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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在万圣,寻找书店活下去的理由
作者:欧海
发表日期:2023.12.28
来源:冷杉RECORD
主题归类:万圣书园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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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把开业重张定在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这次它搬进了商场里——新店是上下两层的格局,面积更大,空间和视野也更开阔,位于三层的店面拥有一整面朝东的落地窗。万圣书园夹在两家服装店之间,大约十米之外,有一家电玩城。

书店暂停营业的日子里,书商们从各地赶来支援,帮着把一架架的书打包、装车、运输,再重新上架;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图片、视频夹杂着文字,雪片般涌入信息流。

一家书店搬迁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就像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书店之于旧金山,在北京,万圣书园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不确定的日子里,人们来这里找寻某种答案或慰藉。

书店开了30年,几度迁址,并屡屡在挑战中存活下来,并且“活得还算体面”。在一切都变得速朽的年代,这几乎可以视作奇迹。

告别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最热闹的日子。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学者、出版人会在这天拥进书店,三三两两地凑在紧邻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热情交谈。书店取名“万圣”,原本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只是浅显的巧合——老板刘苏里的生日恰逢万圣节前夜,书店也在这一天诞生。

不同于往年店庆,今年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创办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后一天。12月,它将搬进一公里外的购物中心。

人们赶在最后一夜来告别。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人,排队买书的队伍从收银台一直延伸到厕所门口。气氛并不伤感。店里挂满南瓜色纸灯笼、鬼脸和蜘蛛形状的纸拉花,温暖明亮。醒客咖啡一进门的长桌上铺着印有黑猫“平安”画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摆着蜡烛、蛋糕、葡萄酒和各种水果。在场的大多是熟面孔,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摆出端庄的姿势,拉着刘苏里拍照。老板娘张焕萍在一旁来回走动,挨个跟刚进门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嘴角一直没放下来。她个子不高,嗓门清脆,身穿一件大红色衬衫,配一条黑色丝绒长裙。实在累了,就倚在门口,悄悄脱下一只高跟鞋,踩在刻有“万圣书园”字样的石砖上休息。

作为书店经营者,刘苏里和张焕萍早就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比起书店那只出名的黑猫“平安”——今年18岁,相当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夫妻俩还很年轻。每天出门前,张焕萍都会把“平安”抱在怀里,脸贴住它的额头,轻声嘱咐:“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离开了。于是她一边在心里默默告别,一边又计划着,新店开业那天,要让“平安”去跟新老读者和店员们,再打个照面。

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有种强烈的“old school”气质。在这里,书是真正的主角。店里有八万多种书,但其中超过一半的情形是,两到三年才能卖掉一本。因为主营人文社科类图书,万圣书园也被视为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风向标。

光顾这里的读者多是知识分子和广泛的精英阶层。季羡林、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汤一介、乐黛云、沈昌文、罗新、刘擎、周濂、刘瑜、罗翔、梁文道、马家辉、许知远……耳熟能详的名字多得一口气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员工都了解了杨振宁喝咖啡的口味,见他走进来,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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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府路59号店(图源:郭琛)

书店最早开在北三环西路三义庙,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范围内。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子,连通了北大东门和清华西门。书店搬到这里,打通了与北大、清华的“血脉联系”。再往后迁至成府路,背靠的蓝旗营小区,是北大清华的教师宿舍。兜兜转转,万圣书园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目标人群。

虽然开在学校边上,但它几乎从不打折。图书品牌“甲骨文”的创始人董风云上大学那几年,每周末都会骑着自行车逛书店。路线一般是从人大一路向北,先经过海淀图书城,再到万圣。大部分时间里,他去万圣只是看,偶尔也买,“有些贵的,就跑到海淀图书城去买打折的。”董风云隐约记得,“后来大概买到100块钱,有个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是在万圣买书最多的读者之一。1996年他从美国回来创业,惊喜地发现北京出现了一批接近国外独立书店概念的民营书店,“我记得有三味书屋、风入松、万圣,离我最近的就是万圣。”打那起,他就成了万圣的常客。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后来开车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样,每次都能一口气买满两大袋子,塞进后备厢。

