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尔盖·切尔内绍夫，历史学副博士，在新西伯利亚建立了两所很受好评的现代化教育私营学校。俄罗斯国家回报他的方式是在今年6月把他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录。
我的父母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私人区块”。在写这篇专栏前，我花了几天时间思考如何将这个术语翻译成其他语言（包括莫斯科人的语言）。我意识到，这不可能。这不是维基百科上写的“个人住房建设”，而是把农村的生活方式注入大城市的织体。那里没有柏油路，没有下水道（虽然几乎家家都有卫生间），电话在大约十五年前才出现，燃气也是。有燃气意味着冬天不用每天两次（甚至三次）从仓库里用桶提煤块出来生炉子。燃气是好事，但不是家家都有。大约十年前，外国车开始出现在围墙附近。过去五年里则什么都没变。
今年夏天，我在周末过后去父母家接我儿子。“别超过十点到，”妈妈这么告诉我。我当真在十点整抵达。到十一点时，这个私人区块的隔壁街上有一场葬礼，届时父母家这条街上“长者”的侄子会被运往隔壁街。“长者”是就像班级的班长那样受人尊敬，只不过是以街道为范围。因此，街道长者的侄子，已故的“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需要体面地送别、致敬。他在春天被动员，打了半年仗，回家休假，再次出发——第一天就遭到了炮击。第二次回来时，已经装在锌皮棺材里，就连棺材上的小窗都涂黑了。这就是为什么得在十点接走儿子——妈妈知道我不会同意他参加这种纪念活动。
在爸妈的这条街上，现在还有一位“战争英雄”住在自己父母家里，他是前瓦格纳雇佣军兼前惯偷。自我记事起，他总是因为小偷小摸或流氓行径坐牢。出狱几个月，喝酒，抢劫——然后再次进监狱。如果这几个月里，有人的菜园或家里丢了什么东西，大家首先会怀疑他。现在，他有了勋章和一辆崭新的车。顺带一提，还带着父母去海边度假了。据说他们为儿子骄傲得流泪。
而就在马路对面的隔壁房子里，住着我父母的邻居。她过去是有轨电车售票员，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总是在大声骂脏话。过去的一年半里，她一直在告诉别人，她的女婿越来越频繁地说要去战场上当志愿兵。毕竟贷款不会自己还清。而且的确不会——再隔一座房子的另一位邻居因为还不清贷款终日醉酒，最终心脏无法承受。在春天前整条街的人也都送走了他。
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十年。我的父母仍住在那里，因为他们在这儿有桑拿，有车库，有菜园——不像“在你们的那些公寓里，人叠着人”。至于邻居家的瓦格纳退伍兵——现在上哪儿没几个这样的邻居呢？
每当我听到“专家”们从荷兰或以色列的温暖演播室里向我讲述老百姓在那个人的政权压迫下活得有多苦，战争和制裁如何让老百姓失去了一切，我都会想到这条街。当我在YouTube上看一位“自由派”移民与另一位“自由派”移民进行又一次的辩论，我也会想到这条街。嗯，他们在那里说，由于制裁的沉重压迫，老百姓即将意识到“那个人的政权”夺走了他们的一切。他们希望老百姓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会起义。嗯，或者也不会起义，但至少会暗中破坏政权。或者别的什么类似的。
不久前著名心理学家柳德米拉·佩特拉诺夫斯卡娅在一个帖子中试图汇总俄罗斯老百姓的全部损失，以向我们证明“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她的清单中包括如下几项：国家货币和以“硬通货”计算的全部财产价值的崩溃，旅游者遭遇“世界关闭”，子女失去留学的前景，公民权利和自由削减，教育退化，文化退化，“出国导致的家庭分离”，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读完这份清单后，我再次感谢命运，让我没生在莫斯科，且还没丧失与现实的联系。
因为如果我们将三分之二俄罗斯居民视为“俄罗斯老百姓”，那么“俄罗斯老百姓”可没有失去其中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拥有过其中任何东西。老百姓上一次持有美元可能是在97年左右——作为一个有趣的小物件，仅此而已。他们从没去过剧院，完全不知道最好的导演全都离开了俄罗斯，导致他们，也就是老百姓，一无所有。他们的孩子和自己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甚至可能教他们的还是同一个已经七十岁的老师。他们，老百姓，甚至不知道可以不用大声吼叫就能教育孩子，不知道学校的草坪上是可以行走的。最后，如果他们遭遇“家庭分离”，那仅仅是因为监狱、动员和合同兵役。他们，老百姓，认识的人里没人跑去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他们的所有亲戚都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城市。
商店里的价格上涨了又如何？这些老百姓从来就没指望过商店。老百姓家的地窖里有可供他们熬过一整个冬天的土豆和腌菜罐头。凑合着就能活过去。
