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影迷，又恰好生活在杭州，那么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困扰：为什么杭州的影展数量如此之少，并且片单质量如此堪忧？为什么各家放映组织之间似乎总是硝烟弥漫，彼此恩怨不断，而好的电影放映活动屡屡沦为恶性竞争的炮灰？为什么一个影迷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城市，如今反而成了一个乌烟瘴气的是非之地，甚至闻名全国放映圈的举报之都？在我和身边常看电影的朋友聊了一圈之后，发现明白个中缘由的人并不在少数，可似乎从没有人把这一切都放到台面上来好好讲讲。因为大多数时候，影迷只需要享用电影在影院落地的果实，没有理由去关心放映活动背后的种种复杂矛盾。但事态发酵至今，杭州已然到了除院线片之外几乎无片可看的境地，我想大家如果有心，也一定想做要点什么。所以，就让我来捅破这层窗户纸，让大家看清这背后的丑恶真相，但相应地，我也需要大家的声援和帮助。请你扪心自问，如果你真的热爱电影，真的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让杭州的放映环境变得更好一些，就请耐心地看下去吧。
首先，杭州影展量少质次，是因为有关部门不鼓励开展这类活动吗？非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电影处领导曾在2021年巴西电影展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浙江作为电影大省，欢迎并包容更多元的电影佳作来浙江进行展映和交流。那么其次，是因为专业电影策展人的水平不行吗？也并非如此。杭州也曾有过深受影迷喜爱的高质量影展，比如阿基·考里斯马基回顾展、基耶斯洛夫斯基回顾展、维姆·文德斯回顾展等等。仅以单次影展作为比较的话，这些影展完全可以媲美北京、上海等地的类似活动，这是优秀的专业策展人、策展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出在哪里？这就要引出这篇文章所要声讨的主角了——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虽然杭州恶劣的放映环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归根结底都和这个协会摆脱不了干系。可以说这个组织就是罪魁祸首，是藏在幕布后面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在把杭州放映环境的搞得乌烟瘴气。
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于2017年成立，在设立之初，它的定位只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服务型组织，旨在为全省开展电影放映质量检测工作，为影院免费上门做好服务工作。然而，随着省委宣传部电影处权力的下放，本是边缘至极的协会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协会成员都没有编制，但他们做的却完全是党政机关在做的事情，可以说是手握体制内的权力，坐享体制外的自由。他们滥用职权，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却始终没什么人去监督和约束。就拿杭州的影展来说，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自从2020年底开始，几乎所有杭州影展的主视觉海报上都增加了醒目的“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字样。
如果说协会作为影展指导单位，能为促进影展办多办好服务，那协会涉足影展事务是实实在在惠及影迷的好事。但实际上，协会的人对电影本身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能力辨别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受众。他们在掌握影展的前置审批权后为所欲为，不仅经常私自压下影展申报材料不给批复，甚至对已经予以批复的影展都以莫须有的借口胡乱删改片单，一些原本策展思路清晰完整、兼具市场热度与学术价值的高质量影展都被协会裁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就拿今年4月杭州举办的两个日本电影展举例，其中由瞄电影平台主办、麻雀映画协办、博纳国际影城大悦城店承办的日本电影大师展，原先申报的十部片子只有五部最终获准放映。针对审片通过但依旧被剔除片单的片目，协会给出的说法是，杭州两年内已经举办过一个日本电影展，相同的影片不能重复放映。我查阅杭州过往的影展信息能够发现，杭州上一次办日本影展是在2020年底，距今已经超过两年，其中有《幻之光》《步履不停》《无人知晓》三部是枝裕和的影片都未能出现在在这次的影展当中。退一步说，即使时间没有超过两年，这个理由也显得荒唐可笑，我不能不为两年内才到杭州生活的影迷朋友无缘这些银幕佳作而感到痛心。
假若两年内不允许重复的规定是为了合理化配置放映资源与满足影迷多元观影需求，那么协会没有把两个内容相似的影展分散安排在4月的不同周末举行，罔顾许多深度影迷想all in所有不同影片的需求，人为导致两个影展之间无可避免的票房压力竞争，破坏办展机构与影迷共赢的局面，这就显得十分不可思议了。实际上，协会是在被有关方面施压批复博纳大悦城的日本电影展时，突然紧急报审了原本档期未定的CGV日本电影展，最后将两个日本电影展分别安排在4月15-16日与4月14-16日、22日举办。除了人为制造档期冲突外，协会一反先推送后开票的惯例，不允许任何主办方和影院提前预告推文、预热话题，一直到4月12日中午12点整才推送官宣影展内容，并于同一时间立刻开票，而此时距离影展开始仅剩两天时间。这些看起来完全违背一般市场规律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办展方没有足够时间去挖掘更广大的影迷受众，多部影片遇冷，不仅票房状况不佳，还致使影迷没有足够时间具体研究心仪的片目以及对应档期和影院地址，在混乱的抢票大战中手足无措，甚至一度无法搞清两个影展不同的周边领取规则。可以说，在这次影展中，协会成功地从中作梗、浑水摸鱼，一手打造出恶性竞争的局面，使得影迷和策展方两败俱伤，而自己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既打击了计划各方申报影展的积极性，也腾出空间为今后自己举办影展创造了便利。