在他的认知里,好像去书店就等于去万圣。

“流动的盛宴”

或许可以这样说,万圣之于读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这里,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你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圣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几乎每一年,都有新读者变成老读者,老读者变成好朋友。

书店开在三义庙那会儿,作家李静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有天她在校园里骑车,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学的老师,“他说他去万圣,北京最好的学术书店。”那是李静第一次知道万圣,“那时候店面不是很大,书也摆得很朴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濂对万圣最初的记忆则是一辆中巴车。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远远地就看到一辆中巴车,门口放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书名。他好奇地钻了进去。中巴车不大,里面放满了书,大多是学术著作,年轻的周濂买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底黄皮。”

后来,万圣搬到了成府街的一处小平房。“当时到万圣看书的穷学生多得要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说,年轻时有些书买不起,只能站在店里看,“别的书店可能看你老不买书就会赶你走,苏里他们绝不会。”万圣开了30年,他在万圣看了28年书。1995年,萧瀚辞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上,离当时的万圣只有50米。“那时候年轻,精力也充沛,虽然准备考试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但是看别的书,我的兴趣高得要死。”几乎每天,他都会去万圣看书。时间久了,刘苏里忍不住跟他开玩笑:“你究竟是来考研的,还是研究考研的?”

没有收入的日子里,去不去万圣也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呢,兜里没钱,看到想买的书又不敢买,“感觉很不好”;不去呢,又担心错过那些好书,“书店跟菜市场不一样。菜市场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书店里的书,每种可能只进几本,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有一次,萧瀚攒了好几天才去,一进门冷不丁碰上了刚出版的《国史大纲》,他咬着牙买了一套,“当时觉得用不了一天,别人就会把它买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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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一角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成府街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文化气息。万圣对面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经常会放些小众新潮的电影,与万圣一墙之隔的“闲情偶寄”,每周举办学术沙龙。

出了这条街,整个北京还是灰蒙蒙一片。1997年,董风云从云南大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回忆,当时的北京风沙很大,人大东侧的白颐路还没有改造成后来的中关村大街,没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树木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虽然校园生活很美好,学生们的愿景很丰满,但整个社会还处在上一个时代的审美和气氛之中,色调是灰暗的。

万圣在这个特殊时期进入董风云的视野。“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他强烈地感觉到,这家书店有别于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氛围,“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小鬼Logo,进去以后完全像是一个书屋,一眼望去什么书都想买,买完书还可以盖一个蓝色的章。”有时候他不买书,也愿意去万圣泡着。

那时候中关村一带涌现出好几家洋溢着人文气息的书店。除了万圣,还有国林风、风入松。风入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王炜开办的,周濂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地下室,走进书店门口,抬头就是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

但在董风云的记忆里,最好的书店就是成府街那家万圣的样子。“可能因为我们年轻时是那样过来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我们的青春,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在了那间小平房里。”

“偏执”的老板

作为城市公共客厅,万圣书园接待过的人既包括早年萧瀚、董风云这样的穷学生,也不乏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这样的老先生。“许知远自己开书店,可他老在我这儿买书。”刘苏里说,万圣之外,他们是名人、是网红。但在万圣,所有人精神层面都是平等的,“都是万圣的读者。”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刘苏里家有五万册左右的藏书,每一本书都是从万圣买回来的。王强问过他,拥有一家书店还用买书吗?刘苏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恪守商业规则的书店经营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强的印象里,刘苏里一直不太像书店老板,而更像是一个资深读者。他经常看到刘苏里戴着厚厚的眼镜,在书店最深处的书架前翻一本哲学或是政治学著作,“你很少见到一个书店老板是这样的。”王强觉得,刘苏里就和书店那只著名的黑猫一样,“老是在书堆里扎着,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说,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万圣报到,而且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见不着。”

