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安检支持者有一个明显的误区，他们似乎将安检等同于“安保”。这种误解会导致他们忽略了安检只是地铁整个安全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前些天，有网友拍了一段长春地铁安检的视频，上面的画面显示安检员完全是在“糊弄”。视频经过进一步传播和发酵之后，貌似官方加强了安检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安检流程。后续网络传出的视频又显示“地铁站外有好几百人排队等待安检，在凛冽的寒风中簌簌发抖……”
恰恰近日，这些年来最严重的寒潮笼罩全国，这样的视频和图文在网络上持续流传，又一次激起了废除地铁安检的呼声。
中国是全世界安检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进入机场、地铁站、火车站都要安检，有的城市甚至连部分医院、学校也搞起了安检。
关键是，许多时候安检其实基本流于形式。这种“形式化安检”进一步让不少本来不反对地铁安检的人，也开始转变态度，因为既然安检变得形式化了，那么安检“有助于保障人身安全”这个最大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又何必再搞什么安检呢？
但也有人说，地铁存在敷衍了事“形式化安检”，恰恰说明应该堵住各种漏洞，进一步加强安检，最好做到像机杨安检那么严格。这样说的很可能是不经常坐地铁的人。要知道，即便在形式化安检的情况下，多地也经常出现“地铁站外有好几百人排队等待安检，在凛冽的寒风中簌簌发抖……”的情景。这当然说明目前这种相当不严格的安检就已经严重影响地铁的效率了。
倘若地铁安检的严格程度真的要与机杨安检看齐，那么许多城市每天的高峰期都将会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但是地铁安检似乎从来都不缺乏支持者，同时“通过安检来保障地铁安全运营和乘客人身安全”也是一个很难加以反驳的理由。当地铁安检支持者祭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这面大旗时，主张取消地铁安检的人似乎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也正因为如此，是不是应该取消地铁安检的讨论，往往很容易变成意气之争、立场之分。
因此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尽管众所周知，对于地铁安检存废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考虑的是安全、效率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但是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出发说明地铁安检应该取消的论证，无论多么有力，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说服地铁安检支持者。
那么，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铁安检存废之争的途径呢？这意味着，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从效率和成本出发的论证思路（尽管我自己向来喜欢这种思路）。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还要先澄清几个相关的问题。
01 数据显示，地铁安检有“大炮打蚊子”之嫌
安检支持者经常强调，地铁安检关系到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当事情没有落到你的头上时，你嫌安检麻烦，一旦出了事情，你就什么都完了。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关键是，这种说法的底层逻辑其实也意味着，地铁安检如果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保障安全，那么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意义。
那么，地铁安检真的能保障地铁完全安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地铁安检有助于提高地铁安全程度，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地铁安检制度的存在，可以从“事中”和“事前”两个层面上降低地铁的安全风险。
在“事中”层面上，当乘客进入地铁站乘坐地铁时，安检能够发现一些危险物品和违禁品。
北京地铁公布的信息显示，2008年至2018年期间，北京地铁安检共计检查物品98亿件次，查获各类违禁品116万件，平均每百万件物品中查出118件违禁品。
另外在2019年，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共检查物品13.17亿件次，查出违禁品22.3万件，检出率为0.017％，其中日常用品（打火机油、气，民用喷剂，普通刀具）占比为99％。
不过，有自媒体提到的另一个数据则显得有些奇怪，似乎不可能是真的：“据公安部门披露，在2022年一年，全国范围内的地铁安检查获了超过1000起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的事件”。
在事前层面上，安检制度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防止乘客携带违禁品前往乘坐地铁。这里又有两个机制，一是对潜在违法犯罪分子有震慑作用，二是对普通乘客有劝阻或提醒作用。尽管“事前拦阻”在地铁站外的违禁品的具体数据无法准确统计，但是很可能不是小数目。
而在现实世界里，由于地铁安检事实上已经趋向“形式化”，上述机制大打折扣。
例如，现在有的地方地铁对不带包的乘客通常不检查即放行，而且即便进行手检，也有许多部位未能覆盖到。有些城市还试行了“大包必查、小包抽查”，但是小包的标准并不明确。又如，经常可以观察到有人越过栏杆递接未经安检的物品的现象。
对此，有专家指出，地铁安检也有“木桶效应”，其效果由最薄弱的环节决定。若有一个地方检查不严，则整个安检都会失去意义。
当然，地铁安检支持者可能不同意这个观察结论。他们强调，目前的种种漏洞，恰恰说明必须进一步加强安检。
是的，地铁安检如果像机杨安检那么严格，地铁也许会更加安全一点。可那样的话，即便不考虑成本，也意味着地铁本身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果“乘坐地铁10分钟，安检排队1小时”，那还需要地铁吗？
02 保障安全是系统工程，安检并非核心因素
