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府机关、文体科教场馆等公共机构的公众开放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相关主事方自信开明的重要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邓小平总揽全局，胡耀邦主持一线工作的权力秩序。新的领导集体不仅仅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做出了改革开放一系列具有高瞻远瞩历史眼光的部署，更从细节上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脱离群众，推动政治文明化、亲民化、公开化。
比如，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坚决不住中南海，而是分别选择住在景山后街和北长街胡同里面，与民一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住着很多民户，胡宅只是窄巷的其中一家；米粮库胡同现在还有很多民户，倒垃圾的大妈、遛鸟的大爷不时在邓小平故宅门口经过，甚至还有快递三轮车经常停在门口，显得平和接地气。
再一个为人称道和怀念的就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推动下，陆续开放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等之前普通群众没有机会进入的“禁地”，主动打破围栏和禁令，让社会大众也能近距离感受这些向往已久的建筑的魅力。
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当时有很多名称备选方案，比如“国家大会堂”、“大大礼堂”等称呼，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之命名为“人民大会堂”，暗含属于人民之意。但是建成后20年里，只有进入大会堂开会的人才能近距离感受这座建筑的雄伟，普通群众只能在广场上远距离观望。
1978年12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胡耀邦担任召集人的西北组联名向中央建议部分开放中南海、开放人民大会堂，中央机构不能搞特殊化，要多接触群众。这个建议获得了很多老同志的赞同，邓颖超说人民大会堂不应该是人民的禁区，而应该回归人民怀抱。
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他开始落实这个提议。3月开始，人民大会堂周边的警戒围栏被拆除，7月15日正式向公众开放。1984年人民大会堂还对游客开放了食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群众有机会尝尝“中央首长”吃的菜，虽然都是普通菜谱，但是依然满足了群众的好奇心和自豪感。
更敏感的是开放中南海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地，兼领导人住宅区的问题。1950年代，周恩来曾经对在中南海施工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但是这一朴素伟大的想法，一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落实。
1980年2月，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频频邀请刚刚获得平反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著名学者、科学家等来中南海看看，这些人被打倒一二十年，好久不没有来过中南海，胡耀邦很诚恳希望他们得到更多温暖关怀，也感受一下中央的新气象、新变化。这时候胡耀邦萌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周末和节假日，能不能把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中办老工作人员、杨尚昆秘书苏维民的回忆）。
1980年5月，中南海开始通过给部委、高校及北京市属各机构发送请柬的形式，准许在京干部和职工进海参观。1981年4月11日，中央书记处率先做出表率，将怀仁堂在五一、六一等重要节日，对在京学校、工会开放，四千多位普通群众手持中央办公厅的请柬，兴高采烈地在中南海观看了演出，召开了庆祝联合会，《北京日报》曾经以《党中央带了个好头——记怀仁堂开放的第一天》为题，报道了此事，引来群众一片好评。继而中南海里的国务院、中央警卫局等也纷纷响应，把自己部分办公区开放。
在这个基础上，1982年起中南海开始向全国群众开放。在周末和节假日，来北京旅游的群众，均可以从南长街81号小门进入，参观瀛台、静谷、颐年堂、菊香书屋、丰泽园等核心建筑。中办还用心地给游客印发了中南海导游图，游客可以有充分时间在开放区域逗留，并且可以从中南海门市部购买烟酒特产等带回老家，送给亲属。胡耀邦本来有在南海边每天走1万步的习惯，为了不影响群众参观，主动在开放日到内侧的区域散步（原中办工作人员徐中远的回忆）。
不仅仅是对党中央驻地的开放，1982年2月，胡耀邦主持第155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决定，将西二环内平安里大街原属于中央机关驻地的端郡王府旧址园林，还给人民，作为新建设的中国儿童中心的用地。这片地方占地达近十万平方米，交通便利、环境典雅，是京城核心区内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但是胡耀邦只把一小部分留给了新成立的中纪委，作为办公用地。