“苏里自己就是个疯狂看书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书该看,哪些书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还有哪些书付你钱你也不能看。”总的来说,萧瀚觉得这位书店老板还是宽容的,“他可能看不上这个人的书,甚至觉得这个人的学术、品格都不行”,但出于思想上的平衡和体系上的完善,有些书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义”,也会被选入万圣的书架。

李敖的书是个例外。萧瀚问过刘苏里,万圣为什么一本李敖的书都没有,得到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我非常讨厌他,就是不卖他的书。”印象里,这是萧瀚唯一一次听到刘苏里亲口说自己不卖谁的书,语气还很严肃,“他可能不喜欢李敖的文风——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欢,否则到不了这个地步。”

在萧瀚眼里,这是刘苏里骨子里非常固执的一面。“万圣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的名声、规模和象征性地位,都跟苏里的性格连在一起。他远不只是个卖书的,你说他偏执也好,坚持也好,总之他赋予了万圣一个非常特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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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店庆,也是老板刘苏里60大寿(图源:郭琛)

大多数人对刘苏里的第一印象都是严肃。他讲话慢条斯理,配上东北汉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采访时,刘苏里一落座就表明态度,“老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来,他又像个憨态可掬的老头。因为出生在乌苏里江畔,父母给他取名刘苏里。他是虎林这个县级市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高考时,他原本填报的志愿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没想到放榜后收到一份教育部电报,说他的分数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龙江省第13名,虽然数学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题都没看,就做最后一道题,写了三页纸,最后给求证出来了,直角等于直角。熟悉刘苏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计老师也看烦了,给40分吧。”

排行榜

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刘苏里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尽管没有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学者,但他一直在和书打交道。

李静记得,万圣开在成府街那会儿,有一天她去买书,看到刘苏里坐在门口,严肃又语重心长地跟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话,“语气很像一位严师,内容挺学术”。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刘苏里,只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书店老板的人”。

开书店的人大多都有几分理想主义气质。刘苏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书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大部分书,他只需要扫一眼作者、选题和目录,再翻翻前言,几分钟就可以决定这本书能不能卖。

很多书都是这样从万圣走出去的。比如《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是作家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印出来七八千册,三联书店发行部的负责人找到刘苏里,“你帮着看看这书能卖吗?”刘苏里翻了十来分钟,说,“这是好书!这个作者太厉害了!”他当场采购了200本——1997年,这笔钱让书店背负了不小的压力。但刘苏里没犹豫,“后来林达火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学者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部历史学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万圣当月推荐的新书之一。过去一年里,它多次登上万圣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没上榜,是因为去年12月书店关门——当时万圣的员工几乎全员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业,万圣的月排行和“年度图书”具有极高权威性。“月排行是严格按照销售量排序来的。”刘苏里唯一可以做调整的空间,是当销量出现并列的情况,“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书,我可以从中选一本。”算下来,书店老板的个人意志大概占10%-15%,剩下的“都是读者投票”。李静还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如果是作者到万圣买自己的书,无论买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万圣,买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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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排行榜2001-2023(图源:小红书账号万圣书园)

“早期免不了会夹带私货。”刘苏里有些不好意思,“张总(指张焕萍)接手管理之后已经杜绝这种现象了。”至于卖什么书不卖什么书,既不是追随市场潮流的结果,也不是刘苏里个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学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筑一样,为书店搭建了一套“产品体系”。

中间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有一两年,学术思想类图书“卖得不好”,刘苏里解释,“实际上不是卖得不好,是因为你开始想卖别的品类的书了,冲淡了,资源分配就是那么一个格局。我们不会追着读者的兴趣走,也不会不照顾读者的兴趣。与其说是照顾读者的兴趣,不如说是把着社会的脉搏。后来还是张总意识到,学术思想类的图书依然是刚需,因为各方面形势越来越差,人们想要从书中找答案。”

