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3年11月23日，记者江雪在歪脑上发表文章《鲜花与诗流落何方？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文章记录了因参与白纸运动被捕的抗议者的经历和处境。随后，有不具名者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帖对江雪的报道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提出质疑。12月1日，一个由相关报道中部分当事人、受访者以及知晓部分采编过程的媒体从业者以 Reporting Ethics China 的名义发表了《白纸运动后，给涉及大陆政治敏感议题相关采访报道的建议》，指“报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伦理失误，将运动当事人/受访者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我们已通过私下沟通删除或修改相关内容。”12月6日，江雪发表本文回应争议。
质疑者想象的那个前提可能并不存在。关于信息源、采访伦理等，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澄清以及思考。希望能打开一个思想的讨论空间，对思考当下我们“如何看待媒体”以及“如何应对恐惧”，能有所助益。
回应《致记者江雪、白纸运动被捕者相关报道编辑的一封信》
江雪
回应的背景：
11月23日，《鲜花与诗流落何方？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下简称《鲜花》）报道发出。随即，一位白纸参与者（并非本文受访者，但曾与作者聊天）联系作者，称报道让Ta极为恐惧等等，并提出删改要求。作者虽然感到愕然，且自认为信息处理与事实没有问题，但基于对Ta的处境与感受的尊重与理解，还是在报道尚未被广泛传播之前，做了个别细节的修订。
11月25日，有一个和作者并无交集的人，突然在脸书、长毛象等一些平台上不具名发帖，称江雪“漠视伦理和剥削消费当事人”，“冷漠和利用当事人”并“造成心理伤害”，“不下有3个当事人信源证实”，并号召人们“抵制这篇报道”。但整个指控事实语焉不详，没有谈及任何具体事实。此人同时无端指责“江雪的专业与人品极为恶劣”，已涉嫌人身攻击。
但因为这个发帖未提出任何事实，全部是诛心之论，作者当时未做回应。
11月30日，作者的个人邮箱接到邮件，署名是与作者白纸报道相关的“当事人、受访者以及事件相关者的亲近好友”，信件里对作者提出质疑，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指控，是称作者“欺骗与诱导式采访”，“以私人谈话的名义获取信息”。
信中也称，随后要发出一份倡议信，关于媒体和记者应该如何采访和报道白纸抗议。
因为这是一封正式的来信，涉及一些基本的事实前提，同时也能从中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认知和理念分歧。出于对个人专业性的反思与辩护，以及对社会建设的一份责任心，作者在此分为“事实和思考“两部分予以回应。一方面厘清基本事实，一方面希望打开一个思想的讨论空间，对当下我们”如何看待媒体“及”如何应对恐惧“方面，能引发一些思考。
另外，此事因《鲜花》一文而爆发，但责难者也提及作者在2023年2月的另一篇报道《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以下简称《白纸》），因为同时叙述会过于冗长，所以此处主要回应《鲜花》一文，对《白纸》一文只做简要回应。
要表明的态度是：因为个人时间有限，这是作者唯一一次对此事公开回应（但思考和交流不会停止）。作为一个老记者，作者会反思自己的报道有很多不足，但在白纸报道中，个人已尽力保护受访者，在职业道德和操守方面问心无愧，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报道已经公开发表，作为一份时间长河中的记录，有心人自可查看。
另外作者想说，自己的热情不会因此受到打击和影响。生命中心心念念所系，不会因为他人的误解而改变。另外就是，回应“对事不对人”，作者本人依然关心青年社群的发展，期待理性的讨论对我们彼此的成长都有助益。
鉴于对相关人士的保护，不经Ta们同意，作者不会公开自己所收到的来信。但作者本人被公开质疑专业性，而且有关报道的思考也涉及公共利益，所以这个对质疑和批评的回应，也会同时公开。
一 关于《鲜花》一文的一些基本事实：
以下为《鲜花》一文的报道链接：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
全文8000余字，可以清晰看到叙述的脉络，以及报道建立在哪些受访者的内容之上。