在以往的影展审批当中，协会还巧立名目，用过其他花样繁多的借口直接挡回许多优秀影展的申报。除了上述两年内展映过的片目不能重复展映的规定，还有一个月只能办一个影展，一年内一个国别最多只能举办一个影展等等。协会经常向不同影院发出申报影展的邀请，并口头承诺给予报批，而在承诺的时间关口临近之时突然告知影展无法举办。星光影视受邀于今年年初起着手筹备的法国电影展，原本囊括了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著名导演戈达尔、布列松等拍摄的经典佳作，但经过近三个月完成所有流程并等待批复之后，星光的相关负责人被告知，协会已于年初举办过一个法国电影展，今年的法国影展审批指标已经用完。当初星光为了能够成功申报自己的法国电影展，而同意将协会主办的法国电影展先期落地自己的影院，怎料协会事后出尔反尔，重提一年一国别的规则，拒绝了星光的影展申报，让星光所有筹备工作在最后一刻付诸东流。另外，协会曾以一家影院一年只能举办一次影展为由，拒绝过一些影院的影展申报，但是光是在2022年，德国、法国、香港电影展与英国舞台影像展都放在百美汇百老汇影城举办，协会主办的万玛才旦电影展也放在百美汇影城（嘉里中心店）举办，对不同的影院差别对待。最荒唐的是，2022年大地影院集团举办的伊朗电影展，主办方早在年初就已提交申报，但直到11月协会才同意举办，并额外增加了严苛的申报条件，即要求主办方此后去伊朗再举办一个中国电影双边展。协会让大地集团自己去承担如此文化交流的重任显然十分不切实际，其本想以此令对方知难而退，达到回拒影展举办的目的，但为了影迷能够在银幕上一睹经典的伊朗电影，大地集团只得硬着头皮接受这样无厘头的条件，花费重金将常驻北京的伊朗文化参赞请来，邀请其在影展开幕式上致辞。在开幕式中，协会成员忙着与两国领导把酒言欢、邀功领赏，至于影院人员、策展方以及广大的影迷朋友则被关在门外，无法进场。而这场形式主义的开幕式除了成为协会揽功和自我标榜的舞台，还见证了不尊重伊斯兰习俗的荒唐一幕——中方领导们打开酒瓶与伊朗使馆人员共同庆祝影展开幕，却忘记了参赞夫人不能饮酒的习俗。在当时影院有限制上座比例的窘境下，这一无理要求只能让影院被迫做亏本买卖，挤占其在疫情中本就少得可怜的利润空间。能够作为照应的是，大地集团的策展部门因经营不善在今年年初被裁，全国又少了一个有能力举办优秀影展的影业公司。
放眼全国，影展的审批工作几乎都是由所在省市的电影局来完成的；而到了浙江，关于影展的生杀大权却被这个电影放映协会牢牢掌握，这本身就让人怀疑电影局（挂靠于省委宣传部）下放影展前置审批权给电影放映协会的合理性。但更令人发指的是，协会在掌握这样的权力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千方百计抢占其他影业公司与民间策展人辛苦策划影展的功劳，甚至给人一种协会才是浙江所有影展的主办方的错觉。查阅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可以发现，浙江省所有民间机构主办的影展都被冠以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之名。杭州2021年的芬兰、波兰、巴西电影展，以及2022年的意大利、德国、法国、香港、英国、伊朗电影展，协会完全没有参与策展和主要申办工作，做的至多是删减片单和审批的工作，然而在2022年伊朗电影展的开幕式上，协会秘书长叶锋却大言不惭，公开感谢他的同僚、副秘书长王晶一手操办了这些影展，实则将所有这一切影展成果据为协会所有。
协会并非不想自己主办影展，只是苦于没有策展能力，又想独吞影展果实，便通过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联盟，从上海零散地复制一些影展过来，并顺理成章地让自己挂上了主办方的名号。从2020年至今，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是9个影展的主办单位，1个影展的承办单位，超过半数是从上海复制过来的。
但此时举办影展尚不属于协会的经营范围，所以协会实际上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超范围经营。为了将这一业务合法合规化，协会于2023年2月申请变更了营业范围，增加了“中外艺术电影展映交流”等业务。这时的协会，不仅手握电影处下放的影展审批权，也坐实了电影展映的主办资质，彻底背离了最初服务行业和市场的性质，完全称得上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可以预见，今后所有其他非官方机构或者个人申报影展会变得更加艰难：协会如果借审批材料完整性之由，获取足够详细的策展信息细节，然后再找个理由拒绝其申报，改由协会自己去联系片方获取版权，就可以轻易窃取原主办方的策展成果，自己办成影展；而实际影展申报方只能无条件为协会让步，优秀电影策展机构和策展人只会对杭州望而却步，长此以往，杭州乃至浙江的影展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下坡路。毕竟一直以来，协会除了会复制几个上海的影展，跟在上海后面捡人家剩下的，自己又有什么独立策展能力呢？如果任由这样的局面发展，浙江省高喊建设电影大省的口号，是不是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呢？
