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篇散记中记录一些近年来，尤其是2022年的一些思考。这篇文章更确凿的目的也是直白的：我想与大家讨论策略。无论引来的是积极的反馈，还是批评、困惑，我想以一个仍然身在大陆、仍能以全职行动者（career activist）暂且存续的状态，来邀请伙伴们思考：如何延续性别运动在大陆的生命力与效益。
有关运动策略的讨论其实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受限于安全风险，参与范围被控制在社群更能信任的伙伴之间。但年复一年，因为新的法律、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政治管控的高压，越来越多曾经或可被称为“全职从事与性别相关职业”的伙伴被迫转行，“策略”一事的讨论就开始显得奢侈，大家半调侃半认真地认为：“只要存活就是正义”。
有关策略的讨论不敢声张，另一原因在于许多社群伙伴怀有的“叙事焦虑”（anti-narrative anxiety）。议题发展、社群发展、围绕个案的协力等等一切举措都显得那么碎片化、那么随机，甚至某一项行动的可持续性与否竟全然依赖于强权的铁锤什么时候砸下来——试图从中穿针引线出一条策略，似乎需要一种霸道的结构化能力：言说者免不了对运动中的不同主体进行分类、归纳，甚至排序。这是一种隐含着等级制的讨论，该如何用这一套思路来进入女权运动的版图呢？
叙事方面的困难与矛盾值得单独讨论。至于摘要提到的问题：“如何延续性别运动的生命力与效益。”——这篇散记也不妄图提出完整的某个策略或论断。但事关讨论范围的定义，还是要在正文前少说一两段。
这篇文章原是有既定的读者画像的。尽管事先阅读过草稿的同仁老师们基本都是NGO、体制内或各类市场主体内的全职行动者们（career activist），但文章既然公开，我实际上尤其想与非专职的伙伴们商榷：毕竟全职的行动者社群越见稀少，所以若你是最广义范围内、在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对"我可以如何参与性别行动"这一问题感到困惑或怀有志向，且有过（哪怕极个例或去政治化的）实际行动参与的伙伴，我希望与你交流来自性别行业的困难，并征求你的反馈。
有关“性别行业”的定义，可以参照我在声东击西的妇女节播客
接下来是文章的正文部分，我会以"现状"、"影响"的二分化结构，展开讨论近年了我所看到3种阻碍。"现状"部分将尝试概括当前局势的关键特质；"影响"部分会尝试给出所述问题之所以紧迫的作证。
一：行动主体之间，很难再有跨界的联结
现状
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困境。所谓“跨界的联结”可能有两层意涵，一是议题的交互（intersectionality），比如性别与劳工、性别与环境等；二是行动主体之间的跨越、共情与联合。往宏观讲，政府与民间的协作便是一例；更常见的，则是民间生态内不同使命的多个主体，在性别行动的某个切面找到了利益共同点，从而合作推动改变的发生，媒体界与NGO行业的合作便是其中典型。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后者，即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站在2023年中，或许已能比较轻易地达成这样一则结论：如果《反家暴法》（2015）的颁布——一场自下而上、政社联合的立法事迹——是人们之所以标记女权行动作为社会运动的有力佐证，那么当前的行动生态，可能很难再见到如此跨界的联结。
- 从“政府-民间”的视角：\
比如近期《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上海市性别平等促进条例》的立法研究与论证；或是国际条例诸如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最新一轮审议工作；抑或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比如反性骚扰专业化的实务课题（由妇联主导），所有与国家行政、立法、释法相关的参与门槛被一提再提，NGO行业除了个别的老牌机构（比如千千律所、妇源汇），其他参与者已不再具备与人大法制委或相关实权单位的平等对话基础——甚至NGO行业里还能再有几年“性别公益”，也难说。 - 再到民间层面：\
这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如果说2018年以前的性别舆情生态，是极少数的性别NGO、媒体与学者社群圈地自嗨；那么2018年以后，性别议题看似被推向了注意力经济的上游，但这并不意味着过程中产出了多少有社会变革价值的跨界联结。有关更多民间的性别生态，可以留到下文第三章节里细说。
