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时签下竞业限制协议，离职后遭遇了公司高额索赔，其中不乏初出茅庐的应届生。
过去十年间，推崇“自由、平等、开放”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职场圣地。然而，当世界开始紧缩，狰狞再次展露。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索赔金，成为套住这些年轻人的又一道枷锁，他们的人生轨迹随之改变。
被追击的前员工
离职拼多多7个月后，林知心面临28万元的索赔。
2023年10月，林知心收到了一通从上海拨来的电话。电话里，仲裁员告诉她，她曾工作过的拼多多公司，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对她发起仲裁申请，索赔28万。林知心的大脑瞬间“宕机”，她一时无法理解眼下的情况，匆忙挂断了电话。
竞业限制协议，是用人单位对员工采取的，以保护其商业秘密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措施。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离职员工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加入与原公司有业务竞争的公司，包括员工自行创建的与原公司业务范围相同的企业。作为对价，用人单位需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向劳动者支付补偿，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则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通常来说，竞业限制协议限制的，是掌握公司核心商业信息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简称“两高一密”。这几年，随着互联网行业竞争愈加激烈，竞业限制协议的使用范围也开始泛化到基层员工。如今，在入职前给每位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有成为业内的常见操作的趋势。但碍于巨大的取证成本，大多数公司几乎不会对普通员工“动真格”。
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林知心从未想过自己会遭到竞业限制协议仲裁。她是应届毕业生，在拼多多基础岗位只工作了8个月，其中还包括6个月试用期，离职时转正不过2个月。离职后，她入职的新公司做的是外贸业务，内容和此前在拼多多做的“买菜”业务不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和“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扯上的关系。
那天是林知心24岁的生日。她一度把原因归结于，自己是“本命年犯了太岁”。她的姐姐本来买好了鲜花、蛋糕，只等着林知心出差结束回到上海为她庆生。
了解到事情发生后，姐姐第一时间带林知心咨询了律师。律师建议林知心“接受仲裁”，并表示：按照常理，不会有哪个企业抓着应届生不放，不需要太过担心。这番话，让忐忑了一路的林知心终于松了口气。她想，“大不了当这是24岁的一个坎，迈过去就好了。”
2023年11月，仲裁当天，林知心没有到场，将一切委托给律师，对方曾告诉她，“顶多赔个3、5万。”林知心觉得，咬咬牙的话，这个结果还是能接受的，她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事情并没有按预想那般进行。“小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仲裁结束，律师一改此前的笃定和自信，他告诉林知心，仲裁委员会很可能会做出全额赔偿的判决。
通过律师带回的视频，林知心才发现自己一直被人跟拍。一段长约60秒的视频，记录了林知心从走出家门，到进入公司大门的瞬间。视频中，林知心迎面而来的面孔，住所的楼牌号，甚至是新公司的logo，都清晰可见。律师说，在仲裁现场，这段视频被拼多多方作为证明“林知心入职竞业公司”的证据使用。
她在视频的一角的玻璃墙上，认出了跟踪者的身影。那是一个留着平头、挺着大肚腩的中年男人。想到在未曾察觉的时候，自己一直被陌生人尾随、偷拍，林知心心底发冷，恶心和恐惧同时攥紧了她。
林知心的经历并非个例。很多被拼多多控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前员工，都遭遇了拼多多请专人跟拍的情况。
为了防止隐私泄露，离职后的赵程宇更换了手机和电话号码，也从不在新手机上安装拼多多旗下的应用软件。即便如此，他仍被拼多多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索赔42万。令他匪夷所思的是，自己明明每天带着口罩上班，对方却还是能对自己进行跟拍取证。他猜拼多多使用了某些“特殊手段”。
在拼多多工作的两年半，被赵程宇认为是职业生涯最难捱的一段时光。如今回忆起来，赵程宇仍对报到当天所感受到的压抑氛围记忆犹新。“简直算不上互联网公司。”他回忆，本以为互联网公司随处可见的沙发、靠枕、休闲区，这里没有。容纳着约800人的一整层办公室里，只有条两米宽的过道。扎堆的桌椅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隙，谁的座椅要是多往后挪了点位置，就会碰着后方同事的椅背。密密麻麻的电脑屏幕前，每个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敲打着键盘。
