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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上广深谈农民工，他们是“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而在安徽谈农民工，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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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暮年
2023.5.27 南京
我叫仇凤仙，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我关注的是农村社会学和农村流动人口。
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当我们在北上广深谈农民工，他们往往只是被称作“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而在安徽谈农民工问题，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或者是熟悉的邻居。
当我从乡村走出来，而今又回到乡村的时候，当年最早外出流动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走入暮年。所以从2015年起，我开始重点关注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问题。
通常在学术意义上，第一代农民工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并且在8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这一部分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经历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几乎同步，换句话说，他们见证了我们国家社会改革的历史。
谈到第一代农民工，一个关键词就是户籍制度。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正是这个制度第一次把人口分为城和乡两个管理区域。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且这个制度的发展应该说是造成今天城乡分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都依附在户籍之上，也就造成了一系列流动人口问题。
1978年后，改革开放开始，农村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土地承包制度。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一些释放和自由，有了些许的流动权利。私营企业发展也使得城市有了用工需求，于是农民就有了一定机会和空间进入城市。
当我开始系统关注第一代农民工，首先是和我最熟悉的父亲、兄弟姐妹和邻里聊他们的现状和未来。紧接着我开始在城市里主动寻找第一代农民工，在马路上，在工厂里，在路边的小饭店……只要遇见他们，我就会上去和他们聊一聊。
在反复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有三句话最典型，实质上反映了身处暮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历程中的最大诉求和最大问题：
年纪大了，我往哪里去？
一旦生病，我的将来靠谁？
不能打工了，我将来怎么办？
围绕这三句话，我访谈了200多位农民工，并设计了一套含有70个问题的问卷，发放2500份。在整理质性资料和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和生命过程就像在暗房里洗胶片一样慢慢地清晰起来。
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多集中在46到50岁，占比43.2%。访谈对象里年龄最大的农民工72岁，从事护理工作；还有一位72岁的阿姨在从事小区保洁工作。
他们的务工生命历程非常长，在外务工21年以上的占到了41.2%。
那么第一代农民工当初为什么要出去？像我们的访谈对象周大哥，58岁，家里有6口人，只有5亩田，年年种田，年年欠债，没有任何其他收入，“不出去，真是穷死了”。
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干了三年之后，学会了瓦工活，工资从每天5元、7元、12元涨到了每天30元，比在家里面种地强太多了。199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是每月200块钱左右，在外务工的他有约500块钱的收入。
在巨大的经济对比之下，农民工开始大量向外流动，进入城市寻求生计机会，这就形成了1988年的民工潮，百万移民下珠江。
▲ 民工潮｜图源网络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的管理压力和秩序问题。所以1989年国务院会同民政部、公安部，出台了各项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城流动的相关政策，严禁农民盲目流动。（相关政策：《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进一步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
因此，外出获得生计支持的门又慢慢地关上，农民收入直线下降。当时的农民工刚刚在外面有了改善自身生活、提升家庭生活质量的希望，又开始变得渺茫。
到了1992年，农民的收入已经很低，增速也非常低，国家为了提升农民收入，又开始把进入城市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一点，“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农民对生计需求强烈，只要有一丝的光线，有一丝的缝隙，他们就会向外走。这就造成了1993年、1994年连续的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大潮。
到9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股份制改革带来了大量下岗。为保障下岗和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从国家到城市层面又开始关上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很多地方政府通过了招工只招本市户籍的政策，令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几乎无立足之地，他们只能停留在城市最边缘的市场中最低的工作岗位。
在我的调研过程中，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也明显体现了这点，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建筑工地，有些建筑工地上有90% 都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有的做餐厅服务员、保安、个体户，在工厂里做技术工人的农民工占到18.9%。
在城市的挤压之下，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道路和生计机会非常坎坷。
我在合肥人才市场遇到了62岁的李大哥，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当时他一脸愁苦和落寞。因为他年龄大了，很多企业都不要他，他挤不上去，就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别人。