转换到事件的视角，丰县事件看似掀动了从自媒体到专业媒体最后再到行政单位的互相对话，但事件层面的跨界联结，是需要以最低限度的事实透明为基础，并至少使人看到参与者的不同贡献。诸如2003年的黄静案、甚至2013年的海南万宁校长官员性侵幼女案，都可以说比丰县“更有前因后果”一些。丰县留给我们的，除了远未完整的事实全貌、不明下文的当事人境况，恐怕更多的还是基于性别的创伤记忆（在立法推动方面，姑且也可以把《妇保法》新修订的反拐条例算进来）。
Metoo是值得额外讨论的一种情况。作为Metoo运动的支持者，我们看到并参与对个体声音与勇气的支持，而从性别行业的视角出发，我们同时也应该为Metoo运动在大陆缺乏可持续的行动链路发出质问并担起责任。所谓可持续的行动链路，指向的是“谁来持续、专业地响应性骚扰”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够出现，恰恰佐证了跨界联结正在消失）——在美国，从2016到2022年，有关Metoo的州和联邦法案多达3000项；在西班牙，国会通过了“Only Yes means Yes”的性同意法…但在国内，法律界、学术界、商业界、NGO界，除了急于自保的应急声明，还应该做出怎样的制度性的回应？
倒不是说一定要以结果性的成绩作为衡量指标，但跨界的过程本身毫无疑问是在逐渐退却的：从2018年各高校的联合署名与请愿行动，到2022年，除了极少数个例，在我参与过的有限的同行交流中，甚至没见到过多少创新的解决方案，哪怕有团队仍具备资源和渠道进入万人规模的组织开展反性骚扰培训，但用的仍然是2018年甚至更早的培训制式。此处牵连到专业能力的传承，下文在第二章节详细讨论。
影响
跨界的联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扫除其余阻碍的重要前提之一。本土的行动历史已经向我们昭示：联结是人与方法得以传承的起点——从以培训为形式的"光合作用营"（有许多行动派的伙伴们在这里起步）、作为社群存在的Gender and Development Network（GAD的诞生与运作曾一度是95世妇会世代对政社联动倍感信心的驱动因素）、以知识和方法为载体的"女权学校"（以及近似性质的各类"营"，可以类比王政所称的Gender Training Camp），等等类似案例反复告诉我们，把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是改变之所以发生且能持续发生的先验条件。
但当前的性别行业已经步入显而易见的"各自为策"的生存路径：
-
在夹缝里生存的NGO忙着融入基金会或政府购买服务的话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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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环境里打着DEI等类似旗帜的社群完全缺乏对性别平等的价值认知，大多只能从传统的人力资源体系出发，以"办活动"为方法剐蹭着性别不公正的表面问题；
-
在政府-妇联领域内，变革本身被分化为三种截然不同的路线：
- 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理论建设，以及自此延伸而出的一切工作部署，包括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社区参与、妇女党建、妇儿关怀；
- 其次是位于“妇女发展”的大话术之外围，或可称之为“伴随型”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工作：比如组织妇女参观革命基地、妇女情绪健康与心情管理、文化艺术活动等——上述两条路线是妇联在当前政治体制下的必要剧本：没有是不行的，但至于如何促进了性别平等，此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明显。
- 最后，体制内仍留有可观的行动者社群，她们或是一脉相承于95年世妇会一代，或通过妇联内部资源（比如早年的妇联内刊《未定稿》、或部分妇联学习体系的资源，比如刘王立明等近代妇女革命家的著述）有着自成体系的行动方法（“周山村项目”便是此中典范）。走在最后这一条道路上的体制内人员，是距离“推动性别平等”最近的践行者（但若没有前二者吸收政治压力，恐怕也无后者的生存空间），但也是最不为国际社会（除去部分NGO网络）、学界研究、新闻领域所知晓的存在。
上述三种界别，早年间（1995-2013）并不乏跨界的合作与沟通，但政治管控的压力、行动策略的分歧、话语体系的错位，致使各个界别各自为策，于是专业无法流通、信息不得传播、人力无以为继，大家只能在各自的航道上自顾不暇：NGO忙着应付资源短缺、企业内行动者忙着与商业利益周旋、体制内人员在行政与行动之间撕扯。
最后，有联结才能避免撕裂的行动叙事。虽然在英美都曾发生过，但当前大陆本土的女权生态被一种极其吊诡且割裂的社群关系所笼罩：豆瓣、微博、小红书的新生代个体自成一脉；常驻海外的行动者社群发展迅猛却无奈不能与国内的在地行动者们产生深刻合作；国内的行动者受制于媒体审核，无处主张属于自己的叙事。但周身的利益相关者却时刻不停被千奇百怪的新兴话术影响着，以至行动的解释成本越来越高，行动者自身更是身处越见荒谬的话语场（quote from D：“我就是做性教育科普的，为什么要费时间解释自己和境外势力的关系？”）。
