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越来越狭窄的行动空间、充斥暴力的舆论环境和运动本身的情绪化，行动者的自我定位何在？没有人能对整个运动负责，也没有人能对运动中其他人的言行负责。在这个前提下，承认运动当下的困难，行动者所寻求的永远是建设性。
从4月底开始，史航被曝性骚扰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持续了十余天。当“米兔”运动进入第六年，在政府持续加剧的压制和围剿之下仍能够制造这样的声势，是中国女权运动骄傲的成就，尽管这种声势的形态，可能和运动参与者曾经的预期有所不同。本文系对一次内部圆桌讨论的汇编，从女权者的角度，以支持“米兔”为前提，就“史航事件”探讨中国女权运动的当下形势及其发展与适应性的策略。
中国式“取消”：对制度失望之后的舆论策略
在关注者的呼吁下，多家机构发布声明取消与和史航的合作。这让人想起美国的“取消文化”，但在中国，此前常见的只是以女性为主要消费者的商业公司回应她们的抵制，机构因性骚扰指控而公开和某名人切割，并且有这样的规模，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女权的强大。在一个充满了审查和压迫的环境中，女权者仍然能就性骚扰问题快速形成广泛共识，并将其带向整个社会，因此才能对那些机构形成足够压力。但前提是，这仍然是一个不稳定、内部充满矛盾，并且随时可能关闭的空间。女权的力量只有在针对非政府性的机构时才能发挥，并且只在这些机构没有得到审查或者其他来自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保护的前提下。
人们已经对制度失望和放弃。体现在“史航事件”中，人们自觉且共识地回避了法律性的解决途径，并且将不寻求法律救济的选择集体正当化。这肯定不是“米兔”当初的方向。2018年年初中国“米兔”从高校兴起，以在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为最初的诉求，而机制改革在近两年几乎不再被提及。从2018年到2020年，弦子为了让法律给一个示范性的公正而就朱军性骚扰漫长搏斗。而今诸多教训，包括“铁链女事件”和“唐山打人”事件中问责的无力，以及一些重要“米兔”案诉讼的失败，让人们意识到制度性改革无望，以及法律救济并非为女性而设。
女性从寻求法律解决，到意识到法律并不能可靠地保护，甚至意味着对女性维权的进一步施暴和惩罚，只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有些人，如史航的揭发者，完全拒绝诉诸法律；另一些人会投诉或报警，但同时寻求舆论支持以保障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回应。而支持者们甚至会保护性地阻止女性尝试法律维权，甚至，不主张女性诉诸法律，已经成了当今支持“米兔”的标准之一。
社会运动曾经希望通过体制外施压最终促进体制内解决，而今天只寄希望于基于体制外和诉诸舆论的诉求，目标只有让施暴者道歉、“社死”。然而，只有政府的封杀可以让人真正“社死”，女权者没有这样的能力。胜诉的邓飞重新活跃，宣称要自首的雷闯一直都在逃避和试图回归。他们的同盟从没有真的放弃他们。施暴者坐拥的男权资本仍在，只是暂时蛰伏。发动舆论“取消”他们作为唯一的惩戒手段，也只是一时的胜利。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怕行差踏错，成为网暴对象的年代，不管是受暴者、施暴者，还是曾经和施暴者有瓜葛的人和机构。机构的脆弱性在于，它们经常负担着政府所规定的“道德”和维稳责任，因此绝对不想成为负面舆论的焦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与史航的切割是一种退出风暴漩涡的策略，保全名誉的同时也不被政府所归咎。
“史航事件”的持续发酵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方面，它起源于“一页”创始人被曝性侵员工未遂所引发的一场针对行业的“即兴愤怒”，有文艺青年的关注和一些媒体人的推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性骚扰的性质没有强奸恶劣，史航的身份也不具有任何敏感性，令就这一事件的讨论能够幸存于审查。但讨论的影响力并没能扩散到后续曝光的其他事件，或者其他更主流的行业。同时这一切也随时可能迅速地结束，因为没有人知道警察是否、何时会介入。
