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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在农村,我希望外婆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作者:廖宇彬
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发表日期:2023.1.10
主题归类:新冠疫情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12月中下旬,广大的县乡镇经历了新冠感染潮。对于湖北鄂西一座小村庄里的村医来说,她不知道村子里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更不知道重症率、死亡率,但她知道,这一切还远未结束,“并不敢说第一波已经过去了。”

很多基础病缠身的老人甚至无法前往医院,他们能做的只是待在家里,躺在床上,等待着家人所能寻求到的最好的治疗。在本文作者的乡村老家,她的外婆就是这样。

外婆没有确诊过——乡镇里大都是这样,多年前的中风令她失聪和偏瘫,这次,健康的左半边身体也失去了力气,她无法去医院,只能等待着上门的村医听诊过后,“基本确定肺部感染”,开了抗生素。她要靠别人的照顾才能起身,加上失聪,她已经被这个世界所隔绝了,只是躺在床上,任凭时间和生命一起流逝。至于辉瑞特效药Paxlovid和阿兹夫定,是这个村庄里的天方夜谭。

元旦刚过,村庄失去了往年的烟火气息,羊肠小道上的小推车、自行车和三轮车消失了,连往日吵闹的鸡鸭也不见了。唯一打破村庄里寂静的,是噼里啪啦的、为葬礼而放的鞭炮声和唢呐。

希望外婆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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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廖宇彬

编辑 荆欣雨

出品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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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看着她的身体机能在衰退

去年12月26日,姨妈打电话来说,外婆可能阳了。

12年前,外婆再次中风偏瘫(上一次是90年代),脑出血压迫听觉神经使她丧失了听力,从此她的右半边身体无力,只能依靠左半边身体支撑。自从《新十条》发布,我们最担忧的就是家里的老人。乡下医疗资源匮乏,老人身体不好,一旦感染奥密克戎,不知道还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外婆倒下得非常快。她没有发烧的症状,但左半边的身体突然就失了力。那天她坐着上完厕所后,像往常一样撑着椅子试图起身,没成功。半个小时后,姨妈发现外婆仍然坐在上面,她起不来了。再过了一天,外婆脱不下裤子,也提不起来了。她没法动了。

这对外婆精神上的打击更强烈。她不停地向姨妈比划,嗫嚅着不成义的语气词,想要坐起来,想要下床,想要自己上厕所。但是一个动不了,一个扶不起来,家里没人能一直支撑着她。

之所以说“外婆可能阳了”,因为村里做不了核酸,买不到抗原,至于阳或不阳,也是单凭感觉。看本人有没有症状,看家里人有没有症状,“一家人都阳了,外婆怎么可能没有阳呢?”即使早做了心理准备,我们真正听到消息时仍然茫然无措。

外婆今年79岁,和姨妈一家住在湖北省鄂西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基本以耕田为生。即使时刻戴口罩,在家庭其他成员与外界频繁接触的情况下,感染也再正常不过。姨妈每天要去周边的社区扫地,表哥要不定时地去附近市里打工,表弟要去学校上课,12月中旬,姨妈第一个感染,没有发烧,只是浑身酸痛,双腿如同针扎。没多久,家里人陆陆续续都感染了,表弟高烧被遣返回家,姨爹吃完亲戚的丧葬酒席后病倒。妈妈每天早上都会和姨妈通电话,询问老家和外婆的情况,反复强调“这病挺严重”,告诉他们感染后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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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床的外婆

29号,外婆已经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排泄困难,电话那头只有破碎的呼吸和咳嗽,我和妈妈都已经转阴,决定回老家看看。这次回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回家要面对什么,可能面对什么,没人知道哪天是最后一面。

曾经我一直很好奇,衰老和死亡有气味吗?现在我知道了,有的。村里都是自建房,外婆单独住在一楼的房间,一进门就能看到。仿佛是腌坏了的腊肉混杂着馊掉的牛奶,上面浇了一层刚煮出来的米糊糊的味道涌进了我的鼻腔。外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面衰老是非常残忍的,它无声地侵蚀身体机能和剥夺个人尊严,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旁观。