眼前的办公环境让赵程宇感到震惊。主管似乎看出了他的异常，尴尬地询问他：“是不是和你之前的公司有很大落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主管安慰着补了句：“习惯就好，再多坚持。”
同事与同事之间最好不要私下交流，赵程宇说，在公司内部，很多人默认离职后就得 “人间蒸发” 。每天12点是午休时间，但很少有人结伴下楼吃饭。餐食供应商们将装有午餐的保温箱，拉到办公室一侧的过道中央摆放整齐，员工们乌泱泱地排着长队，默默接过盒饭，回到工位上进食。吃完后，就趴在桌上睡觉。
在职时，赵程宇谨小慎微，从不在公司电脑上讨论任何与公司相关的话题。即使换成手机微信，也尽可能用拼音来替代一些敏感词汇。比如，用“lz”来替代“离职”。
赵程宇记得，自己刚入职时曾被拉进过一个四五十人的业务微信群。虽然项目结束后，没有人往群里发消息，但hr还是发现了这个群，群聊被通知立刻解散。还有一次，有员工在公司大楼下拍了张救护车照片，匿名发到某职场app上。当天上午，hr就找到了这名员工，开除了对方。
“你要知道，你的电脑随时被监控着，所有聊天记录都有可能被扒到。”赵程宇说。
陷阱
作为二本院校的学生，林知心是靠着比旁人更多的付出，才走到今天的位置。从大二起，她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实习生涯，三年来几乎一刻也不曾停歇。
她没有想到，努力竟然也可以铸成噩梦。
2022年7月，靠着5、6段实习经历，她在校招中拿到互联网大厂的offer，入职拼多多社区团购部门担任“多多买菜”采销专员。工作地点在广西南宁，报道那天，hr拿来一叠厚厚的材料，告诉她应该在“这里签一下”“那里签一下”“这里不用签”，至于这些文件是什么，又分别代表着什么，hr并未做出解释。
同样于2022年加入“多多买菜”，离职后被拼多多发起竞业协议维权的应届生陈鑫回忆，他当时没发现在签名的若干文件中，还夹杂着一份竞业协议。“我还以为是保密协议，两份是放在一起的。” 密密麻麻的文字，堆在一页页A4纸上，字体格外小，“正反两页都是字，看起来页数不多，但是字好多。” 稀里糊涂之间，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直到离职时，陈鑫才意识到竞业协议的存在。
2023年6月初，他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希望能在6月中旬离职。hr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按照流程规定，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交接。但过段时间，又表示“我们尽量让你早点走”；没过两天，又改口“还是得一个月。”
“反反复复的，就像在折磨你一样。”当时，陈鑫已经找好“下家”，谈定了入职时间。他担心离职流程会出什么问题，心总是悬着。
6月底，陈鑫被通知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他不知道自己提交的离职申请究竟走完流程没有，心里总是惦记。陈鑫说，被强制休假的第二天，拼多多就注销了他所有的员工权限，他因此无法在办公软件上查看离职审批的进度。
那天，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预想中的离职证明，而是一份《竞业协议通知书》。hr告诉他：必须得签，不签走不完后续流程，没法审批离职。陈鑫本能地感到慌张。他“一天也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只想赶紧走。
拼多多默认实行的工作时长是“11116”（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但很多员工真正结束工作的时间，往往在半夜12点之后。作为公司“多多买菜”部门的成员，陈鑫常常要到凌晨2、3点左右，才能放下手机入睡。即便等到唯一可以居家的休息日，工作也不会停止。因此许多人宁可“自愿”去公司上班，这样还能多领一天工资。
在拼多多工作的这一年里，陈鑫感到生活和自由被完全剥夺，经常是一个月无休。有时实在扛不住了，才让自己在周日歇上一天。但所谓的“歇一天”，也只不过是多睡一小时罢了，照样要在家处理工作。
他经常在夜里做噩梦，梦见自己的上司，到了夜间也不放过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后来换了领导，处境仍然没有改善。新领导不懂业务，总是给他施加压力。每次开晨会，陈鑫前脚还没踏进门口，指责的话语就先声夺人：“怎么又是蔬菜做得不行。” 他迫切地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
得知不签竞业协议可能走不完流程，从而拿不到离职证明后，陈鑫最终在惧怕交加下署下签名。“我怕他们不给我批，然后算我旷工，最后我还得给公司倒贴钱。”后来他才得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只要员工以书面形式提交离职申请，一个月后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征得用人方同意。
但那时，初出社会的他既不了解职场规则，更对法律一无所知。从小接受服从性教育长大的学生们，步入职场后也很难及时完成身份和思维的转变，有的只是对自身命运的沉重担忧。某种程度上，拼多多正是利用了劳动者的被动地位，以及认知差距，让员工签下了这一“不平等条约”。在法律上，这又被称为劳动者的“非真实意思表示”，本身不被法律认可。但一旦签署，“非真实意思表示”后续很难在诉讼中被认定。