简述而言，《鲜花》一文中，作者采访了“ABC”等人（不限于ABC三人），但在采访进展过程中，和“DEF”三人有过聊天（双方都明确知道是聊天，而非采访）。如今，ABC等人都认为报道没有问题，并感谢作者做了记录。DEF则认为报道给Ta们带来了风险，并由此引发旁观者延展攻击作者。
鉴于基本的事实不清楚的话，讨论也会陷入假设的前提。所以，先对一些基础事实概述如下。为保护相关人士，除非叙及已发表事实，此处不披露任何人的真实姓名以及具体信息。
（一）关于本文信息源。
1，报道长达8000余字，行文中提及明确的受访者，包括：小寒，Tara，陈东，Cheryl，为保护Ta们，皆使用了化名。另外在提及信息源时，提到名字的有“小威尔逊”和白原（均与此次质疑者无关），再有几处仅以“知情者”三字出现。
2，来信质疑作者的人，在本文中没有在任何地方被当作“信息源”提及名字或任何信息。
3，报道中，提及了白纸抗议发生之后一些遭到抓捕而被广泛报道、尽人皆知的抗议者，但不是文章的主要描述对象。提及Ta们时，使用的信息，也尽量使用已被报道过的基础信息，例如：不二酒馆的负责人某某和被抓的某某是男女朋友。这一点在白纸抗议之后，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广为提及。虽涉及个人隐私，但不是作者首次披露，属于已公开信息。
再如文中提及，“被释放后，她们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这是宽泛的、易于获取（从法律界人士等处），并不会被具体定位到某个信息源的信息。
4，作为白纸抗议发生之后一年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被抓捕者的处境。因为叙述的需要（以及各种保护大家的考量），唯一具体提到的是YangLiu（考虑到她的处境比其他人略略宽松一点）。来信质疑作者为何不联系YangLiu，而仅引用陈东的话语。此处想简单解释：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护她（外界他人提及，至少这一点不会增加她的风险。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本人不想在公共事件中被别人提及，是不是作者就不应该写到？对此可以有不同观点，但不可以据此认为作者严重违背职业伦理）。
5，报道发出之后，文中提到的真正的受访者：小寒，Tara, 陈东，Cheryl，均表示了对报道的认可。
（二） 关于采访伦理：
信中提及采访和报道伦理，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作者进行“诱导和欺骗式采访”。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来信人存在着重大误解，作者必须在此处强调的基本事实如下：
1，作者和三个人（你们应该知道是谁）曾经聊天。之所以强调是聊天，是彼此在对话中都互相明确，这不是采访，是聊天。因为不存在“采访”，那么“诱导与欺骗”又从何而来？
作者真的困惑，不知道你们把聊天（至少作者个人一直认为是温暖的、带着真切关心的谈话）转化描述为“诱导和欺骗式采访”，原因到底何在？
2，一切以报道为准。请相关人士秉持良心回答：作者和A、B两位的聊天，在报道中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出现？
也请秉持良心回答：作者和C的聊天，是不是在聊天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这只是聊天？大家彼此聊了很多。直到现在，作者对聊天时的亲切、愉快、温暖和牵挂的情绪记忆犹新。可以说，这个聊天完全不是作者期待过的。作为一个记者，作者渴望采访你们，但考虑到你们的处境，作者压根没想到和你们（与C有相同处境的人）联系，对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奢望（不是联系不到你们，而是为了保护大家）。
3，和C的谈话，前提是基于在和B谈话中提及一些知识资源。但如果你们把这个认为是作者为获得与C谈话的机会，从而完成采访而设的“诱饵”。只能说，你们把人心想得太坏了。这是莫名恐惧中扭曲的揣测，是很不善良的，也不正直的。更重要的，这不是事实。
4，事实上，《鲜花》报道中真正和C有一点联系的地方，是C在聊天中提及豆豆（在此处使用化名）。豆豆那么年轻，没有参与白纸抗议，却被警方滥用权力，形同于软禁在老家。C在聊天中，以对同伴的关切之情提及豆豆处境不好，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此前作者就曾关注豆豆帮助艺术家拍摄作品的事（网上有相关信息，作者也长期关注相关艺术家）。
与此同时，有另外的信息源（在文中以“知情者”三字出现）向作者讲述了豆豆的处境，情况和C说的一样。
因为这是一篇关注白纸抗议后年轻人处境的报道，作者关心一切还处在信息黑洞中无声的人。Ta们的处境，不仅是私人信息，也关系到公共利益（反映出白纸之后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所以，在描述了成都青年亚夏尔的遭遇后，作者用一个小段落，概括描述了豆豆的遭遇。