我问他，现在的工作怎么样，难不难找？他一肚子的苦水，尤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人老了不值钱”。
现在找工作和年轻时候找工作一样难！我们那个时候出去打工，那不是你说出去就能出去的，你找不到门路，没有人带出去，那你也不敢出去。在城里面找不到活，也没有住的地方，那只能在人家屋檐下，桥洞里面住，自己带被子，有被子盖能将就一下，但熬不了多长时间。找不到活还得贴钱，跑一圈再回来。
——李大哥，62岁
没有工作机会，他们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像一块橡皮泥一样不停地被城市挤压。他们的生计机会断断续续，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农民工就马上回家。城市感冒，农民工先吃药。
在30年的流动过程中，城市给他们的除了一身伤病之外，可能没有更多的记忆。
在学术界关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之前，媒体就开始关注了。2009年，《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了万州矽肺工人的维权之路，他们在维权的路上逐一死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一直在反复地看。同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些报道都激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极大关注，也冲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底线。
▲ 来源：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
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他们的健康问题虽然不具有尘肺病人的典型性，但是更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
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能够看到“弱势累积”的形成过程。像何大哥今年才55岁，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头发花白、腰半弓着，在家里的小菜地里面，拿着铁耙子在耙拉着地，因为他已经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干太多体力活。
我是90年代初到广东打工的，在路边扛大包，帮人卸货扛到公司去，一个大包有100多斤，扛一个给10块钱。有次我没准备好，车上人就把大包递给我，我的腰当时就闪了，疼得汗珠都下来了，还是咬牙把大包扛到仓库去了。那个时候哪里有钱去医院看啊，就是抹点药。从那以后腰就使不上劲了。年龄越大，疼得就越厉害，你看我现在腰都直不起来，走路总弓着腰，就是那个时候给压坏的。现在胳膊也疼，不能抬太高，去医院看过一次，说是肌肉劳损，都是干活干的啊。
——何大哥，55岁
扛一个100多斤的大包只给10块钱。为了多挣钱他要尽可能多地扛大包，在工作中扭伤了腰，没有及时治疗。由于一直从事高损耗性的重体力工作，他的胳膊长期疼痛，不能抬太高或提重物。
他去医院看，医生给开的“良方”就是休息，不要干活。但是作为农民工，他有休息的权利吗？没有，只能继续强撑病体干活。
另一位张大哥57岁，他从事的是和尘肺病高度相关的水泥搅拌和搬运工作。
我是96年跟着人去上海浦东干活，一天就10元钱，干的活又重，一个月能挣300元钱就是好的。家里处处都要钱，钱不够花啊。年轻时候仗着身体好，拼命加班，白天活结束后，晚上有活就干，比白天挣钱多些。天天挥着铲子，胳膊都肿了；天天被水泥呛着，咳嗽，也没管。现在就落下这个肺气肿毛病，喘得厉害，右胳膊也不能提重东西。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干了，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
——张大哥，57岁
用他的话说，年轻的时候仗着自己身体好，只要有挣钱的机会绝不放过，白天活干完了，晚上有活继续干。因为晚上算加班，给的钱可能多个三五块，那已经是很好的机会了。
年轻时这样拼命，年老后给他留下的是哮喘。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弯着腰，走两步就停下来喘。虽然他还达不到尘肺病的职业病认定标准，但也几乎失去了继续劳动的能力。
我的问卷里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体检过？有64.8%的第一代农民工回答“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体检”。我再问，你生病后在务工地看过几次病？63.4%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在务工所在地看过一次病，没有获得及时而有效的医疗待遇。
没有去看病，那你怎么处理的？最多的就是“能忍则忍，自己买药处理”，占到了58.5%，比如腰受伤了，自己去买膏药贴一贴，躺一躺。去正规大医院看病的仅占11.9%，还有一部分选择回家看病。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三高一低”的工作性质造成的慢性的弱势累积，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医疗服务的不可及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杜大哥说出了一个缘由，我听他说这些话时特别心酸：
我们基本上有点伤痛都不回家，回家麻烦、耽误挣钱，来回坐车远还要花钱。就在工地那边的乡村医院，小诊所，镇上的，没有去过县级医院。不敢去外面的大医院看。那大医院一进去就心慌，俺不是怕什么大病，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我就怕自己挣的这一点钱都要扔在医院里面。
——杜大哥，55岁
而项大姐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另外一个辛酸之处，她就请了一天假去看病，等她回来的时候，有人顶上来，人家不要她了。他们敢请假去看几天病吗？回来很可能就没有工作了。
有的病不是当时要命的，我也不看，我一直拖到年底回家才看，中间要回家看病不仅要来回车费还耽误干活，俺们农村人耽误不起。一般情况下不敢请病假，有回请了一天假去看病，等我回去干活的时候，人家就不要我了。说是，有人顶上来了，唉……
——项大姐，64岁
我们再说说和钱相关的，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新农合是属地化报销和管理，这是跟户籍制度挂钩的；而农民工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务工，所以这样一种高流动性和属地化、固定化的管理，就产生了高度的相悖。
周大哥正是因为不敢到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病，在小诊所里受到不正规的治疗，耽误了病情，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赶到大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告诉他，你得了红斑狼疮，赶紧回家把家里东西拆伙拆伙，能卖的东西先卖一部分，在家里治病，在这里你看不起。
我得这个病已经有10来年了，现在肾脏也不太好，我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治疗一次。只能在省内治，省内报销率约为50%。要是去大城市看病，只能报销20% – 30%的费用，那看不起啊。费用还都靠孩子们凑钱了，要不只能等死了。
