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西南，有一个名曰“仙市”的古老小镇。
媒体人易小荷又给它取了一个名字——“盐镇”，因为它曾是自贡运盐的第一个重要驿站和水码头，更因为“盐”这个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镇上女人自古以来的人生况味。
这里的每一个女人，不管做不做生意，打不打麻将，都一定要做饭，要洗全家人的衣服。这里形容女人的最高级词汇就是“能干”。这里女人的时间概念没有诸如“‘文革’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而是“女儿出生那一年”、“女儿小学毕业的时候”。
家庭，是她们有且仅有的价值所在。
从2021年7月开始，易小荷在仙市陆续住了一年，和数百人聊过，请她们吃饭，参加她们的婚宴坝坝宴，看她们做葬礼的道场，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她目光所及的古镇女性，上到九十岁老妪，下到十七岁辍学少女，无不残喘于贫困、流言、偏见与无休止的暴力之下。当北上广的女性热议上野千鹤子的时候，镇上的女人还在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
“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女人拼命止血，而男人们在撒盐。”易小荷将这些女人的故事写进了非虚构作品《盐镇》里。她想给她们做一个见证，让她们的悲喜被记录，让她们被听见，被看见。
这不是易小荷第一次记录小人物的故事。在媒体圈，她曾冠以“篮球界转会费最高的女记者”，人们谈到她，往往绕不开“姚明”这样闪闪发光的名字。
但谈及过去，她最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那个女孩只有13岁，她还那么喜欢打篮球》，是《曹兆海的白银时代》，是《告别“麻风岛”——大襟岛上的老人们》这样的稿子，因为那个被埋在地震废墟之下的女孩，那个被划成右派的北大毕业生，以及那些与世隔绝的老人们，因为她的文字，被世人记住了。
“我关注那些无名之辈，那些不被阳光照到的人。之前总遇到一些人说，我看过你写的姚明，我看过你写的乔丹，我就说，我现在要开始为女性写作了。”近日，易小荷在上海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她玩笑说，“我希望以后大家说起我，不要只说我是一个写过NBA的体育记者了。”
【对话】
“每个人望下去都是一道深渊”
澎湃新闻：当时因为什么注意到镇上的这些女性？
易小荷：我一直很关注边缘人物。2021年，“骚客文艺”创业失败，整个心情跌落谷底。我一个朋友知道我喜欢记录，就和我说你不如回家看看，我就想起曾在飞机杂志上看到过“仙市”这么一个古镇，它距离我出生的自贡市区仅有十一公里，但我对它一无所知。于是我带着一个模糊的主题去到那里。
澎湃新闻：你对那里有着怎样的第一印象？
易小荷：刚到的时候还挺有瓦尔登湖的感觉，突然能天天吃到兔子肉，吃到最新鲜的刚捞上来的鲫鱼，每天推开门都能闻到河水潮湿的气味。以前我住在上海，门外总是车水马龙的声音，是轮胎压过铁皮的声音，所以刚到仙市还觉得挺舒服的。但在认识了那些女人以后，这个印象完全变了。
澎湃新闻：变成了什么样子？
易小荷：触目惊心。我接触的每一个女性，她们的故事都让人震惊。打个比方，你在大城市里生活，周围都是职业女性、精英女性，你可能认识十个人，其中一个能和你讲出让你震惊的故事。但在仙镇，震惊的故事比比皆是，每个人望下去都是一道深渊，要么是没有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要么是差点成为孤儿，要么跟母亲不能和解，要么一辈子被反复家暴。一开始我只计划去那边三个月，但后来我觉得不够，就陆陆续续在那里待了一年。
澎湃新闻：你在镇上接触的第一个女性是谁？
易小荷：其实好几个女性是一起认识的，王大孃算是我最早确定想要写的，她的故事也是我跟了最久的一个。这些镇上的女性很多没有受过教育，哪怕有倾诉的欲望，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经常今天讲一点，明天说一点，像挤牙膏一样。全镇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过她遭遇家暴，但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而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摆脱这种生活。与此同时，她也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
我想写出她的故事，并不是出于猎奇，而是因为这里面实在有太丰富的信息。再比如我写童慧和李红梅的故事，在那样一个小镇上，1990年代，一个女孩确认了自己的性倾向，这本身就能反映时代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当红梅成为“男性”的时候，她也被镇上的男性同化了，所以一个读者说得很好，说看了童慧和红梅的故事，我们会知道男性其实是一种“处境”。红梅是女性，但当她觉得自己成为了“丈夫”，她就慢慢靠近了镇上的男性文化，变得和他们一样抽烟、喝酒，甚至也有家庭暴力。
澎湃新闻：如果要你一个词去形容镇上的女性，会是什么？
易小荷：坚韧。她们的生活无比艰难，但都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用毛尖老师的话，女人们有时候不只是和老公打架，还要和生活对打。我们生活在城里的人，尤其是北上广的人，我们的压力是什么？不是吃不起饭，而是想生活得更好，比别人过得更好。但镇上的女人不一样，她们的压力就只是活着。面对她们，你会觉得自己以前的焦虑和苦难根本不值一提。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个内部分享，其中一位女性就说你能不能也关注下我们这个群体，虽然看上去都是精英，但也有好多烦恼。什么烦恼呢？她曾帮公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领导把她的职位给了另一个年轻人。我当时就觉得有句话说得太对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不为对立，但求宽容”
澎湃新闻：书出来之后，你的受访者会看吗？
易小荷：她们很多人都没有看书的习惯，比如陈婆婆就不识字，她授权都是按手印的。在采访一开始，我就非常坦诚地告诉她们我想写她们的故事，我会录音，她们同意就同意，如果需要匿名处理我也尊重。说实话那边的人也不看书，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夹着一本余秀华的诗集就高看我，她们都不知道余秀华是谁。
澎湃新闻：书里有一句话挺让人心碎的，大意是说没有人可以告诉这里的女孩未来该怎么走，从来都是以身试法，拿命运去赌的感觉。