再次强调：在这里，C不是信息源（你不能是信息源，事实上也不是）。而一个人遭遇政治权力打压，这是否就是隐私性的信息？在两难（外界是否关注）的局面下，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一点上，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并无标准答案。
5，尽管是否在报道中提及豆豆的处境，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作者在发稿后的第一时间，听到C的反应（Ta说自己极度恐惧，以及怕披露豆豆的信息会对豆豆非常不利），还是赶紧删除了这个小段落。
事实上，作者这样的删除行为是否正确？对豆豆的信息不予以披露，对豆豆的实际利益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不是上帝，没有办法作出结论。但是，由此指责作者严重违背职业伦理，这是不公平的。
6，豆豆这一段，是应C的要求，文中所删除的最重要一段。其后，C要求删除掉文中所有与她们（被抓捕者）有关的信息。但除了对YangLiu有文中目前的叙述，文中提及她们的地方原本就极少，所以后来作者只能删掉了诸如：“这一年，某某某在湖南老家，和家人在一起，没有停止读书和思考”，这样极为概括、泛化、未提及任何信息源的句子。
7，到今天，如果要说出自己真实感受的话，作者宁可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说：非要把记者对他人的采访往自己头上安，并提出删稿要求，已经很过分。也不是真正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行为。而作为一个记者，作者对一个根本不是受访者的人的要求，已经让步太多。而这中间，我们必须反思，“恐惧”是否在被大家无止境地放大？
而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作者可能真的违背了自己的职业伦理，那就是没有坚持原则报道事实，或者牺牲事实的准确性已经太多。包括在报道中打了太多的“信息马赛克”，包括放弃追问太多事实，只因为对抗议者安全的顾虑，以及对Ta们的保护。
二、关于2023年2月《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一文的简单回应
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除了一些编辑工作，作者共写了三篇报道，以及一篇评论（此前两篇报道匿名，为了说清事实，作者愿意说出这些，并承担相应风险）。
1，《被捕者：那些青年》被捕者：那些青年 ，发表于NGOCN的网站上。
2，《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0203-mainland-white-paper-movement-arrest 发表于NGOCN网站和端传媒。
3，《鲜花》一文。
4，一篇评论：《2022 记住青年带来的光亮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01-new-year-the-youth/，NGOCN网站。
关于《白纸》一文的采访：2023年元旦作者发表了《2022 记住青年带来的光亮》一文之后，NGOCN的相关负责人先后给了作者两位联系人的方式，说他们愿意接受采访，聊一聊被抓的人（大约Ta们也看到了作者那篇文章，对作者有基本的信任）。
作者至今都十分感谢两位主要的受访者：阿田和喷喷（作者为Ta们在《白纸》一文中起的化名）。
两位当时都身在海外，也都非常坦诚地和作者谈话。Ta们头脑清晰，观察到位，对世界有清晰的认知。作者到现在记得那种惊喜，不仅是因为深入的、有价值的谈话，更因为似乎看到了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因为当时关于白纸的报道虽已经不少，但简体中文圈的报道，还是屈指可数。作者希望在NGOCN这个独立媒体平台，通过报道尽量地回答：参与白纸抗议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宽泛笼统、不讨好的问题。但作者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心，想尽量地多一点探索。
也正因此，在和两位的谈话中，大家聊到了年轻人一些思想成长的经历。作者记忆中最长的谈话大约持续两个多小时。因为是平台负责人联糸，在作者的理解里，这当然是采访，而不是私人谈话。相信两位对此也有自己的判断。
报道大家可以查看。在这里仅提两处细节。报道中提到阿田何时离开中国到美国读某某学（此处特意隐匿）博士。阿田至今认为提到所学专业是过度暴露（后删除）。但作者认为：1，这是化名；2，阿田并未参加白纸抗议，也不在国内，这一信息并不能导致警方定位到阿田。3，文中谈到阿田在湖南有过田野调查，关心底层弱势的生存状况。但作者的考虑是这种关心底层的调查并非很敏感议题，且都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会由此增加警方对白纸参与者（阿田的朋友）的指控。
