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中产家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可能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01

有一段时间，我住的这个楼在修补外墙，以及清洗玻璃。

某日，我家朝南的落地大窗户外，出现了两个挂着桶的“蜘蛛人”。他们身形精干，黝黑结实。我打开窗户，递了两瓶装矿泉水。一个小伙子，微微一笑，唇红齿白。这种笑容挂在半空中，很有明星范儿，让人印象美好。

转天，他们到了我家南面的阳台边，是三个人，我听着他们挂在那儿聊天。年纪大点的一个员工说，有别的公司拉他们去，一天600块，比这个公司多100块钱，福利也更好。

又过了一天，我到地下车库开车。在车库入口，有个小伙子坐在长椅上抽烟。晚春的南方天气里，他光着膀子，一身薄薄的油汗，肌肉线条分明。旁边是一堆沙子，一根扁担和两个篷布兜子。肯定是哪一家正在装修，他得把卸在路边的一卡车沙子，一担一担挑上楼。显然他挑过一阵子了。这时是上午9:30，我11:30回到原地，沙子已经快挑完了。

这一上午的孤独劳动，让小伙子饱满的一身肌肉，明显变得干瘪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短时间的强体力劳动，能让一个人这样起变化。

再过了一两天，装修垃圾堆放处，看到一部载重2.5吨的卡车。一个中年司机，正往车上搬运废旧板材、石材、钢筋什么的，哐哐哐声音极响。换成以前，司机是另有装卸工跟车的。

可以想象，为了多赚些钱，司机把装卸活儿也兼了起来。我在院子里绕圈子跑了一小时，哐哐哐的声音一直没有停。

不久后，我在小区不远处道路上，看到一群工人正在开挖电缆沟什么的，这群工人都在50岁上下。两三天里我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干活，沟里有一两个人在挖，三四个人是坐着喝水抽烟，他们轮流挖。

然后有一天，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附近干活的工人忽然多了起来？接着，又给了自己一个答案：我感到身边的工人无处不在，是从那天给“蜘蛛人”递上矿泉水开始的，是从旁听他们在我家阳台边聊天开始的。

工人并没有变多，是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打一个不恰当的心理学比喻，为什么一个男人上街，某天忽然他觉得，到处都能看到孕妇了？那是因为他的老婆怀孕了。

因为我跟工人有了一点近距离的接触了解，才对他们更关注了。

302

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在竞选时经常回忆，“我从小在商店工作”“我在印度餐馆当服务员……”但后来被人揭出老底，他在21岁时曾向人暗示，自己“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这个身价数亿的富翁首相，努力表达他对劳动者的熟稔，显然有政治目的。不过，扪心自问，我身为城市普通白领，有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似乎也没有。

拿这个问题，向我上班的丫头和闺蜜提问，她们认真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没有。她们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其实，很多城市中产家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可能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当然，你一定要说，电脑程序员和银行柜员就是工人阶级，那也是对的。只是，我这里讲的工人阶级朋友，是指纯粹靠原始体力吃饭的底层劳动者。

我的印象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界限，似乎并没有划得这么清晰。虽然那时候，一直强调消灭“三大差别”，但心理界限并不是那么像今天这样。今天的现状，是虽有清晰的政治正确，嘴里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是鄙视的。

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在南方的城市，家家户户如果打制家具，基本上是备好木料，请木匠上门现做的。在长达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城里孩子与农村来的技术工人，有建立深厚友情的机会。当然，大人之间有一点界限，但是跟木匠也有比较友好深入的交流，也并不禁止孩子与木匠的生活讨论。

我们家曾经两三次打制家具。我小时候，对木匠的工具，以及家具的制作过程非常熟悉，木匠甚至会让孩子比划使用一下工具。比如木匠师傅就告诉我说，制作板凳是木匠学徒的基本功。小木匠“出师”之前，必须完成一只小板凳。这个四脚板凳如果结实完美，经得起师傅的挑剔，就能够“出师”了。

我在读高中时，附近有一片建筑工地。班上有一个学霸，带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民工。

