高了，长期批评政府的公民成了呼吁的积极分子。”
1973年3月，贝瑙尔大街的柏林墙，画面右侧书写的文字是“墙必须倒下”。
氯化橘：
接耳耳所说的，润出去做一些推动大环境改变的事情当然好，但在国内和在国外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下，做同样的事所造成的效果好像是完全不一样。在外面只是让已经醒了的人更加有逻辑地醒，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没有醒的人醒过来。
momo：
我认为“润”作为退出体系的行为，不算懦弱，但确实对原来体系没有增益。更何况，考虑到实现“润”的信息差、金钱、个人能力、运气，以及当前各国移民政策的难度、跨境transfer找工作难度、各国对跨境流动的管控，能“润”的永远只是中上层的少部分人，所以能不能实现东德这样的集体行动我是存疑的。能自如地通过全球流动实现个人发展是一种特权，而像谷爱凌这种“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我是美国人”，利用流动的国籍身份实现个人影响力的“世界公民”更是privileged。
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想先照顾好我的个人感受，我清楚我的性格，我适合什么环境、做什么事有安全感，我知道我内心没有足够强大到在国内牺牲式地做很多运动，在国内，我精力都花在内耗上了，每天都很痛苦，没法做很多实践。可能当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太多，维系自己的“正常状态”仿佛是摇摇欲坠走钢丝随时都可能掉下去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心力，避开一些触发源很有必要。
同时，我觉得“润”是和流动性密切相关的。一直以来，大部分人个人自我实现其实都需要流动性，从郊区到市区，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金鱼：
我感觉“润”之所以会在这里成为一个这么有争议的话题，跟我们的文化有些关系。可能我们潜意识里还是认同家国的叙事以及民族性。我并不完全因为局势想离开这里。我开始认真考虑“润”的时候也是我开始思考我和国家、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如果不走的话，我一直待在我的母文化里面，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所以我想出去很大程度上也是想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
momo说“润”是懦弱的或是特权的，但我觉得“润”其实也需要勇气，需要放弃一些原有的privilege。它也可以是帮助别人和扩展行动空间的机会。我们现在得到的很多帮助都是已“润”的人那里获得的。比如说一些播客和报道，许多平台也是他们搭建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限制在共同体的想象里，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好像出去了的人就是叛徒。
我以前没有考虑过“润”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因为我就默认了人生是本该如此的（走一种主流的人生轨迹）。而我现在非常想挑战“本该如此”——“润”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一种价值观的实践，或者是我对人生的一个探索。它不仅仅是为了逃离一种困难。
玉米：
我想金鱼所说的那种困难，是不论我去到任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我都还会经历对它重新祛魅的过程。因为我对这些国家之前的理解和认识的渠道是有限的，当我真的要考虑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谋生，并且寻找一种在我看来是更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肯定得经历和在国内一样的重塑过程。
我还想问的是，政治参与一定是民主或者选票吗？如果我们用解构民族国家的方式去解构现代民主这种政治实践的话，可能也会得到另一种答案。反过来说，政治实践也可以很日常、很具体。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一定没有信心在国内实现一种个体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去经营好一个小的人际网络，并且让它有一些行动力、有一定的积极力量。我只是不喜欢现在这种民族国家的叙事，我更想说自己是地球人，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一系列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政治学家们认为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开端，其中包括外部势力应避免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来源：维基百科
鸣鹤：
我认为这件事其实应该听从各自内心，人并不是出生了就一定要在某一片土地上，全世界也认可自由迁徙权是重要的权利。“润不润”并不牵扯“懦弱”，而只是一种个人选择。
耳耳：
插一句题外话，国家系统实际操作中确实在限制移动，比如国境线、护照、签证（它们其实是很新的发明）。像发达国家很明确地欢迎什么样的人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不欢迎什么样的人来（难民）。他们通过“远程控制”来限制不欢迎的人群，比如捐钱给难民国旁边的那些国家，让他们留住难民，或者让警力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巡逻，截下难民的船只等。
Monsieur Y：