村里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老家和全国的县乡同步,在12月中下旬遭受了严重的新冠感染潮冲击。村卫生室的一位王医生告诉我,整个村有3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守的老人。12月中下旬的感染潮高峰,她每天都要接诊一百多位病人,一月初大概是五六十人,“但并不敢说第一波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一个月,她每天早上七点多来上班,小小的卫生室挤满了老人,输液室没多久就坐满了。还有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只能等待着村医空闲时上门诊治。

放开时,卫生室没有任何准备,感冒灵、连花清瘟、布洛芬,什么都没有,一直到12月28号他们才有了从镇医院购买的和政府免费发放的布洛芬。之后卫生室一直按照5、6颗一起售卖,五毛钱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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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室里,医生把布洛芬片分成5-6颗一份

相对幸运的是,外婆家没有经历缺药危机。家里囤的药足够撑过最开始的需要,作为精准扶贫的贫困户,她也收到了十几粒免费发放的布洛芬。虽然这对她来说,是没什么用的。至于更好一点的药,去镇上也买不到,辉瑞特效药Paxlovid和阿兹夫定在这里属于天方夜谭。村里人基本没听说过,村医对这些药的印象只是一个抽象的名字,镇医院的医生了解信息但从没见过,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县医院应该也拿不到这些药。妈妈最开始有尝试过寻找网购渠道,毫无悬念地购买无门。

家里也不是没有想过送外婆去医院。但外婆晕车非常严重,在身体相对健康时,也不能坐轿车,坐面包车和三轮则会相对好一点,可能吐一袋子就到了。就算强制让外婆晕着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的医院。

镇医院的条件并不好,床位很少,没有电梯,不一定有空调,也没有呼吸机。如果要去门诊部做CT、B超、心电图等检查,只能依靠人力背着外婆到二楼或三楼。

我去县里看过,县人民医院已经超载运转了好多天,走廊里到处都是临时增加的床位,上面躺的基本都是老人,双目紧闭,鼻子里通着吸氧管,周围环绕着三两个焦急而沉默的中年人。所有科室都成了呼吸科,医生都带病在岗,仍然难以应付。即使有幸能排到床位住院,因为外婆失聪,请到合适的护工几乎不可能,需要姨妈24小时照顾,但谁来顾及家里的一堆事呢?即使克服以上所有的困难,最终的问题在于外婆的个人意愿——她拒绝去医院。

外婆非常害怕医院,只要人是清醒的,就一定会拒绝医院。12年前她中风后,即使快要下病危通知书,外婆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姨妈和妈妈将她送回家。家里人拗不过她,只在医院住了十天,就回家静养。这次也一样,姨妈和妈妈只要表示要送外婆去医院,她就会浑身颤抖着摇头拒绝。

元旦那天,姨妈终于请来了村医上门。来的是王医生的伴侣,他也在基层卫生室工作了几十年。他跨着便携药箱,用听诊器简单诊断后,基本确定外婆是肺部感染。他说,很多老人感染后都不会发烧,直接成为肺部感染。外婆也是这样。家里没有什么能用的药,村医给外婆开了几天的消炎药,打针吊水,更多的措施也做不到了,剩下的只能看命。

姨妈告诉我,村里很多老人感染新冠后,确实都只能靠命。缺钱、缺人、缺意识、缺渠道,能去县医院甚至市医院得到及时医治的毕竟是少数人。命硬的,熬过来,命薄的,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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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

在我心中,外婆一直是个命很硬的人。

家里人过去常常感叹外婆的命不好。外公还在世时,很不顾家,经常打骂外婆,田间劳动和家务都是外婆一人操持;外公去世后没多久,外婆就经历了那次中风,身体彻底垮掉,抢救过来后没法再正常走路,耳朵失聪,留下了一堆基础性疾病。

