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有网友爆料，湖南娄底新化县一所小学，让老师说服学生家长为学生缴纳医保，网络流传的一张手机截图显示，通知要求“下周一还没清零，请老师先垫付再家访再交”。
当地教育局在回应这一事件时称，医保自愿缴纳，是为了学生健康，“老师工作方式不对，会去核查”。不过，更多网友在追问，医保征缴工作为什么转移到了老师身上？
近些年，教师负担、压力过重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为此，中办、国办曾于2019年专门印发了文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繁重的非教学任务。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将就此提交一份《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过重负担的提案》。
刘林在提案中建议，增加大中型城市中小学教师编制，解决人手不足问题。同时，对布置给中小学的任务、事项应再协调再优化，防止叠加效应。南都记者注意到，此前，民进中央也公布了一份党派提案，建议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增强执行的可操作性，明确教师的工作职责范围。
填表、打卡、组织活动，教师仍受非教学任务困扰
早在2019年12月，针对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项目多、进校园社会事务泛、各种报表填写工作繁等方面问题，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这一文件被称为“教师减负20条”。
然而，刘林在近期调研中发现，受疫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上述《意见》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加之一些新情况的出现，相当多的中小学教师反映，他们的负担还有进一步加重趋势。
刘林介绍，一方面，在相当多的学校中，20条提出的各种考核、各类表格、各个社会事务并没有明显减少，而另一方面新的任务不断提出。例如，最近出台的某项规定，要求中小学班主任每学年至少家访一次。这意味着在北京等大城市中，班主任要占用15至20天的公休日假期来完成上述要求。刘林认为，各种新要求单独看都是合理的正当的，但叠加之后的压力令一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不堪重负。
民进中央拟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也指出，现实中，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集中连续进校园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
除去各类明文规定，一些地方还会单独给教师“加码”，比如要求教师关注不同的公众号、微信群和资源平台，完成各种不同的点赞、打卡、转发工作。
教师工作时间延长，还要应对家长焦虑
除日常工作外，教师的工作内容还明显受到疫情、教育政策等的影响。
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教师除线上授课外，班主任还要负责收集学生及其家长的核酸检测等情况，并填表上报，有的还要催促家长接种疫苗。
刘林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随着德育、美育、劳动教育、体育等教育要求的提高和“五项管理”“双减”等新任务的提出，多数中小学都出现了人不够用、在岗教师感到应接不暇的状况，更早来更晚走成为常态，许多教师特别班主任长期处于满负荷、超负荷状态，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教师压力越来越大。
民进中央也在提案中提及，“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课后服务导致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双减”政策还对教师专业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组织学生互助共学，开展分层指导；动态调节作业总量，差异分层布置作业，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开设各类兴趣课程等。而且，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减少，造成家长心理焦虑和恐慌，教师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对来自家长的疑问、焦虑和不解。
建议布置新任务要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换位思考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过重负担，刘林建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强化中小学教师工作量与岗位任务统筹协调机制，不仅要把住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入口关”，而且教育系统内部也要对布置给中小学的任务、事项再协调再优化，防止叠加效应。布置新任务要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换位思考，成为真正的“娘家人”。
民进中央也建议，应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增强执行的可操作性，明确教师的工作职责范围，明确禁止进校园活动的范围，明确学校拒绝非教学事务干扰的权利和保障制度；同时可以设立投诉专线、增设投诉网络平台模块，定期对市县党政机关、学校落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政策文件的相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另外，刘林指出，大中型城市中小学编制不足、人手紧张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行中小学人事编制标准是基于2001年的国家标准，2009年和2014年的小调整主要是面向乡镇县城，2019年的调整也是内部结构性微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编制标准落后于实际发展的状况，大中型城市中小学教师编制短缺成为相当普遍的问题。
因此他建议，应根据现阶段中小学教育发展实际和未来需要，重新核定中小学编制国家标准，地方根据核定后的标准，统筹本地事业单位编制指标，并运用员额制、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满足中小学用人需求，解决大中型城市中小学人手不足问题。
刘林还建议，可以加强中小学教育技术能力培养培训，提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能力，提升智慧教育知识素养，以科技赋能教育，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