协会领导最近召开内部会议时指示，举办影展可以为协会创收，要全力参与到当中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协会为什么一直以来积极插手影展事务，因为它不仅能让协会出尽风头，更是因为其中有利可图，协会只需坐享其成，便可名利双收。在今年的法国电影展上，协会作为主办方，居然以影展成本高昂为由，规定一本影展场刊需要四张不同场次的票根才能兑换，实际纸质却极差；而以往所有的影展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场刊免费领取，或者凭一张票根领取。影展上，所有其他周边都标价售卖，定价偏高并且种类数量不及上海先期举办的相同影展，而售卖周边提供的支付方式竟然是王晶的个人收款二维码，很难说这些钱最后都流入了谁的口袋。而在今年的阿根廷电影展上，协会则在影展海报上将平时与电影行业并无太多交集的西湖区委宣传部写为指导单位，为的便是那笔冠名费。
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的上述种种胡乱作为在全国任何其他省市地区都是闻所未闻，而杭州无法提供足够优质和丰富的影展，迫使许多嗷嗷待哺的杭州影迷只能将目光投向隔壁的上海甚至更远的苏州。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杭州影迷何尝不想节省前往外地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在家门口看想看的电影？还有许多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暇跨省观影的影迷怨声载道，在破圈放映（原文艺没有圈，一个民间放映组织）群里质疑，询问杭州影展水平不如外地是否是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的失职所致。然而协会副秘书长王晶避重就轻，只是敷衍回应道，“各个城市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管理办法，城市基础也不同，不能同向对比的。”然而事实是，尽管这次两个日本电影展档期严重冲突，让部分影迷无暇分身两边都看，但部分影片的市场反响依旧火爆：以《切腹》为例，两个影展都放了这部影片，本以为最能引发恶性竞争，但博纳大悦城的场次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便将近400个座位全部售罄，而CGV场次250个座位的影厅最终上座率也有七成左右。这件事情应该最能说明杭州肥沃的影迷群体基础和优良的艺术电影观影氛围，纵观全国这都是不多见的。协会既然表示不同城市的管理办法不同，那么就应该因地制宜，用更积极的管理方式去促进电影展映市场良性发展，为影迷奉献更多更好的艺术电影，而不是以一己之力打造了如今杭州影展文化沙漠的城市特色。百老汇、卢米埃、CGV等院线每年在全国巡展多个不同国别的影展，但大多无缘杭州，而杭州自己的影展仅能勉强维持“月月有影展”的局面，而且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屡屡被影迷吐槽。从今年前三个月杭州的影展举办情况来看便足够说明问题：1月的法国电影展宣传不力，上座率不高，且字幕机显示严重错漏（最初这些片子在上海放映时字幕就有过相同的问题，结果一个多月后在杭州放映时依旧没有调试好）；2月的荷兰电影展和3月的阿根廷电影展更是因为片单很不理想，票房惨淡，影迷反响寥寥，以致让协会下不来台面，原定出席的阿根廷电影展开幕式也被临时取消；4月杭州终于迎来了本年度的两个高水平影展，结果一手好牌却被协会打得稀烂。如果协会能够松开他们卡住影展审批的手，并且不以裁判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扰乱影展市场秩序，让各路专业策展机构和人士在杭州大展拳脚，让所有影展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同台竞争，杭州完全可以依靠市场的筛选，以影迷口碑为导向，将影展举办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拔高，真正做到“月月有高质量影展”，甚至“周周有影展”。到那时杭州影迷也不必再舍近求远，艳羡外地的丰富影展，而要轮到外地的影迷来羡慕杭州的影展，来到杭州使我们的影展市场更加繁荣。
这个横行霸道、令人匪夷所思的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涉足影展有关事务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叶锋，一个叫王晶，我们已经提过他们的名字。从公开资料中查询可知，叶锋，曾任衢州三新农村数字电影公司总经理、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总经理助理，自2017年6月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成立起，历任常务副秘书长和执行秘书长，2022年6月协会换届至今担任协会秘书长。作为电影放映协会的秘书长，理应以身作则，遵守电影放映的法律法规，并为产业繁荣尽心尽力。但是在今年4月2日，麻雀映画在橙天嘉禾影城（来福士广场店）组织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辑部》）观影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却“微服私访”，鬼鬼祟祟出现在影院检票口，假装成一位看热闹的路人，在没有报名活动的情况下顺手拿走了一张麻雀观影集点卡。随后他临时买了一张6号厅的票，却偷偷窜进《编辑部》放映所在的4号厅，观看了整场映后，这种卑劣的窜厅行为本应该被禁止。在这场活动结束后，叶锋告知影院，在映后环节播放无“龙标”的导演特辑（短片）属于违规行为，扬言要取缔影院的协会理事单位资格，这直接导致麻雀映画随后的第二场《编辑部》放映活动的映后环节被迫取消。然而，叶锋在咬定影院违规之前，并没有去放映室查明情况，并列出违反的具体法律或规定。本来，30分钟以内的短片本身不具备公映资格，没有“龙标”这一说；而且对影院放映的检查向来只针对放映机播放DCP，杭州有其他观影组织会在映后环节用电脑投屏播放一些导演录制的短片，从来没有看到过协会说这是违规的，不能放映。