对喷喷的信息，除了化名，无籍贯、无学校背景，只提到“某某年到北京上大学”。但喷喷认为这也是过度暴露信息，后改为“习时代之后到北京上大学”这样更笼统的描述。作者个人认为，在处理受访者信息上，应该说已经尽力，如果严重一点说，新闻“马赛克”已打得太多，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已经受到影响。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恐惧情绪会蔓延。作者在接到喷喷反馈时也瞬间心跳加快，紧急联系编辑进一步修改和删除。在一系列修改之后，喷喷曾表示：就这样吧。
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大约一周，喷喷又提出要从端传媒和NGOCN上撤稿。此时，作者很感受伤。原因是1，信息马赛克已经处理到这个程度，受访者还不满意。2，尊重大家的恐惧。但如果说恐惧蔓延到这个程度，就有点难以理解。3，这不是文宣稿子，这是一篇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报道，报道对象不仅是受访者，也是为了给白纸抗议留下一份历史记录。撤稿要求令人难以接受。4，当时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出来，媒体的责任之一是为更多的无声者发声。简体中文圈关注和报道“白纸抗议”的平台和记者原本就很少，这种撤稿要求无视了其他参与者的处境。也显示出受访者对媒体的价值和功能有认知误解，沒有尊重媒体独立的价值。
即使这样，当相关编辑告诉作者要撤稿的时候，作者一开始答应了，但很快认识到这种做法有问题，所以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媒体是公器，不能私相授受。撤稿涉及公共利益，不排除在以后公开讲这个事情。后来稿件没有被撤。
此后，受访者要求和平台相关人士以及作者对话，但作者沒有参加。当时的背景，1，作者在国内的至亲出现凶险病情，不能回去探视。在揪心的牵挂中，毫无心情。2，作者今天反思，当时内心颇为失望，感觉到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太大，预感到谈话可能没有效果，所以潜意识里有一点回避。3，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还是给平台的相关人士写了一段话，请给予转达，但不知道是否被转达清楚。
后相关编辑对文章有修改，但作者没有再仔细查看。有心人可以去看，来判断作者是否有新闻伦理问题。
三、作者本人对此事的一些思考
在回应完基本事实之后，作者想在这里谈及自己的一些思考，不是定论，但希望能打开一些讨论的空间。
1，白纸抗议发生之后，因为是巨大的公共事件，自然免不了媒体关注。作者认为，一些参与者对媒体的功能有重大的误解。Ta们在面对媒体时，并没有真正尊重媒体客观记录的价值功能，可能更多运用了“文宣”概念，误以为媒体等同于“文宣”。但媒体就是媒体，即使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无论对运动持怎样的同情态度，也依然是媒体。记者也相应地，首先是记者。
2，作者认为，造成此情形的一个背景是：中国体制下，言论与出版自由长期被打压，即使是所谓的媒体繁荣期。尤其是2014年之后，整体打压公民社会，原有的媒体生态在短期内分崩衰落，大学的新闻机构均与各省宣传部共建。媒体被不断污名化，记者群离散。曾经形成的、原本就脆弱的关于媒体功能的社会共识，也瞬时消失。
3，一位年轻的记者（她如今已经放弃做记者）告诉作者，最近这几年，她已经习惯了各种有羞辱性的采访要求。例如采访时，受访者要求她手持身份证拍照。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重重打压之下，媒体和记者已经很难得到基本的信任与尊重。
4，由于环境恶化，这些年，在关注中国的相关议题时（不仅是关于抗争者的报道），报道者面临很大的困境：无休止的化名，受访者不提供个人的具体信息，各种信息马赛克的要求，这些和媒体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已经发生了很大冲突。
5，大量的信息马赛克，对信息源匿名容忍程度低的外媒不可能全盘接受。在这种状况下，简体中文媒体中，只有那些还有强烈意愿去做一些历史记录，认为当下转瞬即逝、记忆并不可靠，当下的记录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平台或记者，才可能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报道。