二：行动方法之间，很难再有跨代际的传承
现状
行动方法的断续或许是全职行动者们最能感同身受的阻碍。丰县事件被曝光至今，所有媒体以及领域专家都漏过了一个问题（或无法发声）：中国在2008年前后的反拐运动里积累的那么多专业能力，现在都去哪儿了？当然，当年在湄公河反拐项目上的王湘妮老师能入选2022年银杏伙伴，意味着行业内仍有团队注重对专业能力的反馈与认可。但类似问题还能问出一大串：
- 2010年前后已经被探索出来的一站式反家暴模式，能继续做下去的组织与人力还剩多少？
- 2015年以来的地方反家暴志愿社群，为什么不能规模化发展？
- 2012年前后在各地兴办过的性别媒体舆情培训，如今在哪家新闻机构里还能继续举办？
- 2018年Metoo运动兴起至今，企业和组织怎么还不引入国际范围已被屡次证实的最佳举措，比如5Ds旁观者培训、性别暴力幸存者介入步骤（比如RAINN的TALK方法）？
- 2005年就开始被写入政策文件的“性别平等政策审查”，除了零星的试点实践，下一步举措是什么？
- 1995年甚至更早前，大陆本土就不乏性别社群，但若想在2023年从零张罗一个社群，好像也寻不到靠谱的方法与实践参照？
- 20世纪初期曾掀起过广泛本土讨论的同工同酬，怎么到如今却好像是完全西化的陌生议题？薪资体系的设计明明是人力资源知识的关键一环，企业从业者们是怎么把其中的同工同酬漏出去的？
这串问题列表可以继续下去，延伸到性别平等议题的方方面面：妇女小额信贷、妇女创业、男女产假、跨性别权益保护、单身母亲权益支持…当然，类似话题的专业度意味着它们很难获得大众关注，但问题的关键同时也在于，从大众到行业内外的关键利益方，似乎根本未意识到“性别也有专业的方法”。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或许有三个。
- 其一是信息的不流通。这一原因与上文所提及的跨界交流的缺失有较高的重叠，比如国际最佳实践进不来，国内最佳实践（无论党内还是党外）的诞生与流转受到太多制约，等等具体卡点不再赘述。
- 其二是价值范式（paradigm of value）的转变。新世纪的性别行业诞生于非营利产业的生态环境内，起始于1995年的北京妇女大会。大会结束后，行业的价值范式是以权利为中心的（rights-centered）、关注在地扎根、赋能与联结的成长主义。“专业”是需要时间、耐心与宽容，经历不断试错才能收获的结果。1995年至2013年，位居行业上游的国际基金会深谙此道，对性别行业的培养以人本身为目的，许多项目在早期甚至没有任何成熟的评估框架也能获得资助。再凭着来自国际社会的知识与经验、姐妹之间的信任，一些努力也慢慢结出果实。2014年以来，政策环境三日一变，非营利产业的价值范式也转换为以福祉为中心的（welfare-centered）、关注效益与规模化的发展主义。新的价值范式的兴起伴随着政策的推陈出新、政治的紧缩，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下行，国际基金会一个接一个砍掉了性别资助的部门团队，政府购买服务与本土基金会成为了产业价值链的上游，性别行业在资源游说方面的稳定性荡然无存，专人人员被迫离开、专业组织被迫转型、专业方法无所施展；更有甚者，行业行动者们有时候不得不退后到起点，向新近的主流资方（e.g. 国内基金会）重新论证性别平等其实是一个值得资助的议题。\
在非营利产业以外，商业领域阐释性别不平等的价值范式也经历了转变。\
更严谨地说，商业领域其实没有经历颠覆性的范式变革，因为企业根本就没什么社会变革范式——市面上见得到的corporate activist叙事（在一些学者比如Carl Rhodes看来）几乎经不起推敲——总之企业一贯以盈利为目的，只是自从Black Lives Matter以及Metoo运动以来，一些比较有自觉的企业不得不应时代之需，迭代出类似或DEI或Corpoate Justice的规范来对冲自己的社会坏账。但说到底，这些策略只是对社会议题的消极防守，而非对结构化困境的主动出击。 - 专业方法难以为继的第三例原因，与下文会重点阐述的叙事断裂基本重叠。其中有一项值得开诚布公的问题，即：行动者社群内部的权力不平等，多大程度上扼制了创新与专业迭代？谁能评判何为专业？谁有权制定资助、评估的标准？谁在影响甚至定义更上一层的元概念，诸如“影响力”、“效果”等指标的解释？这些问题一般难以启齿的原因是，当整个行动社群都濒临断绝，要求同行向内自省似乎不那么“姐妹”：每个人都那么难，你怎么能拿“专业”来说事？率先挥舞起专业的“旗子”，你到底想占领怎样的话语权高地？—— 女权行动在国内的草根脉络始终让“关注专业”的声音显得“精英”、“脱离群众”，且涉嫌与公益行业越来越被推崇的“效益导向”的价值范式隐隐贴合，而在许多人的判断中，正是后者打压了“权利倡导”的女权行动方法，致使许多组织拿不到稳定资助。这篇散记仅对此处的矛盾稍作标记，不再多做阐述。
影响