另外，2022 年10 月，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中标衢州市“喜迎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报价578500 元。查询中标公告发现，三家供应商应标，在符合性审查时其中一家经评审不符合要求退出竞标后仅剩两家供应竞标，却未依据《政府采购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予以废标，而坚持开标。作为衢州人的叶锋，其担任秘书长的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中标，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标坚持开完？
前文提到的，叶锋吹捧的副秘书长王晶，则在影展的具体事务上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王晶的主要相关履历参见图6，其在身兼协会下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和至人文化总经理时，浙江省开始大量出现由这两家单位分别主办和承办的影展,这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
根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放映技术专业初、中级职称评审要求，浙江省范围的这类职称由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考察其专业能力，并收集材料统一报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评审。而从公示结果来看，2021年协会执行秘书长叶锋被评为助理工程师（初级职称）时，通过率超过95%,；2022年协会副秘书长王晶被评为工程师（中级职称）时，通过率则超过97%。如此高的过审率，让协会给自己成员申报职称变成了实质上的自报自评。在2021年度的职称申报资格省级初审结果公示结束后，协会甚至偷偷加上未经公示的叶锋等两位协会核心成员的申报材料报送终审，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在终审环节通过了他们的职称申报。而从王晶的履历来看，她唯一擅长做的便是将省内所有机构举办的艺术电影展都冠以协会之名报批，并借机抢占功劳，很难想象其还具备电影放映工程师的专业能力。另外，虽然王晶才刚评上中级职称，但据悉其月薪已超2万，这个薪资水平已经超越体制内大部分高工（处级），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以权谋私来给自己刷资质、涨工资？
最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21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相关工作，将行业协会商会服务事项作为行政行为前置条件，以及赋予行业协会商会推荐权、建议权、监督权等，均应实施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应合理安排支出，保障相关工作正常开展。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行政机关委托或授权的事项，以及相关办事流程、审查标准、办理时限、行政机关拨付经费情况等，严禁向市场主体违规收取费用”，我想提出以下疑问：
1.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的管理是否建立制度，是否规范，是否符合内控管理要求？
2.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主要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层，薪酬变更是否经过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表决同意，是否向业务主管部门省委宣传部报备并同意？
3.目前电影放映协会已经变相拥有影展前置审批权，协会自身业务范围又涉及举办中外影展，如此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是否有失公允？
4.假如省委宣传部的本意仅仅是将影展申报材料的前置审核环节下放电影放映协会，其是否实施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5.权力下放已经实质上造成了浙江电影市场的不良竞争，省委宣传部对电影放映协会的监管是否失序？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影展审批全部流程都由地方电影局自己完成，如果浙江省将影展前置审批权放在协会确需必要，是否可以提高公开透明度，将申报影展情况向社会公示？
这一封漫长的公开信到这里便算是结束了，感谢你看到最后，相信此时的你一定也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你可以在各个平台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热爱电影的朋友看到，让他们也来为杭州电影声援。这里还有几个具体的反馈渠道我也可以一并给到大家，一是向12345热线实名反映情况，二是向“浙里办”发送文字建议，三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浙江宣传”下面积极留言。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只要建言献策的影迷足够多，官方一定会看到并回应我们的诉求，并肩负起“电影大省”的担当，推动浙江电影市场持续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