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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本期节目，我们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旧闻评论｜上观献血疑云，追问依旧澎湃
近日，在“血槽姐”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后，“血槽姐”的先生陶先生否认了小姑姑有何特殊背景，解释说，那只是因为当时妻子身受重伤，为鼓励她求生，才有意夸大其词，并不属实，“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
“血槽姐”的父亲余先生也不肯澄清那个神秘的“小姑姑”的身份，只支支吾吾说她“快退休了”。至于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单位开车的司机而已，没多少收入，为救治女儿包机那120万都是借来的。”
除此之外，上观新闻、澎湃新闻等官媒也针对此事件发布报道文章。
然而，无论是官方的报道，还是“血槽姐”家属的澄清，都未能打消网民们的质疑。
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布文章对此事件中媒体的失职进行批评，但原文很快就遭到微信平台删除。
在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12月6日，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联合采访报道，6名记者署名，打破了此事上暂时收敛的平静，重新激发了网民情绪的爆发。这篇报道不掩饰其“以正视听”的迫切目的，通过五个方面的自问自答，试图发挥定风波的压舱石作用。
献血风波的舆论重点，或者说这一舆情的核心是什么？是一种特权想象，以及建立其基础上的质疑与不安。在考察此一舆论时，要注意公众即使批评可能存在的特权，可在情绪上仍旧是克制的，它不是排山倒海的声讨，不过是戏谑式自嘲和讽刺。
联系上海媒体的联合采访报道，值得一问的是：到底是谁害怕本次事件中关于特权想象的舆论？以致于，上观澎湃的稿子不是在诚恳地核实报道，不是靠可靠信源交叉验证，而是在说：一锤定音了，我们给你的就是真相，此外再无他选。
从体例来说，上观澎湃的稿子不合调查报道的规范。说它“不诚恳”，是因为它拒绝引用其他媒体的已有采访信息（这些信息点构成特权想象的基石），然后针对性地核实——这种有意为之的操作手法，抹去了争议性信息点，净化文本，有利于塑造它的故事版本。
上观澎湃的稿件成品，紧扣“读者总是遗忘的”这一传播要点，在伪装的核实手法下、在看似澄清的行文中，从头建构整个献血事件的新叙事。如果对事件真相有正当且正派的期待，那它令人失望，因为它既不是标准的调查报道，也非诚实的核查报道。
特权想象的两个基石就是上海市卫健委调动驻藏医生，以及阿里地区动员全体公务员献血。要想扎实地改写事件的经过，重新确立一个故事，对上述两个基石的否定都需要充实的证明。函件照片、阿里献血者当事人本是最直接的证据证言，但上观澎湃没做到。
总体来说，阿里献血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不能用“辟谣”的思路来应对。初步评估联合报道的效果，在核心信息及权威信源面前，它是传声筒，而非有力的核查者。这也导致它的制成品明显软弱，很难完成任务。肉眼可见的麻烦是，使用一种不规范的媒体手段来包装无力的澄清，这种思路和做法反而阻止了澄清。
二、冷箫推荐｜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近日，微信公众号“冷箫推荐”发布了一篇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2012年9月接受《财经》专访的文章：《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在微信公众号“冷箫推荐”转发的文章中，吴敬琏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问题，但最终，原文遭到微信平台删除。
文中写道：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
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三、风声｜虚惊一场的健康码“复活”，为何仍需呼吁彻底下线？
近日，中国多地出现支原体肺炎流行病，有网友发现广东、四川等地的健康码再次“复活”上线。一时间，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健康码”的讨论。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凤凰网原创栏目“风声”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原文很快遭删除。
文中写道：
为何对健康码“死灰复燃”有必要担忧？
网友忧心健康码“死灰复燃”，的确是太长时间为码化管理所累。
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三年，因为使用频次过高，健康码几乎成为人们每天都会使用的新型身份标识。它发挥着风险防控的重要功能，却也在很多时候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工具，又由于是在应急状态下诞生，其在个人信息方面表现出的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等特征，都隐藏着个人隐私被泄露和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而在疫情防控中爆出的，诸如河南郑州为阻止储户维权而对其强行赋红码，丹东市发生的因为健康码黄码就被阻止市民外出看病，甚至在某地仅出现零星病例后，就对全域居民赋红码黄码等案件，都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健康码所存在的法治问题。
换句话说，健康码使个人很容易就沦为数据监控和数据操纵的对象。也正因如此，当国家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健康码已不复存在必要时，公众普遍呼吁应彻底下线健康码，并将附着其上的个人数据进行永久性删除。
但在其存废去留问题上，一直都有另一种声音存在。认为健康码尚有存在必要的一种典型理由是，里面存储的疫苗接种信息，或许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但伴随数轮感染风波过去，此类信息的有效性早已彻底减退。
而彼时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保留健康码的理由还有，万一疫情再来还能够重新启动以进行有效防控。但是，这个理由同样无法证立。
在经过过去三年的历练后，未来如果再出现疫情反复或爆发其他大规模传染病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更精细和更合规合法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而无需再像健康码一样，通过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的方式进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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