专业难以为继的影响十分直观。总结而言，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则现实：中国大陆缺乏对性别不平等的解决方案。
“缺乏”不意味着“没有”。反家暴是许多学者与行动者引以为标杆的社群功绩。但在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向的最佳实践或者在数量上太过稀少，或者在可持续性上太过脆弱。若从行动者的纬度而言，专业的断层在个人层面和团队层面均有明显的影响。
- 就个人层面而言\
无论是从“问题”与“解决方案”的匹配（Problem-Solution Fit）还是到“解决方案”与“市场”的匹配（Product-Market Fit），专业的缺乏会影响问题响应的几乎每一环动作：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困境到底如何分析？解决方案的创想该如何进行？效果的评估该如何开展？一个好的女权主义项目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或许需要声明一点的是，这些商业规制的提问方法是否本身就对倡导型的女权行动不友好？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不意味着“倡导行动”（rights-based campaigns per se）失去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大陆的性别行动在跨界与专业两方面的失效已经严重到让我们失去了探索的视野—— “倡导”也需要应时而变，国际上诸如加拿大妇女基金会也好，国内诸如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也好，“效益”（cost-effectiveness/ impact）与“权利”（rights-centered）的二元对立早已是上个世纪的遗物，其实已有许多创新的行动范式，在积极地结合二者之长以应付全球右倾的社运格局。而这可能是专业匮乏对行动者个人的、深远且隐形的影响——我们的想象力被大幅限制 —— 提起“性别”+“学生”，除了性骚扰防治，似乎就是卫生巾行动。\
再一次，我想谨慎地提醒读者，这篇散记写于一个“行业视角”，我无意苛责任何具体项目或行动，只不过行业视角的义务之一，就是更具批判性地不断追问：我们还可以怎样做更多。 - 团队层面\
可持续性的脆弱是最为可见的困难。女权之声当年那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行动经验，此中的知识和体悟现在流散到了哪里？新媒体女性当年做那么多媒体培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现在到了哪里？一个高中学生想要成立性别社群，尖椒部落、后生价值、中大彩虹小组有没有传继下来的建议、文档、模版、规则？所有的团队建设与发展似乎没有可以依凭的“肩膀”，亦或者需要极高成本的“入门渠道” —— 比如你得首先认识后生价值的协调员，才能拿到几十份经验文档，而这可能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知识传递。
三：行动叙事之间，很难再有“异步对话”的契机
影响
针对这一话题，我们先来聊它的影响是什么，方便为读者铺垫一个理解其紧迫性的语境。
叙事的分野为何会对行动产生阻碍，这一问题本身的前提是：在中国（或许在全球也是如此），叙事即权力。
读者们或许可以从下述3个场景中体会一些端倪（皆为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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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选择直接影响女权议题的策略：“妇女参政”这一话术的应用与其所召唤的共产主旨，是当年陈慕华可以直接向中央提案“各级领导班子必须有一位妇女骨干”的可行性前提；在当前“妇女参与治理”的叙事之下，直接针对领导班子性别配额的改革已经几乎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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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分野直接影响跨界合作的机会：除非经过巧妙的调和，企业的DEI业务不太可能与NGO的倡导型性别行动产生直接合作；同样的道理，妇联招牌之下的“她xx”（比如各种“她计划”、“她公益”、“她领航”, etc.）