我比较同意鸣鹤的看法。一方面，我的一个朋友想出国追求影视或新闻方面的一些成就，我觉得是非常应该被接受甚至是应该被鼓励的事。既然这里不允许去做某些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伟大的事，那我认为我有权利换一个地方去从事这些事。而且，即便只是为了一个普通美好的生活，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比方说去福利国家、自由国家坐享其成，不太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些推动，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德问题，我认为太苛刻了些，可能我自己会有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要因为纠结“润”是不是懦弱、是不是特权，这可以成为一个被思考的问题，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被纠结的问题。我曾经也奉承“如果我的下一代出生时，这个国家还是这个样子，那是我的无能”诸如此类的价值观，但我转念又会想，这和下一代真有必然的联系吗？生命的意义在于价值的绽放，还是对于某些义务的兑现，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而对于我个人，如果留在国内从事一个自己反感的职业，我的精神会非常萎靡。
原咲页：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用脚投票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得”，那么换个角度来看，是否也是一种“失”？用脚投票或许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让渡了自己的语言和一部分权利，让渡了自己的这片土地。虽然它看上去会获得一定的福利，但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完全属于自己的了，比如说本土文化和母语。毕竟我们是在东亚文化圈的这样一个国家长大，汉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图腾。
如果离开，是否会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把自己发声的可能性和类似的权利都让渡出去了，留下越来越统一的声音，放纵了糟糕的情况滋长，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走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Monsieur Y：
之前看到一个推送，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有很多人移民，当时的一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却选择一直留在德国，这可能也是一种值得去做的事，他愿意在战后很快对整个德国的历史做一些定性式的描绘，比如强调德国人的罪责等诸如此类的行动，他要在这片土地上看到这部历史，然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把它写下来，使之成为某种见证式的存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肯定不会是一种要求。
至于母语的问题，我之前也跟那位即将出国留学的朋友提到过，为什么我留在中国，可能也是出于语言的原因，我在汉语的环境中，不仅仅是使用汉语，而且会进行大量汉语的文学性阅读乃至创作。我非常热爱以汉语书写和翻译的文学，如果离开了这样的情境，我可能就不会有那种非常敏锐的感触。
但我后来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在写《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时也可能是因为到了异国他乡，才能从另外的视角来对他自己的故土进行重新书写。跳脱出原来的文化环境，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当我们的文化背景和别人的文化背景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种很强的反思，不论是社会身份之间的碰撞还是国际文化之间的碰撞，我觉得这种碰撞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总结起来，可能问题不仅仅在于“To‘润’or not to‘润’”，还在于做完这个选择之后的一系列选择。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讲解罪责问
Q5 . “润”了之后能做什么？想做什么？
Momo:
关于“能做什么”先要说的是，精英移民是很难的，比如我们院系70%学生本科毕业后出国深造，但可能最终能留在国外有工作且拿到永居的一届只有一两个人（分别转去IT和幼教）。很多国内中产移民后会面临阶层下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拿到永居并不轻松，它不像网上各路移民中介无脑吹的那么简单，国外不承认大部分国内学历和工作经验，大部分人做不了自己原来的行业，发展有天花板；同时很多人（尤其文科生）想永居就得做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这其中很多是体力工作。在和一些在海外干过体力工作的朋友聊过后，我觉得我们常常低估了体力工作的累人程度，对蓝领工作有一定“幻想”，大部分在国内做惯了白领的人可能熬不动，也缺乏技术能力；同时体力工作也不全然都是“高薪资”的，往往只有高技术含量的技工才工资比较高，而像幼教社工工资也才刚过温饱，所以很多人拿到永居第一天就辞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国内大家很多时候对西方的了解是铁板一块的，实际上西方各国的差异不一定比中西方差异小，各国工会、劳工保障水平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尤其北美）不乏蓝领工人不满工作环境和待遇的罢工活动。我在“润”群里的观察是，很多纠结“移民”/“留在国内”的人一般在国外呆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回国，毕竟要熬到拿永居其实也不容易的，要很坚定走这条路。很多时候你要放弃原来你喜欢做的事和生活方式，而这个可能和你的个人认同感和安全感是紧密结合的。比如很多和本地文化背景相关的职业，记者到国外后可能只能在华人小报做报道。
“润”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像是一次豪赌，一些国内白领为了移民读College的移民专业，但如果没拿到身份，签证到期只能回国，再想去做以前的白领工作也没那么容易了。各国的技术移民打分体系也会给人一种“被物化”的感觉，他们筛选有技术、会语言、有足够经济实力（足以支付前期留学开销）且年龄适中（处于育龄阶段）的新移民。而隔几年变化一次的移民政策和看运气的捞人制度更是消耗人的精力和耐心，有不少呆了七八年、为了被移民局“捞”雅思刷到4个8、法语刷到b2依然没拿到身份回国的人对国外心生怨念。移民局和新移民也不处在平等的关系上，移民局希望新移民填补本地紧缺岗位（干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发展偏远地区经济（加拿大和澳洲的偏远地区移民门槛较低），用各种方式考验新移民的能力、财力和“诚意”。