地铁安检支持者还有另一个明显的误区。他们似乎将安检等同于“安保”。这种误解一方面会导致他们忽略了安检只是地铁整个安全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他们误以为反对地铁安检就是反对地铁的一切安全保障措施。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一般分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外和中国香港地铁运营的实际经验来看，安检很可能并不是地铁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如前所述，地铁安检能够从“事中”、“事前”两个层面上通过多种机制减轻安全风险，但是地铁安检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而且有多种方法可以替代。
一个直观的替代方法是在“事后”层面上的，即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允许乘客不经安检直接进站上车，但是一旦发现有人携带了违禁品，则加以严厉的惩罚（比如说巨额罚款等）。这种惩罚为公众所知后，也同样可以发挥事前震慑潜在违法犯罪分子和劝阻普通乘客不要携带违禁品的作用，进而把违禁品提前拦阻在地铁车站之外。
另一个直观的替代方法利用第二方监督，即要求乘客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立即报警，同时在进站口、地铁站厅和地铁车厢内等场所加强安保（警力）巡查，及时回应乘客的求助和报警。
地铁安全保障体系，只有安检，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但是没有安检却是仍然可以良好运转的。在地铁安检支持者眼中，安检就是全部或最主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是事实上，地铁安全保障体系，仅仅从参与者这个角度来看，就至少还要包括在各处巡查的保安、地铁公司在现场服务的站务人员、监看闭路电视的后台工作人员（或者还有警察），等等。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地铁安检能够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于防盗门——如果说得更不客气一点，可能只相当于有的人在自家的防盗门上再加装的一把锁。
在分析的层面上，地铁安检可能还会有一个副作用，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地铁安全保障体系的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的“懈怠”提供理由：既然已经在安检了，我们不妨轻松一点。于是安检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增大安全风险。
从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实际经验来看，取消安检确实不一定会影响地铁安全保障。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
但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铁安检存废之争的途径呢？
03 有安检列车和无安检列车，你愿意为前者多付费吗？
主张取消地铁安检的人通常强调地铁重大安全事件——特别是恐怖袭击——是小概率事件，因而安检意味着“为小概率风险付出极高的效率成本”，得不偿失。这种论证思路其实是相当有力的，但是本文将放弃它。
从分析的角度，假设地铁安检涉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好人（即普通乘客）和坏人（最极端的“坏人”是恐怖分子）。好人和坏人都有可能携带违禁品，于是就有以下四种情况：
（1）坏人携带了违禁品，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检”下，有一定可能检不出来；
（2）好人携带了违禁品，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检”下，也有一定可能检不出来；
（3）坏人没有携带违禁品；
（4）好人没有携带违禁品。
考虑到地铁安检支持者以“生命无价”为立论支点，不妨先承认：由于存在上面第（1）、（2）种情况，地铁安检似乎是有必要的。此时，什么样的安检执行状态是最理想的？
套用经济学中的分离均衡的思路，如果能够做到只在上面第（1）、（2）种情况发生时才进行安检，那么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种均衡在理论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这可能是“既然要安检，就必须让所有人都按最严格标准安检，不然安检将没有意义”的根本原因。
于是又重新陷入了要求取消安检一方强调效率和成本、支持安检一方强调生命无价的僵局。要打破这个僵局，也许需要在视角上有一个转变，即从效率-成本视角，转为行动-演化视角。
这个转变是这样的。在上面从经济学中借用的分离均衡概念上再退一步。承认反对安检者和支持安检“都有道理”，然后进行尝试，让更好的制度安排有机会在演化过程中浮现出来。
更具体地说，也许可以采取类似这样的实施方案：选择一个城市的某一条新建地铁线路，在地铁站分设两个进站口，一个需要安检，另一个不需要安检，同时对地铁列车也加以隔断，一端为安检车厢，另一端为非安检车厢。然后，让支持安检的人和反对安检的人，分别进站，分开乘车。
另外，还要在列车分隔部位采用加固材料并装备快速分离装置，以尽量保证万一非安检车厢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不会涉及安检车厢。
然后，可能需要让乘坐安检车厢的乘客适当多支付票价，因为他们的预期安全系数提高了，为他们提供服务成本也上升了。
不难注意到，这个实施方案的基础是，目前的“形式化安检”可能无法实现安检支持者的目标，同时因为更加严格的安检不可能执行，因此这个方案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反对安检者带来改进。至于地铁站厅、列车设计和建造方面，当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应该会比现在的效率损失要小（请原谅，又提到了效率）。
顺便提一下，在理论方面，这个方案还受到了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概念的启发。“黑天鹅”事件指的是不可预测且无法事先预防其发生的影响巨大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如果试图去预防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就会陷入误区。有鉴于此，塔勒布提出，相比预防“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为“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做好准备。
当然，上述设想非常不成熟甚至显得有点儿戏，但是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