但外婆非常倔。爸妈想给她买轮椅,她拒绝了,她不坐轮椅,她一定要自己走、自己动。她左半边的身体还有力,只需要一个支撑点,一把很小的椅子。在漫长的练习和尝试中,她学会了左手抓着椅子,将椅子往前推一步,左腿微微弯曲向前挪一步,依靠惯性右腿在地上拖一步,一步一步,数十年如一日,从卧室到餐厅,从餐厅到卧室。若有时想去门口坐会儿,拖着小椅子落了地,她就能顺势坐下。

失聪是另一大困扰。听不见之后,外婆说话的能力也在逐渐消退。小时候,我最期盼的事就是放假回外婆家,在田边锄杂草、池塘里钓鱼、土里拔萝卜,外婆会乐呵呵地陪我一起,如果把衣服弄脏了她会偷偷给我洗干净,防止妈妈看到了骂我。外婆第二次中风倒下前的午后,她在菜园里锄杂草,我在一旁帮她拿水壶浇水。但她生病后,我就再也没和她有过正常的交流。她听不懂我,我听不懂她。

小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听不见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后来看着姨妈和妈妈艰难地比划和做口型、写字给她,看着大人们无论怎么吼,她都不会有反应,看着照顾中无法沟通的崩溃。失去声音后,她被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也永远地被隔绝在了过去。

最初几年家里随时准备好丧葬,没有人相信她能一路活过了十几年,精神越来越好。每次回老家,我会习惯性地在一楼寻找外婆,和她打招呼,说“我回来啦”。外婆一定会咧开嘴,笑意弥漫至眼角,开心地对我说“回来啦”——这是我为数不多能辨别出来的几句话。今年九月份回北京前,我和外婆像往常一样挥手说拜拜,她坐在大门口,笑着握了下我的手。

仅仅只过了三个月。如今外婆躺在床上,没有一点生气,像一匹辛劳了一辈子的、衰老的病马。深深浅浅的沟壑爬满了她的皮肤,褐色的斑痕零零星星,她睁着眼平视前方,往常带着笑意的眼角皱纹消失了。床边的老式挂钟仍然在走,每过一秒,会有“滴答”的响声。我站在床前,左耳是清晰的钟声,右耳是破碎的人声,我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外婆的生命在随着秒针的前进流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意识到我,也许看见了,只是没有能力再笑了。她提不起面部肌肉,无法控制咀嚼,甚至吞咽食物、药品都没法完成,只有一声声急促的咳嗽和喘息。

1月5号下午一点左右,村医上门给外婆吊水,这是第四天打消炎药,用的克林霉素。外婆比前几天的状态要稍好一点,至少中午喝掉了一整碗稀饭。但她依然抗拒打针。外婆的左手边靠床沿,前三天图方便都打的左手,医生担心输液效果,想换一边打,外婆不乐意,因为左手是她唯一能稍微移动一点点的部位,也是对触摸还留有感觉的地方,即使是痛感,她也不愿失去,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最后姨妈抓着她的右手,让村医打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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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水

之后的一个小时,外婆用间歇的“咿呀”表达她的不舒服,但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握着她的手,“再忍忍,马上就好”,一个小时内大概重复了十几遍。

照顾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没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和熟练度是做不来的。如果外婆想由躺到坐,姨妈需要用力抱起她的上半身,将床上放置的众多衣服一层层垒在她的身后,直到足够的高度和厚度,让她能足够稳稳地倚靠。躺下时再抽掉那些衣服。外婆无法自己使用恭桶后,姨妈强行给外婆套上了成人纸尿裤,早晚的更换也完全是一个力气工程。

姨妈略微发白的唇色、乱糟糟的头发、耷拉的脸部皱纹无一不在述说着她的疲惫,她已经没什么力气做点表情,在衣物的摩擦声中偶尔对外婆嘟噜两句“你别动”。说实在,我和妈妈回去反而是增加了姨妈的负担,她还要顾及我们俩吃饭,但我们又不会独立照顾外婆,只能打个下手,偶尔在姨妈照顾时扶一下,说两句话,帮忙拿一下东西,其余的还是要依靠姨妈。妈妈对我说,回来后她觉得很无力,我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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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往常的鞭炮声,