耳耳：
momo提到的主要是生活层面“能做的事”，我更想讨论的是润出去“想做什么”，或者说“应该做什么”才不愧对自己的同胞。我个人倾向于做一些创作和运动，虽然在海外做这些事与国内的语境、受众完全不同，但过去几个月让我看到了海外华人群体运动方面的生机（比如jingyao诉刘强东与京东案，海外的女权社群负责了主要的议题倡导工作，这反过来推动了国内的舆论、促进了国内的米兔运动），这甚至让处于国内的我备受鼓舞。
Broken：
我分享两个我朋友的想法。
第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去美国开卡车。他说这满足了他对自由恣意的生活追求，或者说是一种田园式的幻想。
第二个朋友，她高考考得很差，甚至没有上一本线，高考结束的假期里机缘巧合下看到了一个中德项目，这个项目为期两年，两年内如果可以拿到语言成绩和对方大学的offer，就可以直接去德国读本科。当时我听见后第一反应“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你是不是被骗了”。不过她是胆子很大、很有想法敢说敢做的那种人。她就说她想去试试。两年之后的某天，她突然给我发来一个在德国的定位，我很震惊，我说你竟然真去了。今年我再联系她的时候，她说她正在巴黎一个杂志社实习，紧接着发来一张和她法国的朋友们在万圣节的合照，大家穿的花花绿绿，笑得很张扬。于是我问她，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她说非常奇妙，原来世界这么大，生活这么有趣。因为她家乡那边很闭塞，是一个很小的西北n线城市，所以她说是她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种新鲜感。我说那你想回来吗？她说不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在那边她发现了自己性格里面本质的那种呼唤、那种追求。所以她说她想留，我说你有办法留下吗？她说那就去想办法。
我觉得每个人思考自己应该去哪一个城市，或者说去哪一个国家的时候，只要它有跟你灵魂中的底层需求相契合的点，那么你就去向那个地方就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大家就是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个点，然后去努力碰触它、实现它。
日剧《铁之岛》中的日本蓝领
玉米：
我自己对于任何宏大的东西不抱有幻想，所以很希望做一个可以不断尝试新鲜事物的国际公民。当然如果有可能，我其实真的挺想去火星的，这件事情不仅很新，而且可以满足我的虚荣。虚荣是指你会成为一个可以留下名字的人。
另外，“润”出去也未必要当主流。就像有的人说的，你在欧美要去迎合一个老白男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种在边缘找到中心的能力。如果我们不是主流，还能否以自己为中心经营好生活？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很多家庭是在通过城市化追求美好生活。我们去到机会更多的城市，无论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小城镇，还是像我为了教育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都像是在一条单向度的轨道上在追求美好生活，这导致我们对生活的想象力相当匮乏。有的时候我也会被一种惯性的思维干扰了，就是如果我去海外，我一定是要过得足够的好，好到可以荣归故里，像过去很多我们熟知的海外华人那样。但是现在我会觉得，由于太急功近利，我们很容易失去想象力，只有“往上爬”的能力，失去了构建“生活环境”的能力。
金鱼：
赞同，我觉得“润”其实是一种打破单一道路的可能性。我其实并不期望做那种精英的工作，我想出去也是想摆脱“要选择一条常规道路”的规训。在国内我可能不会离开我从小生活的（广义上的）社群，而它有一套固定的评价体系和社会期待，让我对未来的选择就会有很大的压力。离开可能也是在逃离这种压力。此外，国内不同的职业之间真的非常不平等。之前也提到在欧美许多国家，蓝领和白领的收入没有这么大的区别，但如果我在国内选择做一个非常规的工作，我可能就无法养活自己，或者是没有办法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关于文化和融入的挑战，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放下原来的成见或者预设去接触“他者”，或许理解就没有那么困难。
momo：
依然是“抛弃岁静幻想，时刻准备战斗”。这个资本主义和父权的体系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润”可能只是避免任人宰割，但不能保证岁月静好。我之前会有岁静心态，想要找一个现成的“乌托邦”。但我发现实打实地扎根在一个地方生活，你还是逃不开当地的各种问题的，我之前在reddit各国的组，会发现大家都会为物价高工资低、需要兼职打几份工、通货膨胀、能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阶级问题、社会撕裂、white male supremacy等感到烦恼，觉得自己的国家、甚至地球要完了。我们并不身处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之前有朋友提到“建设附近”，我希望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后，能够把生活过扎实，关心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现实的进步都是靠大家争取来的。
Q6. “润”的同学/“润”不出去的同学，之后打算怎么过？
耳耳：
我完全想象不出自己“润”不出去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会疯掉，因为我真的待不下去，特别是在上海封城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是，如果“润”不出去，我不会去做一些狗屁工作（大卫格雷博定义的狗屁工作：虽然能赚到很多钱，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并且会对做的人产生精神伤害的工作），和一些不止狗屁而且会伤害ta人的工作。
NORA：
