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 《外交事务》上关于中国经济停滞的争论
8月，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所长波森 (Adam S. Posen) 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指习近平本人的政治转向和失败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低增长甚至衰退。对此，波森认为这对美国是一个机遇，美国应该重新回到门户开放的政策上来，对中国的人才和资本张开双臂。
波森文章截图
编者按：该研究所无政党倾向，但是长期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孤立主义和贸易壁垒。
然而，一些学者对他的观点存在不同的看法。《外交事务》杂志刊载了两篇反驳波森的文章以及波森本人的回复。两篇文章分别来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刘宗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他们一致认为，波森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对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截图
刘宗元在批评文章“替罪羔羊”(Fall Guy) 一文中，认为习近平只是没有处理好中国经济问题，但是根本困境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在于长期投资高于消费，扭曲了经济。恰恰相反，习近平上任后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清零政策、政治倒退和“战狼外交”，最终导致了不仅没有拆除“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还大大缩短了它的导火索”。
此外，刘宗元还认为中国经济衰退不是机遇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经济衰退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成长，并且有可能引发“战争”，因此西方不应该采取波森所说的“开放门户”政策，而是应该继续遏制中国。
和刘宗元一样，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失衡，长期以来投资占比过高。更进一步，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于政府投资，但是为了维持高经济增长，这些投资越来越没用，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陷阱。他还补充道，“尽管政府的干预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它并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高投资的模式无法持续。然而，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自我纠错，并且经济的成功还会强化这一模式。“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制度，以及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会形成强大的支持者群体，这使得该模式在政治上难以转变。”
波森回复了两位作者的批评。他认为两人提到的问题是共同发生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是习近平的政策转向同样重要。作为支持减少政府干预的新古典主义者，波森不同意两人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这“歪曲了该国过去惊人增长的根源，也未能解释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
编者按：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按照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结构性方法分析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自科学技术等有形的技术进步和法制、社会制度等无形的技术进步，也有教科书表述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他认为两个人的“结构主义”逻辑是，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导致了消费过低，由于中国的“独裁体制”使得这一模式无法改变，最终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然而，波森将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归结于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做了什么，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他表示，中国的国有资本投资在2012年已经下降到了33%，虽然在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是在2015年以后占比又开始持续下降。并且，从就业上看，“1980年至2012年间，私营企业贡献了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95%”。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政府的干预导致了企业缺乏活力和创新，并且投资意愿下降。不仅如此，政治倒退以及“数字极权”导致公民社会被打压，使得民众缺乏安全感，因此人们会努力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储蓄而不是消费。他将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下降，主要都归结于政府干预，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正是从习近平上台后开始的。
最后，波森总结道，“由于习近平在管理经济方面转向更加专制，中国经济得了长新冠的病。这种综合症并非不可避免，也并不是不能预测，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专制者却也很难治愈它。”
二、自由之家：中国网络自由度连续九年全球垫底
非盈利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公布了2023年度的世界网络自由报告。报告调查了70个国家，涵盖全世界近九成的网络使用者，其中中国再次排名倒数第一。
自由之家在报告中称，在中国打压包括互联网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很常见。并且，其中还提到了中国人权活动家、网络博主许志永博士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然而，报告也称赞了2022年中国民间发起的“白纸运动”是几十年来罕见的公开挑战中国权威的大规模抗议。
报告封面
报告还表示，自开始发布的13年来，全球的网络自由度在逐渐下跌，世界各地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也越来越普遍。在受调查的 70 个国家中，“有 55 个国家的人们因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面临法律制裁，而在 41 个国家，人们因网上评论而遭到人身攻击或杀害。”