最近几年,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书店里上演:有两类图书的销量越来越突出。一类是科学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变世界》,老上榜。另一类是以《秋园》为代表的写实类作品,“这些书替代了原来的那些时事评论。”刘苏里一一列举,像《张医生与王医生》《盐镇》,包括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漫长的余生》,“9个月连续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几个月都在第一第二,吓死了。”

“总指挥”

书店30周年店庆前,夫妻俩把1994年以来的年度图书和2001年以来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纪念册。“哎哟,看到有一些书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刘苏里撇撇嘴,“没办法,那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纪念册下印厂那天,张焕萍往微信群里丢了几张成品照片。周濂转述梁文道的话,“印象中只有美国的一家独立书店干过这事,国内绝无仅有。”在万圣,印纪念册这种大大小小的事务性工作,基本都是张焕萍在张罗。

刘苏里打了个比喻,“万圣就像是一个乐团,张总是乐团里的总指挥。”

工作很繁琐,但张焕萍也有方法。她从来不召集员工开会,“有事说事,开什么会啊。”在万圣,员工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汇报工作——每天早上老板娘一进店,负责打扫卫生的员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板娘面前,轻轻喊一声“张总”,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张焕萍笑着回应,“好,可以”。

万圣的员工学历都不高,来的时候十八九岁,高中或中专毕业。张焕萍虽然要求严格,但很少发脾气。员工犯了错只要能举手承认,就不算错。她也不允许员工阿谀奉承,万圣因此没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私下里,没有她不管的事。员工生病、谈婚论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里人被抓了,她都跟着操心打点。大部分正式员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离职的员工则会在每年10月31日准时回来看看。有员工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张焕萍年年春节给对方打钱买猪崽。

对大多数万圣员工来说,老板刘苏里更像是一个模糊的精神象征。张焕萍或许没那么耀眼,没那么名声在外,但谁都知道,离了这位老板娘,万圣无法成为今天的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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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常戴着厚厚的眼镜,在书店看书(摄影:李北葵)

刘苏里也承认,万圣活到今天,活得还算体面,张焕萍功不可没。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是醒客咖啡一直养着万圣,“其实它从开业第一天就没挣过万圣。”醒客开业之前,张焕萍就提出来,书店和咖啡是两门生意,各养各的。二者之间恐怕唯一的联系是在给咖啡取名这件事上——方法很简单,从万圣月排行里挑一些好听的书名,比如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单上就叫“装睡”,“如果周濂、刘瑜(两口子)的书都在上面,买两杯就打折。”

在朋友们眼中,张焕萍直爽、干练、热情,能说会道且幽默风趣,总之是一个活泼的人。她给刘苏里严肃、深沉的世界开了一扇窗。纪念册里,刘苏里原本写了一些“煽情”的、对妻子表示感谢的话,最后都被张焕萍删掉了。她说自己不需要夸奖。“万圣是一棵树,我就负责好好浇灌它。”她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不习惯也不愿意“以万圣的名义”说话,“我没那么大能量,就跟苏里打架时劲头足,哈哈哈。”

两人都有主见,也难免有争执,但丝毫没影响感情。韩国出版家金彦镐在《书店东西》一书中,摘录了一段张焕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记:

“夫妻店好开也不好开,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们俩的性格都强。刘苏里一身的大男子气,我这个被逼出来的‘没头脑’,经历了多少隐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苏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当他发现他管不好钱时,就对钱再也不过问。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因为性格都太强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对待公共事务上,我俩很少分岐。我们有明确分工,他管采购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内政。刘苏里和我都认为,万圣的‘胜’和‘盛’都在书,我们只懂书,不能做别的。所以万圣走到今天,书仍是如此丰盛。”

总有人正年轻

“猫吃晚饭了吗?”告别日的晚上,10岁的布谷关心起书店里的猫。她是周濂和刘瑜的女儿,眼睛大大的,扎着两条麻花辫,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刘瑜。就在刚刚,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猫丛丛懒洋洋地钻出桌子,从布谷脚边溜走了。

在万圣书园,猫的元素无处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挂在墙上,张焕萍的微信头像也是一只思考的猫。