即便离职时拒绝签字，也不意味着就能摆脱竞业限制协议的牵制。
2020年，在赵程宇和拼多多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注明除了基本薪资外，每年还将额外给到价值约25万的股权激励。随着股价上涨，这笔报酬的价值已上涨至近50万。但拿到这笔收益的前提，是在他必须在拼多多工作满2年。
高额的工资回报，是许多人愿意继续忍受高压工作的原因。也有员工最初无法接受单休制度，几次调薪后，开始为钱选择自我说服，“单休也挺好的，多出来一天我也不知道干嘛，不如多赚点加班费。”
拼多多每月的基本工时要求是300小时，无法达标的员工，月末大概率会收到“你这个月是不是又不本分”的训斥。在赵程宇看来，“本分”似乎是拼多多衡量员工的重要标准之一。
赵程宇说，公司内部没有公开的组织架构，聊天软件上统一只显示花名。靠着老员工的逐一介绍，赵程宇才对负责相关业务的同事，建立起了基本的认识。但所谓认识，也仅停留在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上。一旦想要超出业务范围，立刻又会收到“你是不是不本分”的嘲讽。
“没有员工成长，拼多多也不关心员工成长。它完全是把大家当成干电池，你来就是干活拿钱的，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要想。” 这是赵程宇入职以来，最直观的感受。工作两年半后，赵程宇觉得自己的职业水平不进反退。
两年多来，赵程宇全靠着“把股票熬到手”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每天的工作。直到2022年9月，飘红的体检报告单显示，赵程宇的体内有2个与肿瘤相关的指标飙升。当时，他已经拿回了40几万的股票抛售款，只差7万的税后款还未进账。和大部分最终因“身体扛不住了”而离开拼多多的员工们一样，赵程宇决定结束这样的生活，并于 2022 年 10 月开始离职。
与涉世未深的应届生不同，毕业多年的赵程宇对竞业限制协议有着基本了解。然而，入职半个月后，hr又额外让他签署了一份股权授予协议。密闭的会议室里，桌面上放着几份相关文件，坐在另一端的hr身旁，架着一台正在运转的录像机。根据赵程宇回忆，当时他正想翻看面前的文件，hr立刻打断他，催促道：“都是格式化条款，没必要看，大家都一样。” 协议一式两份，签了3、4处名字，全程不到3分钟。
后来，等赵程宇仔细阅读过文字内容后，才发现这份签署的协议中，含有这样一句话：“由甲方关联公司 Pinduoduo Inc.将于乙方任职期间向乙方发放的股权激励若干作为乙方承诺保密与不竞争的对价。”
拼多多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标准，为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基本工资的30%。但像赵程宇这类薪酬高、伴有股权激励的员工，拼多多的做法则是直接将股权激励转化为竞业对价。
也就是说，原本在劳动合同中作为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发放的股权激励，一旦赵程宇离职后被竞业，这笔钱将作为竞业补偿赔款，原封不动地归还于拼多多。
入职拼多多前，赵程宇原本也收到了阿里的 offer，年薪总包比拼多多高出10来万。由于没有从上海去杭州发展的打算，斟酌再三，他放弃了那个机会。他认为，无论是offer还是劳动合同，都注明了“股权激励是薪酬体系的一部分”，拼多多将其转化为竞业对价的做法，并不合理。
“像这种对劳动者极大不利的条款，用人单位应该要主动告知，并且充分沟通，但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如果入职时我知道这个情况，我干嘛不选阿里呢？”赵程宇认为拼多多有意隐瞒，感到愤怒。
赵程宇当场拒签了那份《竞业协议通知书》，但hr却告诉他：鉴于赵程宇入职时已签署过竞业协议，离职时只要通知到位，协议仍然可以生效。
苦战
通过签署竞业协议的手段，限制人才对外流动，也对内部现有员工起着威慑作用。
2023年年初，和陈鑫同岗位的一位员工离职时，并未被发起竞业。但等到6月份，陈鑫提出离职时，hr却以“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为由，对其发起竞业。陈鑫猜测，是因为那段时间离职的人数过多，hr 想要“杀鸡儆猴”，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离职后，陈鑫每月获得的竞业补偿金，是他离职前每月基本工资的30%，为3700元；而他违反竞业协议后，需要赔偿拼多多公司的金额则是“全年税前收入的2倍”，近43万元。“等还完钱，我都要三十岁了，还一无所有。”这笔钱，被一群有同样遭遇的劳动者，戏称为“赎身费”。
由于不满竞业条款，赵程宇决定先发制人。2023年3月，他作为原告对拼多多提起诉讼，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根据相关规定，若员工离职后连续三个月未收到用人方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则协议失效。他遵照律师的指示，在离职后的前三个月“空窗期”里，定时向原司拼多多报备个人社保信息，证明自己未入职任何公司。三个月后，他又发了一封“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通知函往前司邮箱，希望把整个流程做得滴水不漏。