这个民工是个退伍战士，曾经是一名侦察兵。他经常拿出一个笔记本，按照上面画的招式，教我们打侦察兵“捕俘拳”。他还会吹笛子，每次拿起笛子来，就问我和同学，要听伤心的呢，还是听高兴的？他不用曲谱，随口就能吹奏，我估计是他自己即兴谱曲。

那个时候，也有对农民工的歧视。当地百姓不叫他们民工，而叫他们“老民工”，再年轻也叫“老民工”，其中当然有贬义。但我们很年轻就有机会明白，不能那么平面地小瞧“老民工”，不能这么看待这些外表粗糙肮脏的工人。

现在在城市，因为城市管理的需要，建筑工地都用围墙隔离了。建筑工人都住在围墙内、板房内，实际上跟本地居民是有很深隔膜的，更难融入当地的生活。

03

从前，从体力劳动者转成办公室白领，难度也大也不大。

我在银行上班时，对桌的阿姨原先是码头装卸工。当年，只要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只要你基本素质跟得上，人员是可以调动交流的。体力工作与白领的鸿沟，不是不可跨越。我还是从这个阿姨那儿才知道，装卸工是45岁就可以退休的。

顺便一说，现在职场上，再也不会有后辈称前辈为阿姨叔叔了。现在人都喜欢年轻，所以无论年纪再大也是称哥呀姐呀的。不过这个规矩，在体力劳动者那边，应该不会改变。你年纪大了，体力不行，后辈叫你叔叫你爷，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能说，白领年轻人很鸡贼。

随着技术革命的爆发，劳动的定义在发生变化，很多劳动会被AI替代。当然，操纵AI也算是一种劳动。但无论怎么说，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建筑业、室内装修业，很多体力劳动岗位，在肉眼可见的将来，是无法替代的。

过于细致的分工，使劳动更枯燥。过于讲效率，也使劳动更无聊。像旧时代那样，体力劳动者中的全才，越来越少了。

比如，从前的木匠师傅，胶水要自己熬，木匠甚至要身兼油漆匠。我妹夫、二舅都当过木匠，所谓心灵手巧是一个具象的词儿。像我妹夫，曾经当过4年木匠，当年家里的电热水器，都是自己做的。我二舅是国营大厂里的八级木工，更是无所不能，从小孩的鞋子，到家里使用的煤油炉，到整个房屋的装修，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完成的。

我记得，福建三明当年有一个农民，甚至制作了一架飞机，飞了几百米远。如今在民间，劳动者中这种大师级巧匠，确实是少了。

所有的劳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完全实现。其结果就是，手巧的普通劳动者，不怎么被重视了。更不要说，那些单纯靠力气吃饭的劳动者。

这几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快递小哥似乎被人关心了一点。但有多少人知道，支撑快递小哥的后台工人，劳动量有多么残酷。

前两天读了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在物流公司分拣组里，当过“倒包员”。每天夜班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4天。晚上9点之前吃晚饭，到第二天清晨7点后才能吃早饭。他进去的头一个月，体重就掉了十几斤。他的一个同伴，在三个月内，体重从一百八十几斤掉到一百三十几斤。

再认真回答一下，我究竟算不算有“工人阶级的朋友"。因为在前文，我谨慎讲了“似乎没有”，这是有原因的。

25年前，我在这个城市的第一套房子，是两个姓苏的木匠装修的。他们是叔侄俩，从水电工、泥水工，到木制家具，都由他们包了。当然，泥水工是他们找来的。那个年纪轻的小苏，有点耳聋，但手艺巧。此后20余年，我们家的修修补补，还是叫小苏来家里。

因为他的听力问题，每次给他打电话联系，都特别费劲，但他做事靠谱啊。每次他都不肯收钱，但我是毛估着给工钱，200块钱的活儿，给500块钱。他今年大概有50岁了吧，他们这一群木匠，已经无法再接零工的活儿，而是在各家装修公司之间游走。

我和他这种关系，究竟算不算朋友？我确实没有把握，也许只能算是一种良好的雇佣关系。

我们虽然年年过劳动节，但很多人对体力劳动是鄙视的。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是人类良心的起点啊。不然，我们过什么五一劳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