6，作者认为，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的白纸抗议参与者，不能代表所有的参与者。白纸抗议参与者在全国范围内有上千人，有一些人遭遇的打压十分严重。作为媒体报道，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无声者发声（或许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但可进一步阐述）。
7，作者认为，部分参与者不能认为自己付出了代价，就绝对拥有了对白纸报道的发言权。这一事件，影响深远，不断会有新的声音，新的记录出现。不能因为任何人和事（包括来自党国，以及任何参与者本身），来限制媒体的报道。当下的状况，需要探索的是如何扩大报道空间，而不是层层收束。
8，个人认为，在媒体多年来被持续打压的大背景下，参与白纸抗议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一些人对媒体的功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对很多的脉络，处于无知的状态。例如，来信中指责作者“四处打探消息”。在此，作者想说一个常识：我是一个记者，我的工作，就是你们所说的“打探消息”，这不丢人，记者就是消息探子，就是了解信息的人。
9，在今天的世界，表达“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作者在报道中写到一个事实：小寒以“混不吝”的回答蒙混过关，最终虽被警察带走，但没有关押，最后离开中国求学。质疑信里说到：文中写到这个事实，给Ta们造成了心理伤害。
对此，作者非常愕然。在此只想补充一句：当全世界的人都在说“恐惧是对的”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勇敢、智慧、大步跨过的案例，你不能说，书写这个案例，意味着对其他受压迫者，以及其它痛苦的无视。
10，今天，无论境内外，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恐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作者想对相关的年轻朋友说：你们或许认为我已经没有恐惧，所以不能体会和理解你们的恐惧。但你们不知道的是，我也时时心怀恐惧。我在2022年夏天，因探望亲人而暂时离开中国。在白纸之前，我就长期遭受骚扰。如今至亲都在国内，而我，时时都希望能回到他们身边。
还想多说一句：“我想当一个正常人”。这样的理念，支撑着我去战胜恐惧带来的屈辱感，试着去和恐惧共存，并适当超越它。经过亲身经历，我发现这并非不可能做到的事。社群之间，不能只是分享恐惧，还要尝试着面对恐惧，分析恐惧，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利于自己和社群的判断。
11，质疑作者的人，不是报道中真正的受访者。一位真正的受访者给作者写来一段话，并请作者分享给大家。其中也谈到关于恐惧。作者想分享到这里，并就此结尾：
我是文中的小寒，最近看到了关于江雪这篇稿件的争议，所以拜托她把这段话转给大家。 我不能代表其他人，只代表自己。稿子里关于我的部分没有问题，既没造成实际的损害，也没有带来情绪上的问题，谢谢大家对受访者的照顾和对新闻伦理的关心。看过稿子想起恍恍惚惚的这一年，又知道了同时在街头的另一些同龄人的状况，那种愤怒无力和伤感的情绪又有点上头，感谢江雪的记录。
从这一篇稿子来说，作为受访者，说实话，江雪的细节处理无可指摘，直到稿子读到过半，我才从里面认出自己来，坐标、经历、生活痕迹全部被抹掉了，文字马赛克已经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的程度。
我还有一些额外的感想，是对于媒体的观察，在这里分享一下：
国内的新闻身处病态的漩涡，我们时常发现一个人对媒体讲真话并不能改善公共环境，却会让自己身处困境，久而久之，我们会把媒体、把记者当成麻烦的制造者，把受访者看作媒体的受害者，不止一次，大家看到一篇“不合时宜”的文字，会觉得又来了一个巧言令色的写作者和一个不知深浅的冤大头。
但这远非事实，她得到了我的同意，而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被记住的故事。作为读者和朋友，我相信她的善意，作为受访者，我相信她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担忧，我也可以通过理智控制。我不会纵容自己对强权的恐惧，不然就只能作为服从者而成为它的工具。 最后，如果您相信我的叙述，那么希望您给一个更细致的反馈：小寒的故事里，哪个部分会让您觉得有人身安全或者心理危机方面的担忧？如果有的话，是您的哪些经历或者见闻带来了这样的推断？这样的探讨或许会更有事实基础，而不会流于太多空泛的概念。
2023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