——周大哥，64岁
从安徽省宿州市新农合政策报销的政策规定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两个关键数据，一是住院的起付线，从乡镇、县、市，到省和省外的起付线标准是呈上升趋势的。另一个数据是报销比例，你越向外走，报销的比例越低。
在乡镇看病，报销比例可以达到95%，到了省外，报销比例降低到50%左右。而且很多药品和医疗服务不在医保范围之内，所以实际的报销比例更低，可能在30%左右。
▲ 数据来源：宿州市人民政府
所以，属地化报销原则最大程度上限制了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流动过程中及时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
第一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到老年以后会放大。本来人的身体机能就在向下走，再加上长期的弱势累积，他们年老后往何处去？
关于养老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说我60岁以后就可以退休了，而对于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明确的预期。他们的概念里没有“退休”这样一个词汇。
张大姐说，我们哪有什么退休，你是农村人，你就是干活的命。
其实退休都是城里人的叫法，像他们60岁就可以拿养老金退休金呀，我们又没有买过什么五险一金。60岁对于我们而言意义其实也不是特别大。上了60岁身体肯定是差点儿了，但是也还是干得起一些体力活儿的。
——张大姐，64岁
所以我们的问卷里还有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停止工作？选择“干到干不动为止”的占到了60.7%。我们提供的备选年龄段其实是很高的，大家没有选择66到70岁，而是选择干到干不动为止。还有76.1%的农民工说60岁不回家休息。
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很心酸，他们要一直像精卫鸟一样去衔石、去挣钱。
关于养老规划，他们存了多少钱？本来我以为他们在外务工20多年的历程中总能攒一些钱，虽然我知道他们存钱不多，但是当数据出来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诧异。15.2%的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存过一分钱，存不下来钱；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占55.2%。
他们打工那么多年，钱到哪里去了？都用在家庭的发展，儿女的结婚、教育，还有买房子上了。用陈大姐的话说，什么都没有这个事大，自己身体的疼就先忍着吧，反正也没什么大病，真有大病也治不好。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结婚了，差不多把家里的钱全部掏空喽，要盖个新房子，新娘家还要十万元彩礼。小儿子也28了，还没有对象，再找不到，就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们在外面拼命挣钱，准备买房子，给他找对象结婚啊，他一天不结婚，我们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个事情大，多攒点钱，就能早给他买个房子找对象结婚。自己身体这个疼那个疼的，就先扛着呗。反正也没有什么大病，真有大病了也看不好，那就等死了。
——陈大姐，56岁
所以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在面临家庭发展和自身健康诉求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至于退到哪里，真的看不到边。
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所有资产几乎在孩子的结婚、买房、教育上全部清零。他们真正为自己打工，基本都在55岁以后。
很多人会问，农村不是还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新农保能不能为他们晚年提供足够的身体保障。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参加新农保的有65%，没有参加新农保的有26.2%，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加起来比例不到10%。
在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工当中，缴费比例在每年100到350元这个档次的占69.4%。缴满15年可以领取养老金，那我们就可以算一算他们60岁以后能领多少钱。
我的访谈对象周大哥从2012年开始缴新农保，还有4年就缴满15年了，我给他算了一笔账，算完之后他傻眼了——他现在账户里面有2600元，按照养老金的计发办法，60岁退休之后他每月只能拿到40块钱的养老金。加上国家普惠性的基础养老金140到150块钱，他最后拿到手的可能是190块钱。
这190块钱够他们生存吗？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建筑工地对60岁农民工的“清退令”是致命的，把第一代农民工几乎唯一可能的生计又堵上了。
▲ 图源：中国日报
他们为什么非要到建筑工地去？因为即使是60岁左右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每天基本可以拿到300元左右的工资。如果这一扇门给关了，他们到社区去做保洁或服务员的日工资是60到80块钱。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快速地存钱、存更多钱是他们迫切的需求，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又在慢慢地稀缺。
但和我们认知不一样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历程中经历了这么多困苦，他们大部分对时代还心怀感恩。他们并没有过多渲染自己的困难，而是感谢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外出务工的机会，让他们有工作、有收入，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做农民工研究的这些年，我经常面对面地倾听他们的故事，而且我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是第一代农民工，所以我常常会动容，在组织材料或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很难保持学术上的价值中立。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兄弟姐妹和子女，我要感谢我们家祖坟上冒了一股青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现在百分之百是千千万万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一员。所以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关注和共情，应该是另外一个自我的本性使然。
非常感谢接受访谈的诸多第一代农民工毫无保留地分享他们的生命历程和迷思。也感谢在此研究中给与帮助和支持的同学们和来自社会的包容与关心。
谢谢大家。
仇老师与团队关于第一代农民工及农村老人的专著：
《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
《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
剪辑丨St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