这不是将一切归因于巧合。每个行业都有一堆性骚扰者早已在女性的黑名单上，被人们悄声议论“为何还没被‘米兔’”。此时此刻史航成为了一个突破点。一定还有女性在努力曝光其他事件，只是没能成为网络爆点。女权运动正在越来越只由个案的爆发所推动。一起事件爆发，人们因愤怒而虚拟地聚集，之后关注渐渐消退，等待下一起事件发生。在这种模式下，运动根本谈不上策略化。无论事件本身的结果是正或负，过程中都不存在组织性的倡导，也没有强有力的集体诉求被提出。
女权者的愤怒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被允许存在，尽管越来越逼近临界点。愤怒在网络上可能产生突破性的影响，但把愤怒引向制度性的改变和问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比如有人就“史航事件”组织小型讨论活动，即使参与者只有几十人，被警察追踪和惩罚的风险也远远大于在网上发言。因为组织活动意味着为运动建立动员结构，促进有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的诞生。仅有散漫的网络舆论并构不成威胁。在社交媒体时代，线上的涌动不通往线下的变革，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 “奇观”。
“小作文”：网暴时代的受害者叙事模式
今日“米兔”靠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述推动。反女权的人戏谑、轻蔑地称这种形式为“写小作文”，以此否认受害者的主体性，剥夺她们的表达。到了“史航事件”，当事人之一直接宣称自己的文章就是一篇“标准的小作文”。这篇檄文在微博和朋友圈都极具情感号召力，尽管也有人认为它过度修辞。
受害者的表达方式并不影响女权者对事件本身的判断。但文本还是透视了“米兔”运动的现状：控诉的模式化以及越来越依靠情感动员而非事实来锚定正当性。
从2018年开始，“米兔”受害者的写作就高度类型化，这是网络舆论和受害者双向选择的结果。例如房思琪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文学形象，被诸多受害者在控诉时用以自我诠释。尽管房思琪的未成年并不能准确对应大部分“米兔”发声者的年龄，但她在通俗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一个充斥强奸文化的社会，如何迫使受害者内化痛苦以生存。房思琪弱小无辜的“完美受害者”故事为受害者提供了一种最方便、最具解释性，且具有情感动员效果的语言。
“米兔”早年的文本朴素，但那时受害者们已经明显地通过相互学习和观察舆论反应而培养“网感”，学习讲述一种能被大众接受，又避免自己遭到反噬的故事。在今天更恶劣的网络环境下，受害者的“小作文”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是千锤百炼，诞生过程中可能就经过了很多双眼睛的预审。
国家主义者发明了这么一句话：“抛开事实不谈”——事实已经不重要，立场才重要。在网络暴力的时代，胜利靠拉人站队，谁能够更早、更强地锚定和动员大众的情绪，谁就能锁定胜局。女权者也被迫抛开事实——并不是受害者不掌握事实或者证据不足，而是她们意识到，呈现和聚焦事实并不会带来传播的优势而是相反。如果她们真的做了大量呈现事实的工作，其结果可能反而不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一个女性和受害者会被极度审视的环境中，暴露事实意味着提供被细节质疑的入口，并且令受害者陷入无限自证的困局。通过拒绝解释事实，转而诉诸情感，今日“米兔”在一个对受害者极度恶劣的环境里建立了广泛的舆论。
网暴屠戮女性的案例已经太多，而且今天的受害者也极度恐惧遭到反诉，因此当她们上网，不得不万分谨慎。女权者期待一个“米兔”引领者——不仅是受害者，还能以个人身份和公众直接交流，并从而以个人经验强有力地象征这个运动。放下受害者常有的纠结痛苦，以“复仇者”和“女战士”的姿态站出来，顺应了当下情感充沛亟需寄托的女权社群的期待。