随着各个具有象征性的地方都向群众打开大门，只剩下天安门城楼因为修缮和缺乏旅游配套设施等原因迟迟没有开放。1984年9月，一位署名“华兴”的上海老知识分子致信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城楼给群众参观，华兴在信中说，我自从1954年以来，多次来北京，但是从没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希望我的这个“幻想”和“白日梦”能够实现。华兴还提到所谓安全顾虑问题，他说，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胡耀邦看信后，即指示中办主任王兆国与北京市政府沟通落实此事。北京市政府经过三个月的研判，拿出了详细的开放方案，首先是增加了旅游服务部和厕所（即城楼两侧的厕所，相信来过天安门城楼的朋友都到过这里，或者在门口空地集合等人），继而1986年开始试运营，向部分人开放参观。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公众开放，从此，上天安门不再是领袖的专利，普罗大众也能风光一把。
在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推动下，首都核心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三个地方，终于全都打开大门，成为公民可以享用的资源。在中央率先示范下，北京的很多部委礼堂、食堂，外地很多省市政府礼堂、食堂，都在这一时候对外开放。
这种开放，既是人民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有利于高效合理利用公共资源，更是官方开明、自信的表现，只会给执政者们加分，不会丢分。正像当时中央一个总结报告中写的“过去一些机关的设施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成为高高在上‘闲人免进’的‘衙门’，要密切政群关系，要改善政府形象就要从小事上做起，人民大会堂等的开放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放下架子，走向群众的一个具体行动”；也正如当时全国人大代表庄庆汉呼吁地那样，天安门等地的开放，是我国社会文明化、开放化的重大标志。
笔者不禁想起最近讨论很多的大学开放问题，其实这种本来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却成了社会口诛笔伐一年多仍旧无法解决的“难题”，任凭群众的呼喊，中央媒体的催促，大学依然纹丝不动，向公众开放的大门紧闭，这本身反映了我们很多领域治理思维的倒退：我有权就任性，群众能奈我何？
其实我国的多数大学本来并不存在围墙。根据笔者阅及的资料，在民国时期，最起码南开大学、北洋大学、辅仁大学、华西大学、交通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都是没有围墙的。清华、北大和燕京大学即使有围墙，也是象征性意义的，而不是今天这种警备森严式高大围墙。比如燕京大学的东墙和南墙都是透明栅栏，仅有有个小门与今天的中关村大街隔离开来，只是在西墙上，改建了原来王府的大门，建造了巍峨的正校门（也就是今天北大西门）。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更提出北大要破除围墙，不要办成衙门。他还出去破除教学制度的围墙，工友和社会上的人都可以旁听，以至于青年毛泽东这样的“北漂”，才能在最高学府学习，得到思想启蒙的机会。
奈何院系调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社会在发展，大学围墙却越来越高，进出管理制度越来越复杂的悖论。以笔者曾经就读的五道口某大学为例，在21世纪初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外面的人也可以在食堂办卡吃饭，后来开始查验身份证，再到后来必须预约，到疫情后社会人员从此丧失了进校机会，只有本校师生、教职工才可以凭严格预约制度进出。甚至连进出经管学院的大楼也要看有关证件，可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有人说，外地人都来名校参观，会扰乱教学秩序，大学应该关闭大门。以笔者在该校读书经验看，虽然暑期人员来参观打卡的多，但是平时根本丝毫不会影响教学秩序。笔者以前亦曾经在哈佛大学访学，该校更是全球各肤色人种打卡膜拜的地方，但是这里连个围墙都没有，任凭各地的人进来参观，哈佛坐像前的草皮都被络绎不绝合影人员踩光了，也不见有保安来阻拦，甚至部分图书馆，普通游客也可以进入参观阅读。
还有人说，大学又不是公园，是私域场所，不是老百姓想来就可以来的。我国名牌大学，无一例外都是公立学校，本来就是人民用纳税金建造和养活的。现在清华、北大一年办学经费都在三四百亿，虽然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不过50亿左右，但是其他事业收入很大部分也来自各种财政渠道和国企。这两个学校每年各自接受的人民税金性质资金不下一两百亿，几十年下来，按照购买力水平，人民估计得花了至少上万亿资金养活这两个学校，难道这些钱还买不来入门参观门票？
其次，大学不是国防科工系统的保密研究院，本身兼具公共社会教育的使命职责，你光拿钱，而又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无论哪一门子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能成为大学将公众拒之门外的借口，拒绝开放都是懒政、傲慢、目中没有人民的表现，只会让大学更堕落，而不会让它变得更文明、更强大。
大学要开放，其他公共机构也要有序逐步开放，这才是落实“人民性”的实实在在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我们的领导人连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的大门都敢打开（并且后两者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现在打开一个大学校园都这么步履艰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