此外，本期报告重点关注人工智能 (AI) 对网络自由的破坏。报告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在线虚假信息活动，以及加强政府的在线审查制度。在70个国家中，“47 个国家的政府部署了评论员来操纵网上舆论，使其对自己有利，而这一数字是十年前的两倍。”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后，这一能力将大幅提高。并且，“至少有 21 个国家的法律框架授权或激励数字平台部署机器学习，以删除不受欢迎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言论。”
然而，中国就是人工智能极权的重灾区。中国政府大量投资人工智能产业使其为自己服务，而且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数年。中国网信办已经成功运用算法、内容合成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对中国网络进行审查。报告还提到了，百度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存在严重的内容审查。
最后，自由之家呼吁民主社会应该吸取教训，尽快制定出针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方法，来保护互联网自由。
三、工劳小报：青年失业潮的劳工调查
工劳小报在本周发布了两份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调查报告，表示“年轻人曾寄望于通过升学获得体面工作、体面生活，这一寄望在经济不景气、劳动越发不稳定的当下，越来越难以兑现。”
访谈篇
在访谈篇中，工劳小报采访了11位毕业生。他们来自南北方多个省份，专业涵盖了文科、理科多个领域，其中至少有三位是硕士毕业。在访谈中，工劳小报发现：
低薪、无节制加班、机械重复劳动、无社保，这些曾经被视为底端蓝领劳动者才不得不忍受的工作剥削，已经成为部分高校实习生的劳动现实。例如，多位受访者表示时薪不及流水线。在一份访谈中，催债公司利用实习生体系压榨廉价劳力，学生迫于毕业要求而不得不屈从。
失业潮当下，毕业生们议价能力变弱，在劳动权益上不得不妥协、让步。五险一金、每天8小时、周末双休的“正常工作“正在减少。工作环境不友好，劳动状态越发不稳定；于是，大量年轻人被迫涌向体制内寻求工作机会或继续升学。考编、考公、考研人数暴涨，竞争更残酷，内卷更激烈。
刚从疫情封控中走出来的毕业青年们，正在经历一场失业潮。学校、家庭、企业以及政府，却大多倾向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个人。在访谈中，多位受访者表达苦恼、迷茫，无意义感与对未来的悲观。
愈发明显的劳动困境也在催生着新的反抗意识。很多受访者表达了对当下工作体制的愤怒，有人选择“用脚投票”，消极退出劳力市场；也有人虽然投入工作，但选择降低消费、放弃结婚生子，不加入内卷竞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上一代劳动者累积的家庭财富（青年人的父母）也让新一批劳动者在面临残酷的处境时，有少许资本可以暂时退出劳力市场，这也是目前青年失业率高背后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篇报告问卷分析篇中，工劳小报通过发放问卷，收集到220份近3年内毕业生的有效回复。近两年（2022-2023）毕业学生的填答者为133人。其中，有136位男性，62位女性，和22位不愿意透露性别的受访者。
问卷分析篇
工劳小报“从期待、劳动条件、压力来源、所获得的支持等各方面分析毕业生的劳动处境，以及整理毕业生自身对就业问题的看法”，主要发现摘要如下：
问卷中的失业比例：问卷中失业者比例（18%）与此前的统计局发布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和学者计算结果相近。
受访者期待：期待去外企工作的人最多（32.7%)，期望在民营企业上班的毕业生最少，只有12位，仅占5%。此比例分布反映出受访者对于民企劳动条件的不满。地区部分，大型城市是毕业生们的首选，回到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就业并不被大部分毕业生偏好。对于劳动条件，大部分毕业生并不希望在职场进入高强度竞争，一份普通的8小时、甚至更轻松的8小时以下工作为大部分人的期待。
升学选择：本科毕业生有较高比例选择升学考研（33%）有关，数字为各学历最高。不过另一方面，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仍在找工作的比例也为各学历最高（22%），这意味着学历提升对进入就业市场的帮助有限。
职业教育低收入：高职毕业生遇到的薪资问题最严重，已工作的受访者实际平均月薪4136元比平均预期月薪5000元低了17.28%，连研究生学历者（8591元）的一半都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仍处于底层。
民企加班严重：平均每日工作9小时及以上时间者大多是民企劳动者，所有平均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的受访者都在民企。此外，高工时与高工资之间的关系并不被支持。行业、城市对于工资的影响可能比工时更大。
工作满意度：在外企工作者满意者比例最高。民企受访者过半数都表达了不同程度对当前工作的不满意（54.76%）。国企受访者的分布呈现分化，既有最高比例的14.29%认为工作“非常不符合期待”，但同时也有同等比例的“非常符合期待”。近两年毕业生千军万马报考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身在其中的人也有相当比例的不满意者（41.17%）。这表明对于不少青年劳动者来说，体制内工作也并非理想的劳动环境。
找工作时间拉长：近三年来，新毕业生的找工作时间都要高于上一年度。2023届毕业生中目前找到工作的人平均也花费了79.4天，比上一年度毕业生增加接近10天。找工作所需时间拉长，这也会提高求职的成本。
求职困难：目前失业状态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并非是消极不找工作，其中超过半数人都在至少4个月前开始投简历，但仍无所获。
竞争压力大：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受到来自就业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和家庭经济的内部压力的双重压力。而其中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更为严重，是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压力来源，94%的受访者都认为求职中的竞争压力偏大，其中36%的人感受到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外界协助不足：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只能靠个人在就业市场中竞争。认为学校提供有效协助的受访者占14.6%，认为家庭提供有效协助的毕业生占22%，而各协助来源中当地政府的协助缺位最严重，认为当地政府提供有效协助的仅5.9%。
就业率造假：59%的受访者所在学校曾以各类不合理手段提升就业率（例如要求未就业学生签灵活就业协议等）
青年失业率高与经济不景气和劳动条件差有关：最多人归因于“整体经济不景气”（190人，86.4%），其它依次为“公司给出的劳动条件糟糕，导致毕业生不愿轻易投入”（150人，68.2%）、“三年疫情及封控政策导致”（136人，61.8%）、“高等教育扩招，导致毕业生过多”（125人，56.8%）
政府部门应为青年失业负主要责任：81%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应为青年失业率升高负担主要责任。本文末尾展示了部分填写者对于青年失业问题的详细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