所以总的来说，老百姓什么都没有失去。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失去的。
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很多，多得难以言表。首先，是钱。很多钱。是的，数万名俄罗斯士兵回不来了，但还有数十万回来了！带着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几百万卢布回来了。在我妻子的老家（没我们的城市大，但工业化程度高得多），有个汉子带着三百万卢布回家，只用十天就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花光了。平均每天挥霍三十万——无限量的酒精和妓女。这才叫生活吗！而那些有家室的人则去海边度假，买公寓，换新车。
其次是归属感，觉得自己属于某项伟大的事业。曾经我们的祖辈如何战胜法西斯，如今我们也在乌克兰战胜纳粹（还是刚发明的别的什么？）。我们同时还在战胜同性恋、犹太人、整个集体西方、共济会，总而言之，所有，所有，所有的人。那些年纪大点的人欣赏着少先队、军训、校服以及总而言之他们年轻时的一切特色重又复兴。终于能管管了！要不然现在的年轻人真无法无天了！而且所有这些全都不用他们费力，往往他们都无需从沙发上站起来。
你们又能给因这场战争一夜暴富，还觉得自己很伟大的老百姓提供些什么？关于贪腐官员宫殿的调查视频？可老百姓早就知道自己被偷光了，从90年代起就知道了，这可没什么新鲜的。关于政权犯罪老百姓也有错（因为没有润出去）的讨论？关于民主和人权的采访？关于被监禁的别尔科维奇[1]或梅利科尼扬涅茨[2]的悲剧故事？这都是些谁啊？电视和网上（比如在《共青团真理报》[3]的网站上）可完全没说这些。
老百姓自己工作几十年都赚不到的金钱施舍，再加上对伟大事业的归属感——这是种易爆的混合物。如果不去考虑这一点，我们会不断惊讶，为什么在最近的选举中，投票给上面指派的州长和“执政党”的主要是农村（而非大城市）——尽管恰恰是这些农村承受了动员的主要损失。正是这种易爆的混合物促使老奶奶们穿着二十年前买的衣服去投票站给当局投票。她们是真诚地投票支持当局，因为相信它这就要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然，也是为了故意刁难敌人。正是这种混合导致了那些的确因为这场战争失去了一切的一小撮人，和绝大多数什么都没失去，却获得了一切的居民彼此之间彻底的不理解。
我们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一边盼望黑暗时代赶快结束，一边努力不去想这个事实：那几十万已经经历过这场战争和“恢复新领土”进程的男男女女，他们有几百万个孩子。这几百万个孩子觉得他们的父母在从事英勇的事业。他们真诚地这么认为，因为这是他们的父母，他们不可能是魔鬼。这几百万个孩子在9月1日系上国旗三色领巾，和父母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听父亲们讲打“乌克萝”的故事，途径被摧毁的马里乌波尔，去克里米亚度假（有的和父亲一起，有的已经没了父亲）。
如果我们想在战后开始讨论社会忏悔，我们得等到这些孩子长大，生下新的孩子，然后才能告诉这些（目前尚未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祖辈干下了不光彩的行径。祖辈的事情听起来比父辈的要容易些。内部自觉，而非外来强加的忏悔在德国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那正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孩子的孩子长大之时。
所以说，也许到2040年代末，才能开始和老百姓讨论俄罗斯社会因这场战争而遭受的真正损失。至少，老百姓中的一些人会真的听进去。顺带一提，到那个时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工作的那批教师的职业生涯才最终结束。
而目前，老百姓可能正在经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的，其中一些人时不时地被装在锌皮棺材里从战场上送回来。但整条街的人都会参加他们的葬礼——这不就是你们要的传统价值观复兴吗？
原文：请参见此处
[1] 热尼娅·别尔科维奇，俄罗斯戏剧导演，2020年指导了剧作《菲尼斯特——勇敢的雄鹰》，讲述了前往叙利亚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女性的悲剧命运。该剧在2022年获俄罗斯戏剧界最高奖项金面具奖四项提名。2023年，在极右翼分子举报后，别尔科维奇和该剧编剧斯韦特兰娜·佩特里丘克被捕，并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辩护”罪。检方认定，剧本中包含“女权主义的破坏性意识形态”，因而涉嫌极端主义。导演和编剧面临最高七年刑期。 [2] 格里戈里·梅利科尼扬涅茨，维权律师，俄罗斯最重要的独立选举观察组织“声音”的共同主席。今年8月在州长选举前被捕，并被指控“组建不受欢迎组织”罪，面临最高六年刑期。 [3] 俄罗斯读者数量最多的报纸，充斥着法西斯言论，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宣传工具。