赵程宇的律师曾告诉他，拼多多给其发的offer中，明确写明薪资构成中包括股权激励；而法律规定竞业限制赔偿金，应该是劳动者劳动报酬之外的经济补偿，二者明显矛盾。因此胜诉的可能性“挺高的”。但2023年12月，在一审法庭上，赵程宇“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全面、够到位了，结果还是不行。“
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只要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则“协议有效”。这种标准，有时容易因不注重审查该员工是否为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署协议、是否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是否具备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的可能性，给用人方留下“空子”。
在庭审上，劳动者往往会被询问：“你签字了吗？为什么签字？” 若回答，“不签就拿不到离职协议”，法院则会进一步追问：“你为什么要离职？”陈鑫无法理解这么提问的方式：“不离职，难道干到死吗？”就好像签下卖身契，无论怎样都逃不掉。
如此一来，摆在劳动者眼前的似乎只有三条路：要么继续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要么支付高额的竞业赔偿金来完成离职；要么只能以牺牲职业前途的方式，彻底离开互联网行业。
前后几次开庭，赵程宇得到的建议都是：“和解算了，要判的话肯定是输的。”此前，他和律师几次试着在网上搜索和拼多多竞业限制协议相关的判决书，均一无所获。一审败诉后，他有些灰心。律师告诉他，就算上诉到二审也是浪费钱，不要再打了。
比起赵程宇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应届生林知心和陈鑫的诉讼之路则更显捉襟见肘。
二人同样生长于农村家庭，仲裁阶段，缺乏法律认知的陈鑫一度不知该如何应对，又该去哪里找律师。后来，他和一名同被竞业仲裁的同事绑定，二人总共花了5000元，在抖音上找了一位据称“颇有经验”的律师，对方声称，可以帮他们把赔偿金“砍”到7、8万。结果以失败告终。
2024年2月初，仲裁结果出来后，无法承担高额赔偿金的陈鑫，决定上诉。他不知道这次是否还要请律师，似乎怎么做都是无用功。
林知心也选择了继续申诉。12月1日，拿到裁决书后，她第一时间在劳动归属地南宁的法院，提交了事先准备的诉讼材料。她隐隐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必须避开对方的“主战场”。2023年12月底，南宁的地方法院接受立案，林知心松了一口气，想着终于能跨个好年。然而没过多久，律师告诉她：“案子被移交到上海去了。”
后来林知心从收到的诉状书的日期落款里发现，11月30日，在她得到裁决结果之前，拼多多就已在上海长宁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案件因此被合并。无论她怎样紧赶慢赶，都不可能在拼多多之前抢先立案。她想不通公司为何能抢先一步，知道自己的仲裁结果。
2024年春节前，林知心、陈鑫、赵程宇在网上遇见了王天明。被拼多多索赔450万后，王天明走上了在互联网上发声维权的道路。1月份，包括 4 人在内的11名被竞业的前拼多多员工，在网上联名发表了“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文章，舆论逐渐发酵。当时，其中一条帖子仅一天内就飙升了1000万阅读量，光评论就有两万。
拼多多的公关人员找到王天明一行人，表示愿意和解，承诺只要删帖，年后会帮忙解决问题，“让大家过个好年”。春节很快过去，年后，等他们再想联系对方时，对方却又强硬起来，不认账了。“过年期间，我们什么也没发。”林知心语气激动，“但其实他们只是想拖着我们。”
林知心想起过去在拼多多工作时，遇到和供应商的纠纷，主管给林知心提供的方法是 —— 拖，一直拖到他不来找你为止。如今想来，面对他们这群前员工，拼多多又何尝不是在以同样的“缓兵之计”对待。
之前她的每月税后收入为8千出头，按这种薪酬水平，要想还清28万的欠债，不吃不喝也要还上近3年。她一度失去对未来的期望。
2024年2月，赵程宇收到了拼多多的诉状书。他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是场硬仗的心理准备。他还记得，3年前，2021年的元旦，一名“年仅21岁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的消息在公司内部闹得沸沸扬扬。当时，主管意味深长地对他说道：“你别看这件事闹得很大，过几天就没了。”几天之后，去世女员工的父母发了条朋友圈，内容中表达了对拼多多的感谢。这件事给赵程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发起竞业仲裁后，绝大多数劳动者会以协商减少赔偿金的方式，和拼多多达成私下和解，并签署承诺“不对外传播被竞业经历”的协议。敢于反过来打“持久战”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有着某种执拗。
对赵程宇来说，是否需要支付高额赔偿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他不在乎输赢，只想看看在这场对峙中，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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