黑猫“平安”是万圣书园最著名的猫之一。它来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那天刚好是平安夜,张焕萍脱口而出给它起名“平安”。之后的日子,“平安”长得比别的猫都快,大家就开始叫它“大平安”。

张焕萍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和苏里到店后一般我在收银台看数据,他到办公室开电脑。我当然会先抚摸书台上的平安,告诉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来了。’平安便常常轻啊一声,踱着猫步款款地,穿过长长的书架通道去办公室视察。它知道爸爸来店里要做订书单,长年累月地坚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给人以安慰,更知道这种时候它去比妈妈去更管用。常常会听到从苏里办公室传出:‘哎呀,我们平安来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艰难与烦恼,都云散了。”

艰难和烦恼不是没有过。疫情期间,人出不了门,书店的读者也少。最难的日子里,刘苏里心生退意。两年前,朋友们约着去郊外“放风”,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烧烤,他大概是说了几句丧气话。“我们当时都力劝他不可以关门,这么多读者这么多年跟着你,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如果资金上有问题,我们可以众筹。”周濂记得,刘苏里当时态度很坚决,众筹是不可能众筹的,“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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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31日深夜,店员抚摸店猫刘丛

“平安”退休后,接班的是一只长得像海盗的小花猫“丛丛”。它更年轻,也更懒,用刘苏里的话说,“懒到家了”。搬迁前一晚,收银台前排队的读者一直没有断过,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学生。而此刻丛丛已经瘫倒在地,任由店员随意抚摸、摆弄。

营业时间早就过了,还有人往书架前面冲。那是个年轻女孩,一头浅绿色长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张焕萍在门口叫住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闭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转身走开,过了一会儿又举着手机跑回来,像是急得快要哭出来,“我就找一下这本书可以吗?”张焕萍心一软,“进去吧”,并招呼店员帮女孩找书。

年轻读者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始于书店上一次搬迁。当时为这事,王强没少在背后奔走牵线——前一个店址租约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最坏的打算是关门。王强听了,当即在饭桌上表态,“我虽然不开书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之后他便想办法托人帮忙,2012年年底,书店向东挪了198步,从成府路123号搬到了59号。

那两年正好碰上全国范围内独立书店的倒闭潮,很多书店都以“寻求新地址”为由歇业,但很少真的会重张。怕读者担心,张焕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过程,隔些日子发几张照片,报告装修进展。“那时候微博还是最热闹的,那些所谓的大V带动了一批以前不知道万圣的新读者。”

自那以后,万圣40岁以上的读者比重从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岁左右、挣到钱的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IT创业者一跃成为这家书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体作者小西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到北大进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学带到万圣,灯光昏黄,书架通天,他甚至能闻到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像木头的香味”。小西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哈利·波特》中的“奥利凡德魔杖商店”。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口气读了下去。

“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识到,伽利略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还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之后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万圣,“随便看哪本书,总会有点启发”。有时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触一下最前沿的(学术思想)潮流”。小西觉得,这是图书馆提供不了的视角。

“信息时代的主题是拣选,要从大量庞杂的信息中选择有效的信息和知识,如果碰到懂行的书店老板,帮你过滤一些书,会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在小西看来,关于“人们是否还需要实体书店”这个问题,万圣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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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31日,万圣书园闭店后

最近这段时间,万圣书园陆续在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上开了账号。10月份,刘苏里还做了三场直播。

刘苏里说,他们一直想找一条有万圣特点的卖书渠道——既不想学传统电商,“据说传统电商现在已经落后了,属于外婆级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这样看来,新兴社交平台的出现就成了契机,“转悠了几天了,我发现它的玩法有点像微博,这个我有经验啊。”他嘿嘿一笑,“还得再观察观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猫。新店开在购物中心,书店里养猫或许不再可行,“这可能是最终最大的遗憾,还在交涉。”至于书店的未来,他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成府路59号最后一夜,将近零点,门口还聚集着些许年轻人,迟迟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