易小荷：我其实能在她们身上看到我童年的影子。我在自贡出生、长大，小时候成绩很差，但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成绩再差他都告诉我要读高中、读大学。如果不是他的坚持，我也是走不出去的，最多考一个当地的技校。我们那个城市很小，虽然比乡镇好一点，但也是熟人社会，随便两个人聊起来，你的七大姑和她的八大姨都认识，然后你就要经受别人不断的审判。
现在这本书出来了，我发现它能引起很多共鸣，很多读者和我说她们也是从乡镇出来的，我写的故事她们每次回家过年都能看到，只是没有记录下来。
澎湃新闻：最近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引发了很多讨论，我也好奇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女性主义热潮？
易小荷：我自己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得不深，但我希望大家都变得宽容一点。
就像仙市的女人们，她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艰难，我对她们充满了怜悯。我希望所谓的强者，无论男女，都能对弱者有所帮助。但现在很多“强者”只是在抨击和批判，比如指责镇上的女人们——“婚姻都这么失败了怎么还不离”“日子都这么惨了怎么还不走”，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镇上女人的抗争就是坚韧地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写到一句话，当你想判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想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样的优势。环境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如果真是住在那里的人，你会了解逃离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你得学会理解自己的生活，先活下去。
澎湃新闻：经过这次采写，你会不会有一种“她们也是我们”的感觉？
易小荷：会的。作为女性，我能理解女性之痛和女性自身的限制，这些都是男性无法感同身受的存在。我们也会发现，经典文学作品里的女性视角实在太少了，基本上都是男作家在写，比如《包法利夫人》。但我觉得女性天然对女性更能共情，我能理解你的脆弱，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被父母洗脑，我能理解你的生理之痛哪怕我没有孩子，男性能吗？他们甚至不曾经历痛经。
但我也想说，这不是一本为了挑起性别对立的书，我希望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忠实地记录下小镇女性的一切，希望它能呈现最丰富的信息。我能理解很多读者把它标签成女性主义的书，这个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文本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能够看到不同的信息。
“人生两次挫折，都是靠写作托举了我”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一次古镇采访和你过去的采访有什么不同？
易小荷：是时间最久的一次。我以前采访NBA也算时间很长，因为整个赛季都在美国，但是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当时我们在《体坛周报》，工作压力特别大，编辑总会盯着你漏写的一些点。什么点？有的时候甚至是姚明吃了一块披萨。
但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管姚明是吃披萨还是汉堡，对我，对其他球员、球迷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可我写了胡慧珊，写了曹兆海，写了“麻风岛”的老人们，那或许就是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记录。《寻梦环游记》里说，一个人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被人遗忘，这些普通人的记录和姚明的报道相比确实没什么流量，但我相信它们是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这本《盐镇》首先有一个媒体人的功底，包括地方志的查阅、多个相关人物的采访，有时也会有一种在看人物特稿的感觉。它还多了文学性，比如写陈婆婆吃饭时那种陶醉的样子，会突然一下击中你的感觉。
易小荷：首先咱得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不能像博尔赫斯那样坐在图书馆里写出绝妙的小说，我没有那样有张力的想象力，我是必须要到生活里去的那种人，那样子我才能知道天空的颜色、空气的滋味，所以非虚构才是我最擅长的。
过去写体育报道，就算是写明星，我也会去关注一些别人不太关注的细节，比如我注意到一个篮球员运球的时候向上看，天花板就好像是他未婚妻的目光。但这种写法在当时不被接受，大家会觉得比起这么文学化的表述，他们更需要的是数据，是战术分析。直到后来大家发现美国《体育画报》也有很多人物特写，也拿过普利策奖，才明白这也是一种新闻写法。
到了这本书里，我可以放进更多的细节。也有人反馈说这本书似乎太冷静了，没有直接流露出我对这些女性的同情，但我想说呈现本身就是我的一种态度。作家当然不应该是冷血的，但我主张冷静的写实主义。我其实是一个写东西有点自恋的人，但现在我把里面的“我”全部拿走，我不想去做引导，故事是一条充满力量的河流，你何必去惊扰它？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一年对你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易小荷：我会觉得这一年的采访和写作也托举了我自己。我人生中有几次差点陷入抑郁，一个是传统媒体消亡，我只能退到做自媒体，做“七个作家”、“骚客文艺”，做到后面我又不擅经商，创业失败。可人生在世，总得有个支点，对吧。回想在仙市这一年，采访了这么多的人，倾听了这么多的故事，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不管它看上去多么艰难，多么屈辱。
澎湃新闻：现在回头看到这本书，你怎么理解“意义”？
易小荷：一开始真不知道这本书会怎样，身边一个出版社朋友还说过这个太小众了，可能没什么人关注。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先完成再说。她会有自己的生命，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其它都不是我的事情了。至少这一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我学会了以后要认真地吃饭，认真地写作，这是我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