不会和冠名“女权”（甚至“性别”）的行动产生台面上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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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分野直接影响一般受众的性别意识，进而影响性别议题的可介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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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商界的性别相关从业者（具备了朴素性别意识的HR、CSR、ESG、DEI从业人员，或女性CEO自身）普遍认为性别平等在国内的进程是积极且向好的。这与自由主义女权（或更朴素的“女性可以成为任何人”之个体化叙事）的大众渗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事实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早婚率、童婚率逐年攀升，3年疫情的社会代价更是由女性承担了更多，针对大陆整体性别平等意识的大规模调研结论不一 —— 如世界经济论坛所指出的那样，性别平等可能正遭遇21世纪最严峻的停滞。但当更有权势与资源的职场中产与精英沉陷在“我就可以既有生活也有职业”、“我就可以晋升到这个位子”、“我就没有遭遇过性骚扰”等个体主义的Lean-In叙事中时，她们对性别平等的积极贡献将极为有限，甚至会出于自我保护而与表面上更激进的社会变革理念相背而驰（e.g. “我不支持女权。我是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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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在年轻一代身上，性别意识的习得（或拒斥）与讨论则是完全脱离于性别行动的叙事象限：在小红书上争论“鉴擦”、在豆瓣小组里“恐跨”、在微博上识别“婚驴”，新世代的性别词汇让性别行动者社群感到困惑 —— 从1995年以来，跨性别群体、已婚异性恋直女难道不一直是女权运动的关键成员么？都什么时候了，竟需要从“身份政治101”开启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赞同以消极的取向评判新造的性别词库（lexicon）；既然自诩是女权行动，那么就不该排资论辈地预设性别议题的叙事中心一定是行动者社群。所谓“新世代的性别讨论不与行动叙事相关”，并非是在评判新媒体的讨论如何“不对味”，恰恰相反，如今的行动者社群在精力贫瘠、资源窘迫的局势下，已无法自如地应对千变万化的性别话题。我记得在一次授课过程中，大家正在讨论得火热，有成员突然真诚发问，“该如何看待婚驴？”，我立时感受到共同授课的另一位姐妹紧张起来，这难不成就是“中国特色女权gaffe”？叙事的分野为跨界的联合强加了许多非必要的张力，行动者无法参与影响其中叙事，却是首当其冲被影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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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对比分析社交媒体界别（其中尤其以小红书、微博、豆瓣为代表）、商业领域或政府-妇联话语体系的性别语象是一件庞大的知识工程，远远超过了这篇散记的笔力范围。但就性别叙事的现状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三类特征，贯穿各个领域的性别讨论：
- 华语性别讨论与国际的理论前沿存在明显的断轨。
我暂不能断定这一特征对行动者们的具体影响如何，这一论断或许也容易陷入“西方理论中心”的危险，以下观察权且为大家抛一枚砖：
拿“自由主义”为例，“女生们可以成为任何人”的观点几乎既是小红书广大女性博主的最高频画像，也是企业DEI工作在女性赋能方向的高频主题，更是各地从草根到“正典”的女性主义艺术展（从梁钰的展到广州0459空间的展再到更具“艺术正典”背景的UCCA的展）最高频的课题，但几乎所有讨论和反思（如果有任何反思的话）至多便进行到“自由主义不好”、“警惕新自由主义洗脑”，相关讨远不及当年李思磐、孙金昱和董一格的一系列公共写作，也仿佛和国际上的自由主义女权写作隔着根本不同的时间线，在国内，鲜少见到对国际学界（其实是英语学界）的自由主义女权讨论作以关注或回应，也可能因此错过了许多新近的辩论和思潮。
- 华语性别讨论的语库和概念谱系存在严重的错配。
性别语库（lexicon），指的是由性别相关的词汇所组成的基础语言单元，比如“妇女”、“性别”、“女性”、“女权”、“男性气质”等等；
性别谱系（genelogy），指的是特定词汇在经历了历史的自然积累、使用者的主动建构、舆情环境的被动浸染等等过程后，所能召唤出的意涵、气质、情绪等一系列内在或外在的反应。比如“女权”一词，能立即刺痛到许多直男的双眼，其实正反映出了“女权”在华语脉络的谱系里已经浸染上了某种激烈的、刺激的情绪。