完全基于公开社交媒体活动的女权者本来就擅长“小作文”——诉诸女性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的表达。虽然女权网络化的直接原因是公共空间的逼仄，并因此有许多局限，但网络女权做着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将女性的日常经验与女权话语联系起来，以此赋权女性并加强女性同盟。在网上，女权者发展出一套可以让她们迅速相互辨认和集结的内部话语。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场网络性别战争，女权者能够诉诸的唯一武器，就是社交媒体上的集体攻击。
情感动员的危机首先是另一方尤其是男权一方可能通过更暗黑的操作扭转局面，如朱军借助其网络代理人反转一些人对弦子的支持。当“米兔”变成“小作文”竞争，意味着发声者每一步都行走在被舆论抛弃和吞噬的边缘。从群体来说，在网络性别战争中女性从来难占上风。男权者对女权者的网暴更具毁灭性。女权者在暂时的胜利之后可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男权-威权主义所营造的暴力环境，限定了女权运动的边界，也深刻地影响了社群内部的思想。在运动如此脆弱的今天，人们不能也不允许再增加运动自身的问题。开放对复杂性的讨论就意味着将弱点暴露给“敌人”。能实行的只有模式化的和符合黑白好恶的论述，人们没有办法去拥抱真实且矛盾的女性形象。
对女权主义的忠诚也让人们自觉不去批评站出来发声的女权者，即使这意味着不关注事实和对情绪无限的肯定、利用和放大。不关注事实，意味着也不能充分讨论女权被选择性或是过度利用的现象，包括“米兔”中曾出现的个别不实指控。
性骚扰是基于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主观感受，女权者要给予受害者最大支持，这都是无疑的公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者的感受不需要被包容地确认，她们的阐述不能被讨论。有些人有贞操思想，有些受害者可能与施暴者有利益纠缠，这都是确实存在的。女权者说“没有完美受害者”，然而为了在性别战争中占上风，还是不得不或主动或者被动地塑造着完美受害者。在这个过程里面，女权主义关于性和性骚扰的思辨可能被简化。
换一个角度则是，“米兔”和反性骚扰话语的建构让许多女性有机会命名她们的遭遇，但同时她们也被局限，只有借用反性骚扰的模板才能表达自己对两性关系不平等的不满。
女性一直都在职场被性化，被贬损和被剥削。一个年轻女性进入一个行业，却不被尊重职业身份，不被承认专业性，而是被视为猎物和资源。而她必须接受，和权力结构互动——所谓“混圈”，才能在职场生存。这就是当下许多行业的普遍生态。但即使性和性别的不平等始终和普遍，受暴者却只能描述和归因某个暴力发生的特殊节点，并且套用一个懵懂的未成年女孩的故事，才能成功控诉。
性别结构导致女性经常带着脆弱和潜在受剥削者的状态进入性关系，就这种状态，“同意”作为标准本身是失准的。“米兔”的主张是，在权势之下即使看似合意的关系也可能是性暴力。但女性控诉还是得使用一套能经受住男权审问的语言，强调施暴和反抗；否则就会被归于情感纠纷或“潜规则”，变成暧昧的私人问题。公共舆论不能帮女性惩罚“渣男”，女性体验到的太多不公难以名状和无法救济。为了避免在舆论战中惨败，女性不能承认自己有欲望或私心，只能借助这个社会已有的程序，标签化自己的经历。女权者也被迫接受现实，即复杂的讨论已经越发不可能。
为运动寻求议程、结构和对话
女权者试图通过抵制以惩戒史航，给男性名人再次设置行为红线，让他们意识到女权不可触犯。这是必要的，但各行业中生产性暴力的权力结构仍在。面对越来越狭窄的行动空间、充斥暴力的舆论环境和运动本身的情绪化，行动者的自我定位何在？没有人能对整个运动负责，也没有人能对运动中其他人的言行负责。在这个前提下，承认运动当下的困难，行动者所寻求的永远是建设性。
今天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新的女权账号涌现，人们并不相识也无法保持一致。在去中心化的运动中，行动者仍然可以在机会窗口打开之时设置行动性议程，努力将针对史航个人的愤怒转化为公共性的讨论和社会层面的行动，即使只停留在网络上。哪怕是小规模的讨论和行动练习，也是在为运动建立可持续的动员结构。
当舆论退潮，运动进入平淡期，恰恰是人们更有精力、更渴望思考的时候。性别战争中集体对外的“进攻”掩盖了女权社群内在的不信任和潜在的暴力。社群内缺少安全空间，人们因害怕冲突而难以展开深入对话。建设公共空间需要都有在思维上走出安全区的意愿，从而一起提升在冲突和压力中发展思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