撕破了村庄的寂静

回到农村那天天气不好,雾蒙蒙的,老家门前的田地种满了冬小麦,绿油油的,本该鲜艳,但天空是灰色的,所以一切都是灰色的。老家很冷,今年还没烧上柴火,在屋里站了会儿,脚底感觉在发凉。我在村里四处逛了逛,连着十几户都紧闭房门,没有什么声音,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后来路过了两三户,有老人坐在门口休息,他们对于我在这散步感到十分新奇,也许因为我面生,也许能见到的人实在太少了,主动和我搭话。往年此时村里刚过元旦,家家户户门口散落着烟花的余温,乡里邻居隔着院子喊话,小推车、自行车、三轮车在羊肠小道上来来往往,虽然不如春节时热闹,但绝不冷清。

我戴着口罩,站在两三米开外问候,熟练地介绍自己是姨妈的侄女,他们立刻明白了我是谁,笑着寒暄了会儿。他们都是还没感染的老人,家里只有他们,子女不在身边,每天几乎都不出门,也见不到外人,所以一直没阳,村医告诉我,在村里这样的老人大致还剩两成。

我绕了村子走了快一圈,没有遇到更多人,一切都是冷清的、寂静的,连往日吵闹的鸡鸭都不见了。

我又去镇卫生院和县人民医院转了转。镇卫生院很安静,人并不多,有十几位老人排队在打第四针疫苗,门诊部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挂号,输液室里都是老人在挂水,来看病的人大多在做CT。我在几个科室的医生边旁听了会儿,他们接诊的病人几乎都是原来要去发热门诊的,现在后者反而没那么多人。有很多独自来看诊的老人,他们手里都拿着CT报告,缓慢又紧张地询问医生自己的肺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来挂挂水,图个心安。一位奶奶原本就有结节,医生反复向她解释这和新冠无关,得另寻方法治。

一位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里来做CT的,十个人中有五个人都是肺部感染。另一位医生告诉我,这里村镇医院能接纳的病人数量太有限,能力也太有限,只能治轻症,所有的重症患者都只能自己去或者转诊去县医院,“那里也是这次感染受冲击最严重的地方了”。

下午四点我到了县医院,那里仍然人满为患。我刚踏进门诊部,一架病床从我面前呼啸而过,大厅里排着两列长队,我本来以为是自动挂号系统,从旁边挤到前面去看,发现是CT报告打印机,机器上轮流滚动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门诊部有四层,我去看了看二三楼的内外科,到处都站着等待的人,粗略扫过一眼,几乎大多数都是老人。激烈的咳嗽声充斥着这个小小的空间,走廊上,一位奶奶扶着垃圾桶在咳痰。我有一阵恍惚,县乡的第一波重症高峰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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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的自助打印区

谁都没法回答。村卫生室的王医生告诉我,她什么数据都不清楚,阳的人没法准确断定,也不知道死亡率,判断感染潮就跟判断阳一样,凭感觉。村里有多少人离开了呢?没人知道。

我知道的是,在这个冬天,死亡成为一件寻常的事。年末,村里三天两头都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乐队的歌声和唢呐。不同于往年为了庆祝元旦,今年没人过节,都是为了葬礼。

回家后,外婆斜靠在床上,一动不动。姨妈在谈论家里认识的亲戚前两天去世,送到县里的殡仪馆后,没有空余的灵堂安置,只能连夜送到另一个地方,勉强赶上了仅剩下的灵堂位。外婆的一位姊妹在感染后已经离世了,外婆的一位兄长那天刚刚转阴,打电话给姨妈询问外婆的情况。姨妈又和妈妈发愁,外婆已经四天没有大便了,再不行就需要找点药了。

那天晚上七点,我和妈妈该开车离开了。外婆重新躺了回去,她比以往睡得更早,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灯已经熄了,外婆平躺在床上,四周环绕着层层叠叠的衣服,仿佛一道围城,墙上的老挂钟依旧滴答滴答,喘息声逐渐微弱,房间陷入了黑暗。

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呢?谁都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