所谓语库和谱系的错配，在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上都不算罕见，比如feminism一词在7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中也对应着十分复杂的情绪结构（Margaret Henderson和Anthea Taylor在最新一期的Signs期刊里通过《美国夫人》这部剧回溯了当年的叙事争议），但在公民社会良好运作的场景下，语库和谱系的错配是各个叙事互相角逐、持续碰撞的过程性产物，没有人或势力拥有对某个词汇的绝对解释权，gender一词从它被当作一种语法状态创造出来（gender最初取自genra，是“类别”的意思）、到它被哈佛大学的John Money转译为“性别”、再到它被理论届重构成和“sex”完全不同的意涵、再到JW Scott把“gender”延展成为一个分析框架、再到酷儿理论家们为“gender”注入指数级的丰富变化 —— 这一过程中，“gender”也受到了来自反对势力的夹攻，比如弗兰西斯教皇曾将“gender”描述为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比如世界各地对性别教材的审核… 但总之，gender保持着作为“过程性产物”的核心特质，即“持续被塑造”。
反观华语性别场域，对公共记忆的审核与删除首当其冲限制了性别语库的历史积累。任你（女权之声）更新过多少次《女权主义ABC》的小册子、任你（《妇女研究论丛》）再怎么用“女性主义”的话术来迂回周旋、任你（各个大学）如何用“性别研究”的框架来设置教学议程，性别语库在华语舆情中只能是不断被重置的充满褶皱的白纸 —— “白纸”是说任何想入门女权思潮的学生与群众基本找不到靠谱的信息源；“褶皱”指的是公共文本被反复擦除过后遗留下的斑驳痕迹。
于是，网民们可以道听途说JK罗琳的“恐跨”甚至表示同情，但你基本读不到多少靠谱的跨性别理论普及（人家《跨性别研究季刊》都办了10年！）；读者们对上野千鹤子的最新著作了如指掌，但英文世界从学术到公共讨论那么丰富的文本却似乎总是“跨”不过来，讲到厌女就是上野、讲到“爱的社会学”就是梁永安、讲到其他就是沈奕斐和戴锦华……
好吧，或许又不得不再做一次上述声明：这篇散记完全缺乏批判从上野到戴锦华的论证笔墨，只是从性别行业的视角出发，一个良好的生态发展不得不持续反思：怎么不见有人知晓Andrea Long Chu？Sara Ahemd讲爱（In the Name of Love）、讲女性抱怨（Compliant）和女权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的文本怎么传阅度那么低？从出版文化到个体的公共写作选择，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 性别行动所能动员起来的叙事选项仍有很多
某个周六晚，和合作伙伴们通电话，谈到在上海做性别资助的难题之一，是你开放申请入口之后，收到的方案大多来自于“非性别专职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被政策的主线牵到社区发展、儿童保护的领域，但因为每家组织或多或少都有生存上的难题，一种常见的申请策略便在行业内不断上演：微调一下项目叙事，把受益人重写成资助方的关注对象（如“妇女”），递给资方接受审理，为自家机构争取资助机会。这些项目的叙事基本见不到女权主义的工作方法，但无碍一些团队专业过硬，在一个以综合评分为靶向的评审过程中，竞争优势甚至可能大过一些传统行动者们所青睐的女权企划。合作伙伴的反馈是：“那又如何？为什么这些组织不能被划入性别领域的范围？”
这里的潜台词，和某位基金会理事长在最近一批性别团队宣布停止运营后的发言是类似的：“如果真的想活下来，还是有办法的。”
我想说的是，性别行动所能动员起来的叙事选项仍有很多。这或许是持续行动者们的优势之一，你的“主义洁癖”在一次次行动的往复周旋之间被磨练出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化的棱镜：面前的混乱还藏着什么机会？
周六那晚上会议的末尾，团队聊到亟待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动员泛女权圈的姐妹，促进其成为行动者？”至此，叙事之间的理论问题其实经历了某种实践转化。这让我想起河南周山村项目上妇联老师们的洞察：“要把历史问题理论化、理论问题技术化”。
这何尝不是一种机会。
尾语
这篇散记止步于问题和现状的阐述，似乎不够尽责。但跨界联结、专业方法、叙事交叉作为行业的问题，下来要往解决方案推导，也需先发散，再收敛。这篇散记先写到此，把解决方案的想象空间留出来。大概9、10月份，我再来更新我自己从今年开始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