上半年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如果“润”不了的话就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虽然以我的人生轨迹来讲，如果说我没有经历过一次次幻灭和觉醒，我还可以忍受体系内的生活，没有必要与之决裂。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认识了很多残酷的真相，我感觉好像已经义无反顾，我已经把自己塑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反体制的人，没办法再回头了，回头就是对我生命意义和人生定位的否定。
我现在的话被两种想法左右，第一种是很悲观的，反抗注定会失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只有出走才是正途。但是最近看了一些新的东西，觉得好像也未必如此，很多人都在觉醒，比如说“爬”就是一种隐秘的反抗。
其实也没必要去纠结我的人生，比如自责“‘润’不出去我就很失败”，这很要不得。现在我想，如果“润”不出去，就让我留在这里见证。
氯化橘：
我打算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待这里，把自己看成一个非洲难民，跟自己毫无关系。
我身边有“润”失败的人，我的老师。感觉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也挺正常，他说他自己就是每天照样吃饭睡觉，并开了门课，在那门课上阴阳怪气一下，我感觉这种状态挺好的。有一次我问到他，万一之后发生了铁拳落下来的事情，他会怎么办？他的答案是照样过，以前也有那么多下岗潮之类的事，大家也都这么过来了。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夸张的封控，这种不幸运也很幸运。
Rust：
如果在国内，我可能就会被身不由己地推上一种“正常”的道路，同时会有更大的对朋友的需求，比如建立一个小圈子，在小圈子里实现一些我想在国外做的事情——修改我的性别和称谓，聊不被允许的事情。我想看到有人和我一样坚守自己的个性，不感到麻痹，并且总是想做些什么。
Broken：
其实我一直是做好“润”不出去的准备的，因为“润”对我来说是一个流动的自由的选择，我只是想出去感受那份我应该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最终的把它作为一个目的地然后留在那里。
Monsieur Y：
如果“润”不出去，我也不太想进体制做比如中小学教师或公务员之类的工作。我之前跟我母亲谈到未来的规划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去开一个普通的小店铺，每天喝茶看书也就差不多了。她笑着反问我：这样的话，你上北大是为了什么？我也笑着回答：我上北大不就是为了能免于金钱的困扰吗？当世界这么荒诞的时候，这么做可能是少有的免于附和它的手段吧。当然，我也会想这么做是否能够在经济上支撑起自己。
鸣鹤：
我想说的是，不管“润”不“润”，落脚点在于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的生活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这里才能得到的？树立这么一个目标，再去选择“润”或不“润”的手段。还有就是做出每一个抉择，都会有失败的概率。从操作上来说，要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是存在很多障碍的，要想成功，每一步都必须有一定的成功率。要成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必须每一个概率都被幸运之神眷顾，得到成功的选项才行。
所以我想，可以把期待值稍微拉低一点，如果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做好最坏的心理预期，这样万一等到坏的结果发生时心理冲击不会那么大。毕竟离开这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它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付诸实践，并且有条件有意愿的人相比思潮规模还是很有限的。
momo：
同意。我在确定了我的跑路计划后，每次当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有一些风吹草动我就会很紧张。但后来我慢慢调整过来了，我摸索出几个方法，一是我给自己设想最坏的情况（比如在国内熬个十年）能不能接受，我发现我可以接受，毕竟我还年轻，而且在国内也有国内的活法，甚至可以见证和参与国内的斗争。可以多想想留在国内好的方面。第二，我和我一些了解经济政策的行业内的朋友聊，他们可能对经济上的动向了解的更专业和全面，我平时大多只关注负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觉得xx要完了，但是听他们一讲会觉得至少经济上还是有东西在发展的，乱世也会有新的机遇 。市场的力量依然强大。第三是我觉得我的安全感不能放在“润”这件事上，因为“润”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外界条件和运气上，它不会给你稳定的安全感。比如移民政策本身就像其他政策一样是变化的，一方面因为西方本来是有政党轮替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移民部门也会分析过去的移民政策的利弊，是否需要调整。
后记
这场夜话发生于十一月中旬，当时多位参与者所谈的由于疫情防控所带的不确定性（封控、核酸、隔离等等）历经这一个月的灾难、因为一场不可言说的运动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整理这篇稿件的过程也是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改变的可能性渐次显现的过程。目击近一个月的行动，有参与者直言，“实在太振奋了，振奋到我都不想‘润’了”，“想留在这里见证和改变”。仔细思索，能纠结“润”与否固然是有特权的体现，但或许更重要的是选择之后“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引用《四季办公室》波米最近的一番话：“朋友们，阿斯加德是一群人。润出去的，希望你们落地生根。留下来的，咱们不做伥鬼。能与诸位一同演奏，是我的荣幸。”
整稿 | lesley 原咲页 耳耳
审稿 | Francis
图 | 来自网络
编辑 | 王乙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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